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被软禁，抱负和理想尽皆付诸东流，心灵忍受着撕裂磨啮的巨大痛苦，日夜孤独苦闷，愤不释怀。他不断写信要求去苏联、去陕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信件落入盛世才之手，日后又成为杀害杜重远的借口。
杜重远平时爱念岳飞词，喜唱京昆曲。这时，更常听见他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和“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
杜重远平时不动烟酒，此时晚饭后，常将酒杯顶在头上，又将酒杯摔碎于地下，表明宁为玉碎的决心。酒气四散，飞扬着他无可消解的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悲愤。那淡蓝色的天空，那血红的夕阳。
杜重远的夫人侯御之想劝他几句，没想到他倒有闲情，与她话起家常。他面对忠贞不贰、相濡以沫的妻子，深情地表扬她是“贤内助”，不但照顾好一切不要他分心，在上海他办《新生周刊》期间，还帮助他修改稿件至深夜；他说像她这样一个留洋回国的大学生，过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居然会同意他一起来到了大西北；他说他很感激侯御之，但引以为内疚的是，他给她落下了终身痛苦，要她看在他一心为国的分上，看孩子的面上，日后能够原谅他。侯御之听着杜重远近乎诀别的话，想到当时的处境，不禁潸然泪下。杜重远见此悲戚情景，倒又乐观地笑了，给她打气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巾帼女将也要有泪不轻弹啊，特别是处在逆境和敌人面前！”
杜重远和妻子话过家常之后，又变得活跃起来。白天，他加紧教女儿看图识字，并以女儿的语气写了四本富有寓意的《孩子日记》。黄昏，他用透明玻璃做银幕，画制很多硬纸壳人物，自做导演，演出一幕幕岳飞抗金，杨令公撞碑的爱国古剧，也演司马光砸缸，孙悟空大闹天宫等趣剧，引得孩子们笑个不停。
夜深了，他无法成眠，望着窗外无边的黑夜，往事汹涌而至，细密而又缠绵。
杜重远与侯御之在日本学习时相识，他们的家乡同遭日寇蹂躏。在杜重远的影响下，侯御之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两人回国后，婚期定于1933年2月2日。正当此时，热河吃紧，杜重远被邀去作战地宣传。他知道此去不仅婚期延误，也可能成为他俩的永别。然而以国为重、公而忘私的杜重远，还是应邀率领救国会成员和学生，组织起战地宣传队，奔赴前线。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热河失守。杜重远回到上海始与侯御之完婚。
1933年后，日寇侵华更加疯狂，而国民党对外拱手让出大好河山，对内则实行法西斯统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封。杜重远认为“抗日宣传不可中断，出版权力不容剥夺”，遂利用自己实业家身份和与上层人物的关系，接办了《新生周刊》。在发刊词上，他庄严宣布“本刊的一贯反帝立场”。《新生周刊》继《生活周刊》之后，为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同时再度遭到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当局借口《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侮辱天皇”的《闲话皇帝》，封闭了刊物，并宣布逮捕杜重远。上海法院发出传票时，杜重远正在江西为筹集抗日救亡经费创建光大瓷厂。侯御之曾劝重远暂避，免遭毒手，但杜重远不愿连累《新生周刊》同仁，于是赶回上海，挺身出庭。国民党反动派指使上海法院悍然判决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怒质问：“爱国何罪？”“中国法律何在？”旁听席上群情愤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
在杜重远的鼓励下，侯御之提出上诉。1935年7月20日，上诉被驳回。侯御之又向高等法院提出万言控告书，舆论哗然。在那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年代，侯御之奔走未能救出杜重远。为了照顾杜重远，她住在关押重远监狱附近的一个破庙里。当胡子婴、沈兹九、邹韬奋等来慰问她时，她不禁戚然。然而，杜重远依然坚定乐观。他既把囚室当成课室，夜以继日的读书学习，又把狱所当做抗日救亡活动的场所，借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探望的机会，积极宣传抗日。
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慑于舆论压力，将杜重远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来上海，特约杜重远密谈。之后，杨虎城借治牙病也住进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朝夕相处，商讨抗日救国大策。9月8日，杜重远刑满出狱，10月即去西安与张、杨晤谈。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三天，杜重远刚回到江西，就被陈立夫软禁。陈立夫认为杜重远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因而质问他：“西安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我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八一’宣言！”杜重远被押送南京并逮捕了杜手下十余人，直到蒋介石生还南京才被释放。
张学良被囚禁后，杜重远第一个去看他，问他有何话说，张默无一语。杜重远回到上海后，积极投入营救张学良的活动。他致函黄炎培、杜月笙，主张各界团结抗日，并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各方商讨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等五人作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重远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武汉和西北，利用各种集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的辉煌战果。他说，有八路军“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此时，杜重远的实业救国幻想已完全破灭，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也不再抱有希望。
新疆督办盛世才声称“亲苏联共”，邀请杜重远去新疆工作。为此，杜重远拒绝了国民党为拉拢他而许诺的种种高官厚禄，谢绝了美国友人劝他去美兴办实业的邀请，抛弃了东北、江西、云南等地的瓷厂。杜重远还动员夫人侯御之同去新疆，并写信劝说侯御之正在武汉报考大学的胞弟侯立达也去新疆。侯立达是位爱国青年，欣然接受杜的建议。
1941年5月，正是万象更新，姹紫嫣红的时节，但明媚春光丝毫也不能照亮盛世才的阴暗心里。18日，当迪化城隐没在大雨倾盆的夜色里的时候，公安管理处的黑色汽车停在重远家门前。一伙人闯进家中抄家，对杜重远说：“盛督办请你去谈话。”
侯御之不明了“谈话”就是盛世才惯用的捕人方法，但已情知不妙，趁杜重远换衣服时小声问：“怎么是公安处来人请？”
“他们保护我，”杜重远微笑说。走出家门，重远又回过头来安慰妻子：“我去去就回来！”
侯御之站在如注大雨中，呆望囚车远去，轰然有泪冲进眼眶。这一夜，她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和远近的狗叫声，彻夜未眠。
杜重远被捕，一夜之间厨师佣人全部撤走，家中席卷一空，粒米无存。一天又一天，侯御之天天都有数不尽的磨难和艰辛，软弱无助几乎淹没了她的心。侯御之想烧壶热水，还要到远处打井水。入冬以后的塞外出奇的寒冷，北风逼人，井边冰滑。她这位学生出身的文弱女子几次滑倒，险些做了井下之鬼。提水回来的路上，盛的特务暗放路障，使她跌倒在地，扭伤腰，椎间盘脱出，痛彻肺腑。孩子幼小，邻里又不敢同情“叛逆家属”。侯御之的情绪像波涛一样澎湃泛漫，阻止不了自己的眼泪。她喊叫一夜，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侯御之连续去特务机关要人，最后都被侦缉队强行拖回，几至气断身亡。
盛世才捏造罪名，诬陷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并别有用心地要毛泽民主审。在审讯室内，杜重远慷慨陈词，揭露盛的阴谋。审讯结束，毛泽民据理说明，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纯属捏造。
1943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漫天黑漆漆的冷。深夜12时许，一辆小轿车开进督办公署楼后，停在盛世才的住舍围墙外。车内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盛的内勤卫队长，另一个身着军装，体形高胖，是军医处处长侯汝弼。侯汝弼手提小匣，由卫队长引领，迅速走进会客室。会客室的长条桌上，摆着四个大玻璃盘，盘内放着新鲜水果，另外四个玻璃碟内放着小竹签及茶杯、烟灰缸等。盛世才及时到场，示意卫队长回避。在他亲自监视授意下，这位军医处长立即动手，戴上口罩和胶手套，打开小提匣取出注射器，从小纸盒内取出一管“高效慢毒水剂注射液”，小心地吸入药液，注入一个大而好的柠檬苹果内，然后把外皮擦净消毒。盛将这个苹果做了暗记，即放回大玻璃盘内。
第二天午后2时许，两名武装卫士引领着杜重远，来到盛的会客室。盛世才对杜先生寒暄了几句，表情非常悠然自得。他说，今天是星期日，我的心情很愉快，特请重远兄聊聊天，随便吃点水果。谈到被拘禁情况时，盛虚伪地说，老朋友受委屈了，关于涉及重庆的来往信件，已查清没啥问题，过几天待手续具结后，准备欢送你们全家回重庆。盛世才亲自动手由盘内拿起一个大而好的柠檬苹果，用小刀削净皮切成四瓣，放在碟内插上竹签，双手递给杜重远。杜重远以感谢的心情起立接过，很自然地吃了两瓣。盛边说话边拿小刀走向墙边洗涤手和刀后，又从盘内取了一个柠檬苹果，用小刀削皮切开，放在果碟内插上竹签也照样吃着。谈话约一小时，盛说有事外出，恕不留客吃饭了，请原谅。杜重远辞别后，仍回拘留所。
两个星期过去了，杜重远突然患病，发高烧，昏迷，饮食难进，吐泻不止。延至三日，体不能支，五日，床不能起，头不能抬。盛世才伪装关心，派其心腹指定医生诊断。军医处长侯汝弼给杜重远再注射毒针两支。杜重远咽气时半个身子和一条腿在床沿下。血淋淋的现实让他心灵彻悟和哀痛，最后遗言是：“我受盛世才欺骗，只求速死……”尸体用毡子裹着，拉到“东花园”高墙下，埋于一土堆中，后又将土堆挖走，毁尸灭迹。
盛世才在害死杜重远的同时，又将侯御之和孩子囚禁，断食断水。多年的苦难，使她身心交瘁，失去了挣扎下去的勇气。但她对丈夫的忠诚惊天地、泣鬼神，柔弱的心灵决不向残忍的现实低头。她想起杜重远在狱中最后一次送出来的条子：“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望你好好照顾孩子，务必抚养他们长大成人！”她又强自挣扎起来，找出一点从内地带来的早已过时的果酱，每日喂给孩子几匙，以延续生命。
周恩来电盛探询，为杜重远说话；宋庆龄、董必武、高崇明等也不断来电来信援救；还有沈钧儒、黄炎培，南通的实业家张謇。当时有声誉的第一流知名人士，都给盛世才打电报，让他放杜重远出来。盛世才感到将杜重远全家害死于狱中，难以交代，于是生一毒计，将侯御之和孩子移囚于新疆医院结核病房内。很快，侯御之和孩子都染上了肺结核。大女儿更因每夜目睹晚期结核病患者大口咯血而亡的惨状，惊吓过度，患了小儿精神紊乱症。至此，盛世才将侯御之和孩子放回家中，企图使她们一家病亡。
1944年秋，杀人如麻的盛世才，被国民党调往重庆任农林部长。监狱打开，侯御之才获知杜重远遇害。但如何被害，埋于何处，均不知其详。侯御之日夜查询，跑遍了新疆七大监狱，无数小监狱，渺无结果。她夜晚归来，行人已断，独有冷月当空；她仰望苍穹，泪如泉涌，默祈杜重远冤魂保佑孩子；她又擦干眼泪，固执地不愿相信杜重远已死。
她在预备监房看到胞弟侯立达，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被折磨得浮肿难立，几无人形。可怜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由姐姐和重远抚养成人的爱国青年，竟遭株连，无辜监禁五年。她迫切问弟弟关于杜重远情况时，胞弟默默无言，潸然泪下。杜重远遭受不幸了，她似被雷电击呆。她的眼泪已被深痛的哀伤和愤怒灼干，“有泪不轻弹”也在潜意识中起作用，竟没有留下一滴泪水。事后，胞弟逢人常说，姐姐当时的镇定，惊呆了在场的狱卒。她懵懵懂懂摸回家中，看到孩子，两个小的病在床上，大女儿拿着方字块模仿爸爸当年教她识字样，教弟妹看图识字。三个孩子永远不能再叫一声爸爸了；她两眼一黑，昏倒在自家门前。
抗战胜利前夕，侯御之满腔悲愤，拖着三个病孩回到重庆。杜重远一生抗日，倭寇终于投降。胜利之夜，她守着病重的大女儿，独坐斗室。她听着满街笑语喧哗，看到一片狂欢景象，分外怀念杜重远。她想到他壮志未酬，白骨无存，遗下三个幼儿于贫病交迫中，纵有千般酸楚，亦无处话凄凉。她想到从此生死两茫茫，感受到一颗心无处交托的悲伤。在爆竹声中，竟失声痛哭。
侯御之不顾盛世才在重庆对她的威胁利诱，于1946年向国民党政府控告盛世才“杀人枉法”，请求“明正典刑，以申冤抑”。但她的一纸呈文，怎抵盛世才万两黄金。岁月这把雕刀给侯御之的脸上和心灵，都刻上了深刻的皱纹。
全国解放，侯御之和孩子们重返阔别已久的上海，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她和子女都得到妥善的安置。
邓小平于1983年9月题词：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