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7日，夜幕沉沉地披垂下来。软禁在“刘公馆”的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刘西屏、潘同被投入第二监狱。同一时刻的夜幕之下，公安管理处的特务冲上三角地招待所的楼房。裹着黑衣的特务用狡黠的腔调说：“督办请你们各位到西大楼开会去，快请吧！”四辆黑色小轿车在万籁俱寂中穿梭，送走一趟，再拉一趟，把三角地的20多人全部拉走了。
郑亦胜和胡鉴上的是第二辆车。汽车不走市区大道，拐弯抹角从偏僻的土路把他俩拉到第四监狱。两名警察上来把他俩架进一间房子搜查，衣服口袋翻了个遍。两人的手表、钞票、钢笔、纸张、皮带、衣服、扣子等物品都被拿走了。
“我们要给盛世才打电话，为什么要把抗日有功、建设新疆有功的人关起来？我们坚决抗议这种非法行为！”
“二位先生别生气，兄弟奉命把你们接到这里来，不是要关你们，而是因为近日迪化国民党兵增多，怕你们不安全，把你们接到此处完全是为了保护！”一位警官模样的人连忙说。
他俩那一把无名怒火，冲天而起，难以压抑，拍着桌子吼道：“好一个‘保护’，关进监狱保护起来了，亏你们说得出口！我们不需要你们‘保护’！我们是无罪的，赶快把我们释放！”
两人被强拉硬拽，分别关进牢房。
曹建培上了车，便衣特务掏出手枪抵住他的背，两旁一边一个挟着他。汽车驶得飞快，只几分钟，就进了第四监狱的大门。他刚下车，特务吆喝一声“把头蒙上”，就把他披在肩上的大衣盖在他的头上。他被牵着拐了几个弯，只听“啷……当……”一声响，被人一推，跌进牢房。“老曹，你来了吗？”从牢房里传来声音。他取下蒙着头的大衣，认出是高登榜蹲在那里。
李云扬、马肇嵩、王谟、于村四人关在1号牢房。他们整夜没有合眼，小声漫谈。当晨曦在寒冷中颤抖着爬上小铁窗时，他们高声向狱卒索要纸笔。狱卒拿来一支短铅笔和写有“案犯请示单”字样的窄纸条。李云扬撕去了“案犯请示单”的条头，在条上写了我们没有犯罪，为何要捕押囚牢的抗议书，让狱卒转交盛世才。
2月8日夜，狱卒送来铺盖。四人见未送来书籍，当即提出质问，并让转告狱方当局和盛世才，迅即发还一切书籍。
没有书读，没有笔写字，没有报纸看，四人就商定分别由各人系统地介绍在新疆工作的情况与经验。李云扬谈了在喀什、巴楚等地政权工作的情况，马肇嵩谈了在和田、博乐文化教育岗位上的情况，王谟谈了在喀什报社的情况，于村谈了在迪化担任反帝会文化科长、文化协会歌咏科长、戏剧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时的工作情况。大家任意驰骋，思接宇宙，心系万民，详细介绍了所见所闻。
几天之后，狱方送还了他们的马列主义书籍，内有毛泽东抗战救国言论集和新疆当地翻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书和一些古文及俄文书。他们从此在阴暗的牢房里开始学习，没表计时，便用狱卒发来供熏房内大小便臭气的土香计时，每日点六至八根，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马列理论，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文化或俄文。没有纸，便用狱卒发来供大便用的麻纸代替；没有笔，便用牙膏铅皮翻过来卷成铅笔；没有报纸看，便在去厕所或放风的路上拾狱卒丢下的烟尾巴，狱卒多用报纸卷莫合烟，打开烟尾巴有时可以看到一点零星消息。
他们号子四个人各就本人读过的理论及古文所获心得，彼此作了汇报交流。李云扬就所读近代文学选篇作了关于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心得体会发言，阐述了中国近代名人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经过，直到马列主义与中国结合，中国革命开始面貌一新的情况。
2月底开始，每月一次收到李云扬爱人伍乃茵送来吃的、穿的、用的。第一次送来的东西中有苹果，一个上刻着：“咫尺天涯，欲言难语；望君珍重，后会有期。”
3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他们放风回号过胡鉴门前时，胡鉴攀在铁窗上，用手摸腮示意胡子，并向右侧挥手示意李宗林昨夜已被提走。李宗林满脸长胡子，大家称他为“胡子大哥”。他们两号便在厕所里建立了联系，还用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建立了通讯密码，获悉李宗林于3月上旬被提走一直未归。
四人与胡鉴、白大方、陈清源交换了对时局的估计，都感到李宗林走后未归，一定是过堂去了。为了配合李宗林在法庭上的斗争，为了先发制人地不让盛世才有任何幻想，有必要采取绝食斗争和写抗议书以抗议大逮捕，但感到各号单独斗争力量单薄，必须联合各号一致行动。
3月下旬，他们与5号也打通了联系。从信中获悉，林基路、马殊在“三八”节前后转走了，一直未归。该号除住高登榜、曹建培、段进启外，还加了不久前从八路军办事处临时驻地“八户梁”抓来的陈谷音。陈谷音带来了一些办事处的消息，说自他们于1942年9月17日被捕，办事处门外军警布岗，门外窗户全部钉死，为此也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5号牢房给他们的第一次信中便转过来林基路在离号前写成的两首歌，《囚徒歌》与《思夫曲》。歌词感人至深，由陈谷音谱了曲，成为牢中每日起床时必唱的歌曲。激昂澎湃的旋律感人肺腑，并因愤怒的诠释而日益嘹亮。
为设法弄到最近的报纸新闻，四人预先计划利用放风机会趁狱卒停留在散步场时，由三人用拉话方式拖住狱卒，李云扬一人先回号，路过紧靠号房的狱卒住房时，闯进去拿放在桌上的报纸。他们从拿来的报纸上看到苏联红军已经打过第聂伯河，非常欣喜。
郑亦胜、许亮、谷先南、谭庆荣的号房不易联系，问房内几个人，仅画个团鱼伸出四只脚在厕所墙上。不得已，只好由散步场回牢号时，趁狱卒不注意，强行从其窗口投进纸团，促他们赶快按指定秘密“信箱”来信。与该号正式打通联系，已是5月了，得知谷先南因重病于3月间去过养病室。谷在养病室曾听到“外面情况不好”。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更加强了联合绝食斗争的准备，以配合李、林、马在法庭上的斗争。并且盛世才可能接着提审大家，在提审以前先予以有力抗议行动，以杜绝其可能有的幻想。
关于联合绝食斗争的目的与要求，复食的起码条件，以及抗议书的写法，费了多次往返通信商议，直到6月底止。由于盛世才贯于搞秘密审讯，绝食斗争的口号应是严正要求盛世才立即宣布无罪释放，并送回延安；否则立即举行有人民群众代表参加、有新闻记者旁听的公开的法庭审讯。关于复食的起码条件是，盛世才本人亲自派人答复或立即宣布无罪释放或举行公审。各号抗议书按交换意见由各号自拟。
曹建培号子里四个人都和狱卒顶了嘴，狱卒把监狱长张思信请了来。张思信怒气冲冲地跑进号子里，指着曹建培和高登榜、段进启三人，吼道：“把他们都给我带走，叫这些共产党知道我张某人的厉害！”张思信话音刚落，就有十数只手拧着三人的胳膊往外拖。路上张思信在后面向狱卒嘀咕了几句，段进启被放了回去。曹建培和高登榜被带进一间刑房，给高登榜戴上一副铁镣，也放了回去。张思信手里握着三尺来长的皮鞭，走到曹建培面前狞笑一声，提起皮鞭向他身上猛烈地抽打。
“你爱捣乱，你爱砸门，想暴动，我有办法对付你！”
“我们是爱国志士，你们为什么无理囚禁我们？你们是汉奸、卖国贼！”
这更激怒了张思信，张走到刑具堆前，亲手拣了一副特制的脚镣，指示爪牙给曹建培戴上。高登榜戴的脚镣是用铁环组成的，曹建培戴的这副脚镣，是用两根方棱铁柱中间夹着一个公母活动结构组成，套在脚踝上的铁圈全是一寸多厚的菱形铁环。
“你要再闹，给你戴上一副铁套裤。”张思信又命令爪牙拿出一副铁套裤来。铁套裤是一副圆圆的铁环，套在膝盖上，强使小腿与大腿贴在一起，再在腿弯中横插一根铁棍，把铁环扣起来。戴上铁套裤之后，就只能跪着爬行，不能走路了。
“脚上那副镣子已够他受的了，如果他还要捣乱，再给他戴上铁套裤吧！”张思信身旁的爪牙讨情地说。
曹建培拖着笨重的脚镣，从刑房回到牢房，双脚感到异常的困难和不自在。他走到牢房，脚背上的袜子全被铁镣的棱角磨穿了，连皮肉也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淌了出来。他弯下腰，用手提着脚镣，坐到炕头。夜深了，同志们都已呼呼入睡。他戴着脚镣进被窝，只能仰卧，不能侧身。他鞭伤脚伤阵阵疼痛，羞辱与愤恨交织的感情在胸中翻腾，一连三夜未能闭眼。
监狱长、狱卒经常对他们辱骂毒打，加之林基路、马殊、李宗林从号里提出后没有消息，人身安全成了问题。因此，已经联系上的四个号子决定，开始绝食斗争。
绝食在7月的一天开始。早晨开饭时，四个号子同时宣布，并发出抗议书。监狱长张思信赶忙跑来，声色俱厉地威胁他们不许绝食，追问四个号子是怎么联系上的，并嚷着要打他们的板子，给他们带脚镣。他们严正告诉张思信，必须立即把抗议书送达盛世才。抗议书所写的要求如得不到盛世才本人的正式答复，决不复食。张思信立即转身告诉狱卒去拿板子来，可他走后再没回来。
绝食头三天，他们照常出去放风，以后都躺下不能动了。四五天后，曹建培脚步挪不动，头脑昏沉沉，胃里好像有干稻草在摩擦，难过得作呕，呼吸也短促起来了，倒在炕上仿佛被悬在半空。这时，曹建培才真正体会到，绝食斗争是一种生死斗争，所需要的勇气一点也不比炮火连天杀声震天的战场上少。
往常，一日两餐，每人只有两个又酸又硬的馍馍，一小勺咸菜，一碗白开水。那几天，狱方天天送来包子、饺子、面条，纷纷劝他们复食。
第四天上午，于村被架了出去，不一会回来说，来了个公安管理处的人，说抗议书已转给盛世才，但还未批下，让大家复食等批，被于村严加拒绝。第五天上午，李云扬被架出去，仍然是公安管理处的人，话还是那一套，被李云扬严加拒绝。那人气急败坏地说：“难道你们还要给政府下命令不成！”第六天没来人，他们同号四人互相鼓励，并风趣地说：“闻名于世的印度甘地为期六天的绝食中还吃羊奶，我们不吃任何东西度过了六天，比甘地坚强得多……”第七天上午，李云扬又被架了出去。来了一个督办公署的人，说是盛世才已批复，同意公审，等大家复食后身体稍复原即可开始。李云扬问说话能否算数，来人说他是正式代表盛世才来答复的。李云扬回牢商议之后，同意暂时复食。复食后，王谟一直卧床不起，情况危急，被狱卒抬走。
新疆被囚的共产党人，进行过多次绝食斗争。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国民党接管监狱以后，除老弱病残与家属小孩外，全体集中关押在第二监狱时。国民党狱方当局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逼迫他们脱离共产党。许多人受刑，或被关入黑牢。乔国桢、吴茂林因病，在狱中死去。他们以绝食抗议狱方当局法西斯式地逼迫脱离共产党的审讯。几番酷霜，几番死劫，艰难痛苦湮灭不了仁人志士的血气和肝胆，反而愈能砥砺志节、弘扬意志，但也有人被沮丧笼罩、忧伤消沉，成为叛徒或当了逃兵。航空队有六人脱党出狱，其中一人因被安排在警察学校学习而自杀。段进启、黄永清忧郁彷徨，产生动摇；敌人又通过其老婆张玉兰、周玉梅诱降，终于双双脱党出狱。值得一提的是，段进启、黄永清等后来参加了新疆地下革命组织“先锋社”，为迎接新疆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