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春
四面环山的马家峪，在遵化县城南60里。村西越过山岭10里就是遵(化)唐(山)公路，南面绕出山口前的屏障是丰润县北山，北面和东面都是高耸入云的高大山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村西山沟里建有炸弹厂；村东山洞里贮存着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的军用物资，并住着八路军的伤病员。八路军和民兵还经常从马家峪出发，去破坏遵唐公路和日军的物资运输。日伪军在马家峪一带不断受到袭击。于是，日军蓄意对这一带进行报复。
1942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二日)，驻丰润县左家坞的200多名日伪军，由日军佐佐木率领，在马家峪村北面的大屯官村屠杀无辜群众，马家峪人民闻讯，当晚纷纷跑到深山躲避。留在庄里的多数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打算等天明再去山里躲避。没想到翌日(20日)凌晨，日伪军就包围了马家峪。天一亮，端着刺刀的日伪军把50多名老人和200多名妇女逼到村中心五道庙坎下听“训话”。五道庙坎下是一条30多米宽的大壕沟。老人们蹲在壕沟北面，妇女们坐在南面，四周架着机枪。日军还在人群前点起一堆大火，把从各户抢来的门板、饭桌子、农具等架起来焚烧。
“训话”开始，日军头目佐佐木先嘟噜了几句，翻译官翻译说：“这里是‘匪区’，今天皇军来，是找八路，找八路的伤病员，找八路的东西，交出来没事，如果不交出”，他顺手一指会场西北面挖好的一个1丈2尺长宽、4尺多深的大坑说：“统统死了死了的！听清楚没有？嗯！”群众鄙夷地注视着他。
突然日军将从会场外面抓来的一个叫徐浩林的老人推到人群前面。日军扯下他的棉袄，问他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里，徐浩林不说话。日军抽出东洋刀，用刀背试砍他的脖子。徐浩林还是不吱声。日军翻转刀背，猛地一刀，将徐浩林的脑袋砍落在地。孩子们吓得哇哇地哭着往母亲的怀抱里钻。翻译官吼叫着：“不许哭！”日军又让保长徐兆光提着徐浩林的头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翻译官威胁着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日军走进人群，把50多岁的徐从林拽了出来，逼问谁是八路，哪里有八路的东西，徐从林摇摇头，没有回答。日军一刀把他砍死。接着又从人群中拉出王合奎，推到沟西坎上的院子里，边问边打。王合奎破口大骂，直到打昏过去，骂声才停止(傍晚，日军走后他才苏醒过来。鼻梁骨被打塌，至今落残)。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徐兆灿等八九个人继续打，徐兆灿也骂不绝口，也被打得昏死过去。
时到中午，日伪军们杀猪宰鸡，在村里吃午饭。吃饭时留下部分人员监视着群众。饭后，日军干脆不再问了。把搜庄时抓来的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4个老人驱赶到会场西北角的柴草垛上，然后将柴草垛点燃。徐兆喜等被烧得疼痛难忍，喊叫着往回跑。日伪军用棍棒把他们打回去。4个人衣服都着了火，身上冒着油。只有徐兆耕忍着剧痛冲过火堆，东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不动，幸免于难。其他3人被打昏后，倒在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日军见没有人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也没有人交出八路军的东西，就用镐头、木棒四处乱打。会场里的男人们被打得来回挤动。当挤到一块时，日军就从高坎上往下扔大檩条砸。马玉如老人突然站起来喊：“跑吧！不能等死！”说着他便沿着农坎根向南跑。跑出十几米，被日军开枪打死。徐景顺正患病，也被日军从家里赶了出来。他拄着棍子，蹲在人群的北边。日军从他背后猛砍一刀，头被砍落，尚连着一层皮，垂挂在胸前。鲜血染红了壕沟，尸体和被打昏的人倒了一地。
太阳偏西，日军将还没有被折腾死的30位老人，由两个日本人各拽一个，拽到会场西面干水沟的沟沿上。另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逐个地把他们杀死，尸体扔在沟里。对已昏死过去的徐兆兴、王贵云等5人，也拖来扔在沟里，用土埋上。
日伪军走了，躲在深山里的群众陆续回村，赶紧扒开土，抢救亲人。经抢救，徐兆兴、王贵云、王敬仁等5人被救活，会场东面几户人家的院子里，还发现了被烧死的王景福、马文成和被凉水灌死的王景明。这次日军“扫荡”，马家峪共有43人被杀害(其中1人系丰润县胡各庄来马家峪住闺女家的)。这43人，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自此，马家峪人们，把老年人遇难的地方叫“老人坑”。
当时马家峪被围的200多人中，有不少人知道西山里有八路军的炸弹厂，东山藏有八路军伤病员的岩洞。日军那样血腥屠杀，始终没有人告密。刚围庄时，马玉福的妻子正在洒水，准备扫地。日军要赶她出去。她将手里的水盆朝日军砸去，当下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向日军求饶。等日军一走，她把儿子王守孝(后来改的名)叫到跟前，嘱咐他和王树柏、王树荣等10名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1943年2月中旬，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队伍在马家峪北面大山(即芦各寨南山)被日军围困。马家峪人民，依然冒着枪林弹雨上山给八路军送水送饭，夜里给部队带路，下山突围。马家峪人民前仆后继，支前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