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村民们讲，他们把落到山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气球割开后，里面立即喷出一股气体，人一闻就出现眼睛流泪、头痛、呕吐及头昏等症状。此后，当有人将气球捡回去用作铺盖时却发现，其材料既不是塑料，也不是纸和布。因当地人还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所以就把它说成是用“日本纸”(和纸)制造的，而且人们还说，当时并没发现粘贴气球用的糨糊痕迹。不仅如此，据说气球溅落的草地都枯黄了，人接触后也出现了体内水肿及皮肤溃烂等症状。因此使我想起，七三一部队林口防疫给水支部长癡原秀夫的供词中就有一项涉及到了气球炸弹之事。见原秀雄供词，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160—161页。
癡原供词中的第五项：“经纬度炸弹”(气球炸弹)
“林口防疫给水支部的细谷少佐曾对我讲过，从昭和18年(1943年)起，内藤中佐便与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共同实施起了‘经纬度炸弹’的研究计划。
据细谷分析，它可能是在气球上安装了引爆装置后，再将炸弹吊在气球上的一种武器吧。一旦气球飞临所需到达的经纬度时，引爆装置会自动点燃炸弹引信，使炸弹落下爆炸(也可以将炸弹换成细菌弹)。
我认为这种气球炸弹的试验，多半是在筑波山或东京附近某个气象观测所的山上进行的。因为只有那里地势高才便于气球上升。此外，我还记得在《每日新闻》或其他什么报纸上也看到过这类报道，说是美国洛克西的山火就是因气球炸弹落下而引发的。
另外，由于制作气球的材料是丝纸，因而导致当时生丝市场上的价格一度飞涨。”
除此之外，在常石敬一编译的《目标石井部队》中，还收录了编号为资料45、68的两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洛克西气球爆炸案”的调查报告，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改造后的气球炸弹有可能在特定地域中落下”。
据武田英子的《地图上消失的大野久岛兵工厂》中记载：“早在1933年，日本就有了开发气球炸弹的设想，当时吴东军还特意试制了一个小型样品。但直到1942年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才开始对此进行全面研究。至1944年初，才将图纸最终交给陆军兵器总部兵器需品料去负责制造。正式生产气球炸弹时，兵器需品料还从全国各地的丝纸业者及明胶业者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原材料”。引自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人野岛毒气工厂》第146页。
另据报道，当年军方还动员女学生们参加了糊制丝纸的劳动。见林英大：《女人们的气球炸弹》，亚纪书房1985年版。
据说从1944年11月至翌年4月期间，从日本的茨城县大津、福岛县的勿来、千叶县的一宫先后放飞了直径10米的气球炸弹9300只，它们借助于偏西风慢慢地向美国方向飘去。但据美方当年7月20日的统计，这些投放的气球炸弹中，真正飘到美国本土上的只有285只。可能是考虑到昼夜温差大及远距离投放等因素，此次投放的气球上并未携带细菌弹，仅携带了自动引爆装置和炸弹(燃烧弹 2～4 枚，杀伤性炸弹15公斤)。
车河堡一带落下的气球形状大小不一，但直径都不大。很多村民都说没看见飞机投放气球的事，那么气球又是从哪里飘来的呢？但有一个人分析说，大概是飞机走后人们才发现气球的，所以我也认为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飞机上空投的。很难想象当时从承德离宫放飞的气球上会装有一种能自动控制它降落到超过1000米高的群山中的装置。
那些从飞机上投放的气球确实携带着毒气炸弹，或许其中也携带有细菌武器。但车河堡一带出现的口鼻出血及皮肤溃烂等症状绝不是病毒引发的流行性出血热，而是糜烂型毒气所产生的症状。
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在赤湖两岸的激战中，日军于22日拂晓使用了大量的剧毒武器，造成众多中国士兵口鼻出血”。引自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文章《日军在赤湖放毒，我两营官兵中毒》，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68页。此外，1939年11月20日顾祝同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也说：“日军向我浩山北阵地进攻时，使用了大量毒气，导致众多士兵口鼻出血牺牲。经军区检查后证明，日军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弹”。引自上饶顾祝同致何应钦电(1939年11月20日)，(2)—787—2760，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4页。上述事件都发生在江西省。另据当年曾在迫击炮队服役的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向敌人阵地发射了30枚窒息型毒气弹。见北村伊助笔供(1954年7月20日)，(1)—119—352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8页。
1941年6月29日，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经检验判明，日军使用的是糜烂型芥子气和窒息型(碳酰氯)与喷嚏型混合剂的毒气弹”。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致何应钦电(1941年6月29日)，(2)—773—872，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00页。
虽然我不清楚车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么病症，但从症状来看，当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气的感染，因为混合型毒气造成的后果大体与当地受害者的症状基本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