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里根政府提出“战略防御倡议”之前，在美国二战后的军备发展历程中并没有一个突出的导弹防御话题，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在冷战期间的相当长时间内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冷落。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始终强调的是惩罚性和报复性的核威慑战略，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其政治、战略和军事意义远大于研制和发展反导弹武器系统。
冷战时期美国所推行的核威慑，主体是进攻性威慑，或者报复性威慑，即通常所说的“惩罚威慑”。其威慑战略也主要着眼于使对方由于顾及可能招致无法承受的报复而不敢发动战争，吓阻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美国及其盟国有可能发动的常规或非常规力量攻击。这样的威慑战略的立足点在于制止战争，而不是在于想要进行核大战。因此，其威慑战略的核心，从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追求和掌握具有“确保摧毁”能力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将加强核武器的技术优势和发展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作为技术发展和确保战略实现的基本环节。[57]这一战略的逻辑是“报复”—“讨论”—“否定”。“报复”强调的是进攻性战略力量可以使得任何军事冒险或者战争成为难以有任何实际收益的行为，“讨论”强调的是威慑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相互要体认报复的结果，并视为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否定”强调的是利用核威慑遏止战争，阻止冲突向战争的升级，确保威慑的效果。[58]
另外，反导弹武器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成本费用，以及有关其有效性的怀疑等等，也削弱和限制了美国对这类武器装备开发的重视。美国的军方和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与发展防御性反导弹武器相比，优势总是存在的。因为进攻可以用大量的弹头以及诱饵，对敌方的防御系统实施饱和攻击和突击，或者对防御系统的雷达等探测设施进行干扰或者直接攻击，也可采取相应的“干扰”措施等等，来确保战略核进攻的可靠性。美国军方曾在60年代中期进行过评估，如果美苏爆发核大战，苏联向美国同时发射400枚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美国将同时遭受近1200个核弹头的攻击。要想依靠反导弹防御网来击落这1200个同时降落的核弹头，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研制出了有效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投入部署，并要能够同时击落1200个核弹头，其费用和代价是难以承担的。由于洲际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平均为音速的7.5倍，核弹头在重入大气层时的速度更是超过音速的10倍，而且是以大仰角进入。要从技术上做到对洲际导弹进行高精确度的拦截，即便是单一导弹的拦截，就当时的技术而言，是根本无法达到的。为此，美国军方人士认为，如果要给美国的“民兵”或者“大力神”洲际导弹设施添加反导弹系统，几乎是“画蛇添足”。美国著名的核防务问题专家罗杰·斯皮德在70年代末就曾断言：“威慑战略应建立在对美国战略力量生存能力充满信心的基础上。任何反导弹防御系统，不管是核装料还是非核装料，在目前或者将来，都是靠不住的，都不能提供可信的生存能力。”[59]
尽管如此，从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进行了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其研制的目的，不但是在技术上探索能否成功地发展出反导弹武器装备，还在于探讨有没有通过积极防御来阻挡来袭的导弹，并进而进一步增强核威慑能力的途径。50年代初期，美国就着手建立核时代的防空系统，最早是针对轰炸机进攻的。到50年代后期，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这样的系统，包括海上和陆上的雷达网，以提供远程预警。美国还制造出了各种型号的地对空导弹，发展了拦截性的战斗机，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以便把美国各地区的防空力量组成一个整体。但是，当洲际导弹出现后，这些系统则根本无法对付。
美国研究对付洲际导弹威胁的工作始于1956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艾尔罗（Neil H。MacElroy）责成美国陆军负责反导弹武器的研制。直到80年代初期，陆军一直是美国反导弹武器研制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拦截导弹的设计，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迅速地侦察、识别、追踪和锁定目标导弹。只有这样，才能发射拦截导弹并对来袭导弹进行拦截。这就需要出现巨大的技术突破和花费难以估价的费用。直到80年代之前，与进攻性导弹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比较而言，美国对反导弹系统的研制、投入和重视程度要远为逊色得多。
1962年6月，美国研制的“耐克—宙斯”（Nike-Zeus）导弹在拦截一枚目标洲际导弹的试验中获得了成功。为此，陆军就曾要求部署全美导弹防御系统，却遭到了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坚决反对。麦克纳马拉认为，反导弹系统的有限防御能力，远不如进攻性洲际导弹的威慑力更有效。他主张加强核打击力比部署防御性导弹更重要。同时，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导弹防御也可以分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这两种。“积极防御”包括发现、跟踪和击落来犯的导弹，即通常所说的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消极防御则是通过高沟深垒保护好自身的核力量，使得敌方的攻击无法奏效。[60]当时，第一代的美国洲际导弹需要在消极防御方面得到加强，以便增强陆基洲际导弹在遭受攻击时的生存能力。肯尼迪政府采取的显然是消极防御的方法。
肯尼迪政府一方面采取建立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发射井作为陆基洲际导弹的标准部署方案，同时加紧研制和发展潜射洲际导弹，将核导弹转移到大洋深处；另一方面，也推出了人防工程建设计划，以此来减少有可能出现核大战时美国人员的伤亡。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7月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人防工事建设计划，争取在全美建设5000万个地下掩蔽所，在战时拯救1500万美国人的生命。该计划得到了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他希望减少核大战时的目标损失，能够成为当时美国核战略的一部分。他热心主张从对“城市目标的攻击”转向对“军事目标”的攻击，以此作为加强威慑力的理由。
到60年代，美国也遭遇到了苏联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和研制方面的挑战。苏联先于美国在1962年开始于莫斯科附近建立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部署了称为“橡皮套鞋”的SH-01反弹道导弹。该型导弹装备有高爆炸力核弹头，最大射程640公里，具有在末端拦截来袭的敌方导弹的能力。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还着手研制用于摧毁敌方卫星的进攻性拦截卫星和陆基激光武器。这时，美国朝野和防务部门也对美国是否应该大力部署反弹道导弹武器展开了第一次辩论。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洲际导弹的爆炸当量不断提高，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来改进防御，进攻一方总能花费不多的力气很快找到对付的办法。根据美国科学家的计算，不论核进攻出现在哪一个等级，守方的花费都要三倍于攻方。[61]这一事实也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对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态度。当时美国的相控阵远距预警雷达在技术上也不过关，导弹的跟踪与监视手段在技术上还并不完全可靠。进攻比防御更为有利的观点在当时依然非常盛行。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从美苏战略均势稳定的角度反对“导弹防御”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并占据上风。1963—1964年，美国国防部和民间战略研究家开始对美苏导弹防御系统研发的竞赛进行了第一次深人和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都一致认为，加强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将对美苏战略态势产生“不稳定的作用”，容易诱发或者刺激某一方发动冒险性的核攻击。而且，导弹防御能力的可信度也非常值得怀疑。[62]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内，侧重的是进攻性威慑，认为保持足够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在吓阻战争的重要性上要远远大于防御性威慑。1965年，美国约翰逊政府取消了1961年肯尼迪提出的大规模修建人防工事的计划。
1964年，美国两位曾经担任过政府国防顾问的科学家撰文提出了“防御是危险的”论断。他们是曾任肯尼迪政府科学顾问的杰罗姆·威斯纳和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国防和工程研究司司长的赫伯特·约克。他们两人代表着一个科学家集团。这个集团当时已经在制定国防政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60年代后期更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曼哈顿计划中就从事核武器研究。虽然也有的科学家主张研制更大、更好的核武器，但是大多数人追随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观点，认为自己有责任阐明武器竞赛的危险性，并谋求用技术和政治手段控制核武器。[63]当时，正值1963年美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不久。这些科学家希望能够通过禁止核试验的发展而增强安全。他们不仅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而且警告说：“在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在核进攻面前的脆弱性问题。”为此，如果美国谋求建立反导弹系统，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因为“只要一方拥有此系统，就会使另一方的威慑力量完全失效，后者便会处于随时可能遭受对方的第一次核打击而无还手之力的危险地位”[64]。这样的观点在1957年美国军方提出的“盖瑟报告”（Gaither Report）中其实早就提到了。“盖瑟报告”评估了当时美苏核力量，提出了著名的“导弹差距”，主张美国必须加大力度发展洲际导弹。该报告就曾指出，发展反导弹防御体系会因技术的发展而导致新的危险性因素的出现，因而在50年代就反对研制反导弹武器系统。
总之，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虽然美国已经有了反导弹武器，但并没有进入部署阶段。美国在这一时期关于导弹防御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两种意见：一是这样的武器系统在巨大的核导弹进攻面前并不管用，二是如果美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执意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只能被视为是谋求核优势，其结果不仅会激起新的军备竞赛，而且也会增加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从而破坏美苏之间的“恐怖均衡”，增加核大战最终爆发的危险性。麦克纳马拉本人就持这两个方面的观点，他一直反对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60年代上半期美国没有部署“耐克一宙斯”反导弹系统，但对这一系统的研制没有中断。1962年，美国开始研制“耐克-X”反导弹系统。该系统采用两种核弹头拦截器，并在预警和跟踪方面采用了新的相控阵雷达。60年代中期之后，“耐克-X”反导弹系统研制成功，并被改名为“哨兵”（Sentinel）反导弹系统。该系统是“耐克—宙斯”系统的增强版。这时，处于同美国进行全球战略力量军备竞赛的苏联为了谋求对美战略优势，于1966年抢先在苏联本土部署了自己研制的“橡皮套鞋”反导弹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拦截导弹、导弹制导雷达和空间追踪雷达网等预警跟踪系统。这两个变化改变了美国政府对是否部署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看法。美国军方要求设立反导弹武器系统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军方非常不满的是，政府没有批准生产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而且麦克纳马拉不愿在军备竞赛方面花力气。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66年12月向麦克纳马拉提出建议，要求全力发展和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麦克纳马拉接受了这个要求。美国国防部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来解释从原来反对到赞成部署的原因，故意把此举说成是为了保护美国城市免受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的威胁，而不是用来对付苏联的导弹威胁。劳伦斯·弗里德曼（Rorrence Freedman）明确指出，实际上中国始终没有对美国形成现实的导弹威胁。[65]
1967年6月，美苏哥德斯堡首脑会晤时，约翰逊总统试图说服苏联放弃反导弹系统的部署，但苏联未予接受。随后，1967年9月，约翰逊总统下令美国部署“哨兵”反导弹系统，用以保护美国的主要城市。约翰逊总统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由于共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大做文章，向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为了争取在大选中连任，约翰逊总统以部署反导武器来突出民主党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重视。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本土部署反导弹武器系统。“哨兵”反导弹系统采取两层设防体系，其主要用途是保护美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它的作战程序是：首先以“斯帕坦”导弹在650公里高空拦截来袭的核弹头，然后以“斯普林特”导弹在30公里上空拦截漏网的敌导弹。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哨兵”系统转为保护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即便如此，麦克纳马拉对部署“哨兵”反导弹武器系统还是从战略上作出了保留。1967年9月，麦克纳马拉在宣布部署反导弹的同时，提出了“核战略的机制”问题。他说：“无论是现在美国手中已有的防御系统也好，或者是在可预见的将来防御系统的发展也好，都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一个无法穿透的盾。”“这里我们必须懂得：美苏双方的战略计划是相互影响的。不管他们或我们在建设核力量方面有什么意图或行动——乃至可以确实采取的行动——都必定会使对方作出反应。正是这样一种作用一反作用的现象给军备竞赛火上加油。”[66]麦克纳马拉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任何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存在着通过发展反导弹武器而使美国免于遭受核导弹攻击的可能性。其次，反导弹武器系统虽然只是一种“防御武器”，但其作用却是对于增加美国的核威慑力量起到补充和加强的作用。反导弹武器系统的防御性武器的性质，同样会被视为是在加强核攻击的能力。这就必然对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带来负面作用，增加了苏联对美国部署反导弹武器的怀疑和美国真实意图的猜忌。其结果，必然导致苏联进一步提升核导弹的攻击力，或者继续改进苏联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军备竞赛的升级也就接踵而至。
为此，麦克纳马拉回顾了美苏核军备竞赛发展的历史。他认为苏联之所以正在扩充核力量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误解了美国60年代初扩充核力量的目的，当时美国扩充核力量可能使人感到是为了获得“可靠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他说：“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他们超过美国，因为我们看到苏联从理论上说有可能获得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准确领会苏联的意图一样，苏联也不能准确领会我们的意图。结果，两国都使自己的军备扩充到远远超过对对方力量进行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的能力。这样一来，哪一方也没能获得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67]在这段话里，麦克纳马拉概括了“刺激—错误理解—反应”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对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和部署，就是这样的一种“刺激”。苏联不可能不对美国的这一刺激作出“自己的理解”，而又被美国视为是“错误反应”。这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虽然麦克纳马拉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一直从内心希望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可以有所“节制”。但客观上，包括防御技术在内的核导弹技术的任何发展以及进入装备领域，使这样的“节制”几乎不可能实现。
尼克松政府在1969年上台后，为了缓和美苏冷战局势和减弱美苏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在外交上主张美苏就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为了配合美苏之间限制战略武器发展，美国认为必须对战略力量的需求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是认为要限制战略武器的发展，就有必要发展保护美国战略打击力量的反弹道导弹武器，并以此同苏联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上相抗衡。为此，尼克松政府决定把开展反导弹计划列为战略力量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1969年3月14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将执行名为“卫兵”（Safeguard）反导弹系统的新防御计划。1969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部署“卫兵”反导弹系统。当时，相当数量的美国国会议员反对部署“卫兵”系统。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批准“卫兵”系统部署法案时，形成了反对票和赞成票数目相同的局面。最后，不得不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格纽投了一票，才勉强使得“卫兵”反导弹系统部署法案得到通过。卫兵系统在1971年实弹实验中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1969年11月，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正式开始进行。美苏双方都认为，为了保证美苏战略核力量均势的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限制战略力量发展，首先就必须限制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否则，反导弹武器的发展不受限制的话，即使战略进攻力量发展受限制了，有了导弹防御系统的“保驾”，限制发展了的战略力量的进攻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从而打破美苏战略力量均衡。
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在1972年5月推动美苏双方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简称ABM条约）。该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只能在各自的本土建立两个导弹防御基地，在每个基地只能部署100枚之内的反弹道导弹。1974年7月3日，美苏两国又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对ABM条约进行了修改，规定双方修建的反导弹基地裁减为1个。《反弹道导弹条约》无论是在美苏冷战史上还是在美苏（俄）军控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项条约以美苏（俄）双方冻结和放弃弹道导弹防御——战略防御——的形式，巩固了建立在单一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基础上的核威慑。条约也由此为核威慑战略和理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相互确保脆弱”（Mutual Assured Vulnerability，MAV），即双方放弃战略防御这个“盾”，只以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来建立战略平衡。
到1974年，美国已经在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司（Grand Forks）建成了第一个“卫兵”反导弹基地。1975年10月1日，“卫兵”反导弹系统正式开始运行。无论是“哨兵”还是“卫兵”反导弹系统，最大的缺陷是使用核弹头作为拦截手段，不仅容易造成核污染，而且成功率较低。1975年10月2日，也就是在“卫兵”系统宣布投入实战运行的第二天，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关闭大福克司“卫兵”反导弹基地的法案。1976年1月27日，美国国会批准关闭大福克司的“卫兵”导弹基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随即宣布终止该反导弹基地。但是，美国反导弹研究计划依然没有停顿。当时，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尼采标准”成为了一个被美国主流所接受的原则。该标准的具体内容是：是否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这样的防御系统应该能够有效地对付苏联的全面攻击；2.导弹防御系统应该具有抗攻击能力；3.系统的研制和部署费用应该合理。[68]尼采标准强调的是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部署，不仅要考虑可能由此引起的苏联的反应以及对美苏关系的影响，更要考虑系统本身技术的可靠性和费用问题。
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后，为了夺回对苏联的战略力量优势，一上台就提出了“重振经济”和“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口号，大规模增加军费，推行强硬的“以实力求和平”的对苏新战略。反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和研制重新得到了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80年代初，空间武器进入实战装备的有效性和可能性都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定向能武器的开发，为天基（space-based）反导弹武器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此外，美国的反导弹武器研制在拦截技术、预警、监视和跟踪能力以及制导精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84年6月，美国已经在技术上可以达到对来犯的目标导弹予以“击中—摧毁”（hit-to-kill）的水平，而不必再依靠传统的核弹头作为拦截导弹的爆炸部。另一方面，美国一些战略家也希望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财力和工业能力，通过研制反导弹武器进一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用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拖垮苏联，改变遏止政策失败后对美国不利的“恐怖均衡”的局面，改变美苏自60年代以来形成的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谋求对苏战略优势。[69]同时，里根政府也希望通过“战略防御倡议”抵消苏联在反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具有了对美国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从1980年起，苏联在莫斯科周围的4个导弹基地、8个发射场开始部署改良后的ABM-1B“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系统。这种改进型反弹道导弹射程为320公里，装有当量为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利用在大气层外进行核爆炸来摧毁来袭的目标导弹。ABM-1B反导弹发射架还具有在发射后两个小时内重新装弹再次发射的能力。当时，苏联还在加紧研制和生产SF-4和SF-8两种性能更为优越的高超音速截击导弹，一旦服役之后将大大提高其导弹防御的能力。与“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相配合，苏联同时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各种地空导弹发射架1万余架。在1983年后装备部队的SA-10和SA-X-12新型地空导弹，射程都在100公里以上。它们都是战略性防空导弹，又可以作为反弹道导弹来使用，具有击毁美国“长矛”式、潘兴Ⅰ和潘兴Ⅱ战术和中程核导弹以及某些战略核导弹的能力。此外，苏联在远距离预警、对美国导弹发射的监控等方面也做得十分到位。美国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曾经在1984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在核导弹的防御方面比苏联落后了10年。苏联在激光、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的发展方面也领先于美国3—10年。[70]到80年代初期，美国在导弹防御方面落后于苏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久，在里根总统的授意下，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里根竞选总统时的国防政策顾问丹尼尔·格雷厄姆在传统基金会的资助下，组建了“高边疆”研究小组，网罗了30多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空间工程师、科学家和军事战略家。该小组经过7个月的精心研究之后，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开拓和利用宇宙空间的总构想，并于1982年3月3日正式公布于众。“高边疆计划”的核心，就是通过发展在外层空间运行的反导弹武器系统，让美国的军事势力向太空发展，并从经济和军事两个角度来开发太空。该计划明确提出：“美国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我们在空间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应当在空间设防，以摆脱恐怖均衡等灾难性理论的束缚，应当挫败一切不祥的预言，开拓空间并使之走向工业化。”[71]
1983年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里根总统建议，应该大举发展战略性导弹防御计划，以便遏止苏联庞大、先进的进攻性战略力量有可能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核打击”。该项建议立即获得了里根政府的批准。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向全美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行“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简称SDI），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以弹道导弹防御来全面加强美国的战略防御力量。
里根提出，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美国一直是借助报复的前景来遏止侵略的，但“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的顾问们，特别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内，一直在强调冲破单纯依赖进攻性还击求得安全的必要性”。为此，里根表示：“让我同大家一起来设想一个带来希望的未来，那就是制订一项计划，用防御性的手段来对抗令人生畏的苏联导弹威胁。让我们求助于技术这样一种力量：它曾萌生了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给予我们今天享有的生活质量。”[72]这是导弹防御计划第一次系统地进入了美国的“核威慑战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成为了美国政府对苏战略的组成部分。它表明，里根政府决心改变自从50年代中期“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来，美国对反导弹武器系统的几乎一贯的反对性看法，决心改变核威慑只是应该建立在进攻性报复的各种战略设想之上的传统认识。里根政府决心利用技术优势和美国强大的物质力量改变在进攻性核力量方面美国的劣势，不惜诉诸“防御性威慑”来重新夺取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但是，SDI也将不得不面对因导弹防御系统的成功而打破美苏之间的核均衡，因而有可能招致苏联“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危险。里根在3月23日的电视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我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系统有其局限性并引起某些问题和费解。如果同进攻系统配合起来，也可以被看成主张侵略政策。但谁也不希望如此。”里根强调，“我们既不谋求军事优势，也不谋求政治利益。我们的唯一目的——也是全体人民的目的——是寻求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途径。”[73]为此，里根政府采取多种手段来构筑自己的安全战略。
（1）在核战略方面，既重视保持和发展攻击性核力量，也极力通过SDI计划发展导弹防御力量，力求做到攻守兼备、攻守平衡。为此，里根政府的核战略从“确保摧毁”向“确保生存”方向发展。里根政府力劝其欧洲盟国接受1979年12月北约作出的“双重决议”，从1983年起在欧洲如期开始大规模部署潘兴Ⅱ中程导弹和陆基“战斧”巡航导弹，平衡了美苏在欧洲战区核力量对比。美欧在防务问题上协调一致，既加强了美欧军事同盟，也改善了美国在欧洲与苏联的争夺态势。
（2）制订大规模扩充军备的计划。美国从1981—1985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总计11738.83亿美元。从1986—1990年的计划军费开支是20000亿美元。[74]如此高的军费开支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改善核力量方面，里根政府不仅决定部署MX洲际导弹，而且还决定研制B-2“隐形”战略轰炸机。在保持高强度“核威慑”和同时重视发展常规力量的前提下，里根政府提出“灵活反应”战略，主张打任何形式的战争，改变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一向奉行的“一个半战争”战略，认为不必去固定地假设打多少次战争，而是要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能够灵活地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
（3）在竭力追求实力的基础上同苏联保持对话，就裁军和地区问题同苏联进行了多层次的公开和秘密谈判。而且里根政府将谈判视为一种保持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政策。在限制和裁减中程导弹、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对苏强硬。苏联为了打消美国的SDI计划，曾多次在谈判中提议美国放弃SDI，苏联可以在其他方面作出相应让步，但里根政府不为所动。1986年10月12日，戈尔巴乔夫在与里根的高峰会谈时，曾提议美苏签署协议，到1991年各削减50%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到1996年全面取消核武器。而条件是美国承诺将“SDI”计划只停留在实验室水平，但遭到了里根的断然拒绝。
在“攻”、“防”两个方面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以SDI计划为依托，里根政府对美国核威慑能力的追求达到了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高峰。这时，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再一次表现出了“核威慑”提高，则常规军事力量（对外军事卷入）活跃化这一显著特征。1983年10月20日格林纳达发生政变后不到一周，美国就出兵占领了格林纳达，扶植了亲美政权上台。1984年5月，里根公开宣布，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都是美国要切除的“共产主义”毒瘤。在中东和非洲，美国也采取了明显反击苏联的姿态。美国在军事上加强了部署，如增加拨款建设在迪戈加西亚、阿曼、索马里、肯尼亚和埃及等地的军事设施，扩充了中东的快速部署部队，建立中央司令部统一指挥美国驻扎在这个地区的30万人的部队。里根一再表示要下决心，保卫波斯湾。为了打击亲苏势力，里根政府不仅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且还直接卷入了黎巴嫩的武装冲突。美国还出钱支持柬埔寨非红色高棉的反越武装力量，支持非洲各国的反苏势力。
1984年4月，为了统筹和管理SDI的规划、研制和部署，美国国防部下设“战略防御倡议局”（简称SDIO），任命了空军将领詹姆斯·阿伯拉罕森（James A。Abrahamson）为首任局长。3年后，里根政府又决定将SDI计划进行中的导弹防御系统从研制阶段进入到装备准备阶段。为此，1987年9月，“第二阶段战略防御系统计划”（简称SDS-PHASE 2）出台。这项计划表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构想、技术可行性和部署目标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该计划要求用15—20年的时间完成“星球大战”计划的技术准备工作，其目标是部署1000个天基和陆基反导弹武器系统，可以对付来自苏联大规模的导弹攻击。
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在美国掀起了自二战以来有关导弹防御问题的第二次争论。但是，随着冷战在80年代末迅速走向结束，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没有成型就胎死腹中了。但战略防御的概念无论在美国政策领域还是在学术界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在武器技术方面，克林顿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直接来源于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例如，使用击中摧毁/碰撞式摧毁（HTK）技术的陆基反导弹拦截器的技术构想和技术发展，都来自于星球大战计划。[75]
注释；
①猪口邦子：《战争与和平》，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②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参见A Parson Nels，Guided Missile in War and Peace，P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Ch。9.
④Robin Ranger，Humphrey Crum Ewing，David Wiencek，and David Bosdst，“Cruise Missile：New Threats，New Thinking，”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1995，pp。258—259.
⑤Aaron Karp，Ballistic Missile Proliferation：The Politics and Techn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37—44.
⑥A。Parson Nels，Guided Missile in War and Peace，p。35.
⑦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8—129页。
⑧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⑨有关苏联战略导弹发展的历史，请参见David Hollowa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⑩马尔索·费尔当：《空间战争：武器与新技术》，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1]Richard K。Betts，ed。，Cruise Missiles：Technology，Strategy，Politic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pp。1—29.
[1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London：Greenhill Books，1995，p。52.
[13]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导弹、核武器和军事航天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
[14]1973年，后来成为里根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Fred Ikle曾将核导弹形容为“doomsday catapults”，该词在西方曾广为流传。参见Alton Frye，“Banning Ballistic Missil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6，p。105.
[15]Janes Defense Weekly，December 24，1998，p。18.
[16]罗杰·斯皮德：《八十年代战略威慑》，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7]Steve Webber，“Interactive Learning in U。S。-Soviet Arms Control，”in George W。Breslauer and Philip E。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Westview，1991，p。785.
[18]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19]叶章蓉等著：《大国军事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20]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21]Roger Dingman，“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and Rosemary Foot，“Nuclear Coersion and the Ending of the Korean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3（Winter 1988—1989）。
[22]转引自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23]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24]Bonard Bloody，ed。，The Absolute Weap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6，p。4.
[25]Bonard Bloody，ed。，The Absolute Weapon，pp。24—63.
[26]Richard Betts，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Deterr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1987，p。22.
[27]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8页。
[28]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29]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第20页。
[30]B。H。Reedle Hart，Deterrence or Defense？London：Stevens Father and Son，1960，p。23.
[31]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20页。
[32]参见M。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1页。
[33]约翰·肯尼迪1958年8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上的讲话。约翰·肯尼迪：《和平战略》，纽约：哈泼和罗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37—38页。
[34]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274页。
[35]叶章蓉等著：《大国军事战略》，第103页。
[36]Robert S。McNamara，“The Military Role of Nuclear Weapon，”Foreign Affairs，Vol。26，No。1，Fall 1983，p。68.
[37]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1961年10月10日在弗吉尼亚州热泉城实业界理事会上的讲话。
[38]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284页。
[39]Richard Betts，“A Nuclear Golden Age？The Balance before P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1，No。4（Winter 1986—1987）。
[40]转引自罗杰·斯皮德：《八十年代战略威慑》，第18页。
[41]Bundy，George Kennan，H。McNamara，and Gerard Smith，“Nuclear Weapon and Atlantic，”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p。753.
[42]Gordon G。Sehloming，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intice-Hall，1987，p。93.
[43]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44]Richard M。Nixon，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Building for Peace，A Report to the Congress，February 25，1971，New York：Harper and Law，P。X。
[45]叶章蓉等著：《大国军事战略》，第110页。
[46]转引自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第189页。
[47]Raymond L。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pp。181—199.
[48]Gordon C。Schloming，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Englewood Cliffs，New Jersy：Prentice-Hall，1987，p。53.
[49]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22.
[50]资中编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
[51]阿瑟·施莱辛格坚信，战略核力量具有预防战争的作用。参见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5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53]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第863页。
[54]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
[5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第584页。
[56]同上，第586页。
[57]参见John Spanier，Games Nations Play，7th edition，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96.
[58]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New York：Addison-Welsey Education Publishers，Inc。，1996，pp。267—403.
[59]罗杰·斯皮德：《八十年代战略威慑》，第120页。
[60]Ernest J，Yanarella，The Missile Defense Controversy：Strategy，Technology，and Politic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8，pp。102—108.
[61]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52.
[62]Jerome Wiesner，Where Science and Politics Meeting，New York：McGraw-Hill，1985，pp。209—240.
[63]Robert Gilpin，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64]杰罗姆·威斯纳和赫伯特·约克：“国家安全与核禁试”，《科学的美国人》杂志，1964年10月号。转引自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295页。
[65]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298页。
[66]Robert S。MacKnamala，“The Mechanism of Nuclear Strategy，”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No。LVII，October 19，1969.
[67]Ibid。
[68]David B。Denoon，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Colorado：Westview，1995，p。21.
[69]John Spanier，Games Nations Play，7th edition，pp。186—218.
[7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星球大战——对美苏太空争夺的剖析》，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190页。
[71]同上，第10页。
[72]《参考资料》，1983年3月28日，第7页。
[73]同上，第8页。
[74]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75]HTK技术在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作用是靠高速的撞击力击毁目标导弹的核弹头或者生化弹头，其特点是减轻了拦截导弹战斗部的重量，使拦截导弹变得更加轻便；同时，可以避免使用核弹头作为拦截导弹的爆炸部，减少美国在导弹拦截中受核污染的可能性。而且，HTK在击毁目标导弹的性能上并不劣于核弹头或其他高爆弹头。例如，一枚50磅的HTK技术拦截弹头在击中目标弹头时，由于彼此都高速飞行，可以产生相当于1吨高爆物质所产生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