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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童心说

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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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1527~1602),字卓吾,我国明代思想家。他提倡“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人生来所具有、未被世俗以及各种思想、学说所熏染的“本心”、“真心”,也就是天生的那颗“自然之心”。李贽认为人的“童心”之失的根由,是“多读书识义理”,批判矛头指向代表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推崇人性的天赋自然。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龙洞山人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腐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腐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选自《焚书 续焚书》,李贽著,中华书局1975年版)

“译文”

龙洞山人在为《西厢记》写的序文末尾说:“聪明智慧的人,别讥刺我‘还保留着一颗童心’,这就可以了。”童心,是真心。如果以为不可以有童心,是以为不可以有真心。所谓童心,就是完全没有虚假,纯粹的真,是最初根本的一念之心。如果失去童心,就失去真心。失去真心,就失去真人(的资格)。人不是真人,就完全不再有当初的本性了。

儿童,是人生的开始;童心,是心灵的本源。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失去呢?那么,童心为什么会很快失去了呢?恐怕在人的启蒙时期,一些感官信息会通过耳朵和眼睛进入内心,占据孩子的心灵,童心慢慢失落。长大之后,又有很多道理在闻见的积累中逐步形成,这些道理会取代童心的位置,童心愈加失落。久而久之,道理、闻见日益增多,所能感知、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然后又明白美名是好的,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知道恶名是丑的,便挖空心思地遮盖掩饰,这样一来,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的道理、闻见,都是通过多读书识义理而获得的。古代的圣贤,又何尝不读书识理呢?但是,圣人们不读书时,童心本来就存在着,纵使多读书,他们也能守护童心,不使丢失。绝不像那些读书人,反而因为多读书识理而蒙蔽了自己的童心。如果读书人会因为多读书识理而蒙蔽了童心,那么圣人又何必多余著书立说来堵塞读者的心窍呢?童心一旦蒙蔽,表现在说话上,就是言不由衷;被任用参与政事,那么政事就没有根基;如果写文章,也就无法明白畅达。如果不是内怀美质而自然表现出美好来,如果不是真诚实在而闪耀出光辉,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一句有道德修养的话也得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童心受到蒙蔽,而外来的闻见道理占据了他的心灵的缘故。

既然以闻见道理为本心,那所说的都是闻见道理的翻版,而不是从童心自然发出的。说的话虽然动听悦耳,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难道不是以假人说假话,办假事,写假文章吗?因为这个人已经是假的,则一举一动无所不假了。因此对假人说假话,则假人必然爱听;对假人谈论假的事情,假人必定很高兴;拿假文章和假人谈,假人必定会赞赏。无处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天下都是假的,凡人怎么分辨得出真伪。即使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但湮灭在假人手里而完全不被后世所知晓的,难道还少么!为什么呢?天下最好的文章,无不是出自童心的。如果童心长存,则道理不盛行,闻见没有立脚之地,则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一种题材文体都可以写出好文章。诗歌何必非要推崇《昭明文选》,散文何必非要效仿先秦。到了六朝,古诗演变成近体诗。到唐朝,古文发展为传奇。后来有了金代院本,元人杂剧,《西厢记》,《水浒传》,还有当今应科举的八股文,都是古往今来的好文章。因此绝不能以时代先后作为评判文章好坏的标准。所以,我对那些发自童心的文章感触最深,实在用不着言必称六经,言必称《论语》、《孟子》。

六经、《论语》、《孟子》,不是史官过于褒奖推崇之词,就是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再不然的话,也是那些迂阔的门徒、懵懂的弟子们,追忆老师的言语,或有头无尾,或记得后忘了前,或是根据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写下来成了书。后代书生,不明此理,就以为都是出自于圣人之口,而奉若经典,又哪里晓得,这其中大半根本不是圣人说的呢!即使真有圣人讲的,也是有的放矢,就像对症下药,根据不同的对象开药方,以点拨那些懵懂弟子、迂阔门徒罢了。正如对症下药,药方不能一成不变一样,这又怎么可以就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呢!六经、《论语》、《孟子》已经变成道学家的工具,伪君子的藏身之地了,显然绝对不能和发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语。呜呼!我又到哪里去寻找童心未泯的真圣人,与他一起探讨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