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兴隆县城向北，过了土城头再折向东行驶，便来到了獐猖山北边的大水泉乡。当地有一股从庆丰一带流淌出来的潺潺泉水，在这里与獐猖山南部而来的横河相汇。
乡政府前面有一个自由市场，乡下人来这里出售农产品，城里人在这里摆上卖服装的摊点，商品充足，人声鼎沸。
这是我的第三次兴隆之行。此次的采访重点，是要了解当地人所说的瘟疫究竟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称：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数为400多人。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而兴隆县编写的《十万骸骨的碑记》则记载为：1943年，因伤寒等瘟疫流行，全县死亡者达6000余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为此，我想实地调查一下它的真正病因。
李合(89岁)、管瑞枝(68岁)、孟庆宽(70岁)三人的口述：
日军是从1940年开始“扫荡”这里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村里死了很多人。
右起：李合、管瑞枝、孟庆宽我家(管瑞枝)有3口人被杀害，死的是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
我(李合)家共8口人，死了两人，伤了两人。被日军杀害的是我母亲和我的大哥。我大哥叫李永，是在白马川被敌人杀死的。敌人还取走了大哥的心脏，煮熟后当了他们的下酒菜。二哥李贵的身上溅上了别人的血后倒下不动，没被敌人发现，才免于一死。
大水泉“人圈”是1943年2月建成的，里面住着300户2000多口人。到日本投降时，圈内人口是700多人，死于瘟疫的有600多人，被日军杀死的有700多人。那时，西北沟门就有个死人堆。这里一直驻守的是满州国军。
日军投降时是八路军来接收这里的，大家都跑离“人圈”返回各自的家里。
瘟疫最厉害的是1943年4～５月，每天都死2～３人。一直持续到9月前后。仅孟庆宽一家就死了15口人呐。
这种病的症状是头昏、意识不清、呕吐、泻肚、不能进食、发疹。有的患病后当日就死了，也有的过2～３日，或5～６日死的，再长一点儿的也过不去10天。凡是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红斑点，中医说这叫“羊毛疔”。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王玉兰究竟是什么病？我也弄不明白，便决定一个月后再采访一次。我想，人们所说的瘟疫，大概是把几种病都混在一起了吧。这回我不问病名，只打听病状。
现将第二次采访管瑞枝、孟庆宽、王玉兰(77岁)的口述整理如下：
A。所谓“羊毛疔”的病症是呕吐、高烧、全身疼痛、无力、食欲不振，身上出红点，患病后1～２天死亡。据当地中医诊断，原因是卫生条件恶劣，受心理性压迫所致。其治疗方法为用银针刺胃，用吸球，或是用火罐拔淤血。轻者可治愈，重者根本无效。
B。高烧、呕吐、泻肚、脓血便(当地人称为红白痢疾)。
C。发烧、出疹、脸部、脖子、眼睛均呈红色。此症儿童居多，也有少数大人起痘疮。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1日
厂沟
曹德安(66岁)、曹德恒(58岁，支部书记)的口述：曹德安曹德恒1943年集家并屯后，到了第二年的3～6月，这里闹起了瘟疫。症状是红白痢疾引起发烧，浑身无力。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凡是得上这种病的人几乎都死了。从发病到死也就两三天吧，总共死了200多口人(记载是265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这个村集家后是200户，1000多人。每家都挤住着4～５户。曹德安的父亲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红白痢疾死的，这一家就死了3口。另外，曹德恒的爷爷和大伯则死于瘟疫。除红白痢疾外，这里还发生过疟疾，打摆子，一阵一阵发高烧。
日军从双庙和白马川调兵到半壁山，然后便开始向“无人区”进攻。
仅在厂沟，三年间就有23人被杀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庙村后枪杀的。讨伐队驻在鹰手营子，那儿离厂沟约50里，每隔4～５天就过来几个讨伐队的人。那是1944年的秋天，由于这里没盐吃，有4个人搭伙到遵化买盐去了，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讨伐队抓着给枪毙了。唉！只要进了“无人区”，被抓着就得死。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