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敏 冯伯英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农历春节的前一天)侵华日军调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1000多名日伪军，对冀东地区丰(润)滦(滦)迁(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枢——潘家峪村进行血洗，杀戮爱国同胞1237人，烧毁房屋1100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在丰润县城东北60华里处。该村始建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世代繁衍，至惨案发生前，全村有220户人家，1700口人。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松青柏翠，果木成林，盛产龙眼葡萄，是个美丽富饶的村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抗日斗争。这里比较早地发展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7年底，共产党派红军团政委李润民、营长孔庆同到冀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武装暴动训练军事干部。1938年春，孔庆同来到潘家峪，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
同年7月，冀东爆发了有10万工农武装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潘家峪正处于暴动的中心地带。教师潘巨川、潘润之以及潘作新、潘振东等30多名青壮年，首先投入这一斗争，并动员出本村地主、富农的20多枝长短枪支，发动群众为暴动队伍筹集粮款。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支援抗日斗争。
1938年秋，冀东抗日大暴动因西撤受挫，整个冀东斗争形势一度转入低潮。但是，潘家峪人民没有消沉。他们和西撤受挫回来的抗联战士共同坚持分散隐蔽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冬至1939年间，是冀东恢复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潘家峪一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堡垒村，这里设有八路军的军事修械所和被服厂，后方机关和军队常驻在这儿，部队也常来这里休息和整训。
日军为摧毁潘家峪一带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潘家峪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设有王官营、下水路、徐庄子、兴城、火石营等多处日伪军据点，经常到潘家峪等村进行“清乡”和骚扰。
在此期间，日军为“强化治安”，普遍建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把王官营伪警察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日伪据点向各村征粮、要柴，潘家峪坚持不交一粒粮，不交一根柴。
从1940年春开始，潘家峪便已建成抗日一面政权村，成为冀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丰滦迁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给予日军以愈来愈沉重的打击。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在日记中记载：“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年底二三年时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一百三十多次，然而潘家峪的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五十多次。”当时日伪人员提起潘家峪，往往谈虎色变，胆战心惊，这更激起日军对潘家峪的仇视。
1941年1月25日潘家峪大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日军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伪丰润县县长凌以忠(兼伪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日本军部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参加会议的有：
佐佐木二郎(日军驻丰润县公署顾问)；
凌以忠(伪丰润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
田中忠男(驻丰润县日军指导官)；
秃田(日本人，丰润县新民会成员)；
森本(日本人，驻丰润县宪兵队长)；
董蓬林(伪丰润县公署顾问室外事秘书、合作社翻译)；
田宝文(伪丰润县公署翻译)；
李继贵(伪丰润县警备队副大队长)；
王治国(伪丰润县警察所所长)；
赫孝鹏(伪丰润县警察所督察长)；
李连生(伪丰润县警察所特务系系长)。
陆心醰(伪丰润县公署秘书)。
会议中途还把伪县公署建设科长汤连荣、财政科员钱桂唐找来，询查道路破坏与安全情况，以及筹措所需钱粮等事宜。
会上，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得意地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去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
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诫我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讲得何等明确，就是要“惩罚老百姓”，而且要彻底，不许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一场意欲灭绝一切的大血洗。
1941年1月25日拂晓前，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日伪军，分别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围了潘家峪。
大约早晨七八点钟，日军进庄挨门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残疾病人，都强逼到村头集合，有不去的，当即被杀害。潘风柱七十八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搜出，一战刀把她砍成两截，肠子、血流了一地。村里人们被驱赶到村西一个长约十丈、宽约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里集中，坑边架设着机枪，四周围站满了日军。日军官开始训话，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进而逼问群众，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言声。
此刻，日军从人群中拽出30多个男人和妇女，说是让他(她)们去给做饭。有不愿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与此同时，日军在布置杀人场。
合作社翻译董蓬林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聚集，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力，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
日本兵和特务们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里铺垫了很厚的一层。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军端着刺刀排列在由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两旁，然后强逼人们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说：“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了。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3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愤怒，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在人群中照准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冀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军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裹进了浓烟烈火和枪弹包围之中。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围了上来，在刺刀下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拼！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其他人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惟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烧成半焦半黑。她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了血污……
潘成74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挑去给日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军又举起老人7岁的小孙女，扔入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4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机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烧，忙从压在身上的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墙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燃烧起一片大火，浓烟里蹿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7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
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本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血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雷烨随同丁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赵尚全(区长)、吴玉山(区长)等来到潘家峪。先是到潘家峪周围村庄慰问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现场。雷烨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写了《惨杀场视察记》。文中写道：……
石桥边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们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很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已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戳伤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灵强烈震颤，使我们永远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陈群团长带领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们，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们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冀东党政领导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八路军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血腥的大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以后更加巩固，后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跃，人民抗日斗争更加坚决了，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从1952年始，又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愤的潘家峪惨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带广为传唱。沧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