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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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问题

摘要:中国是否应该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曾有争论。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与国民经济的总规模、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证券市场的要求相比,证券市场的规模仍相当小,还应有大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受各种条件的决定,其结构具有许多特点,在证券的品种结构、上市公司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投资者结构、上市公司的规模结构、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不发达、不完善的特点,它们都给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运行带来了种种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承担了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的繁重任务。从实际情况看,通过把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为公司筹集资金的目标实现得较好,而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方面则实现得不大好。这与这些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有很大关系,它使得许多公司不能建立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或者建立后形同虚设。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也未能较好发挥。这表现在上市公司的业绩上。虽然总的说来上市公司的业绩好于非上市公司,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逐年下降。近来,为了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加快了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的步伐,这造成许多企业的上市仅仅是为了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不注意企业的改革和改造。上市公司的质量下降,甚至为了上市筹集资金,有些企业在改组为上市公司中弄虚作假。展望2020 年,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已经建立,而且将较为完善,相应地,中国的证券市场也会有巨大发展,将较为完善并能有效运行。虽然到2020 年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但目前就应该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解决,以便增强证券市场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概况

中国证券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

1990 年12 月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有8 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1991 年4 月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1991 年7 月3 日正式运作,有5 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由此拉开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帷幕。但是,在一段时期里,对中国应不应该发展证券市场有很大争论。有些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引入资本主义制度。针对这种争论,1992 年邓小平先生在南巡讲话中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允许看”,是对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者说的,“坚决试”,是对支持者说的。他把证券市场看做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他的讲话极大地激励了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1992 年10 月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仍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此过程中证券市场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人更加强了反对态度,并把它称为“泡沫经济”,认为它只能鼓励人们投机(在中国,长时间里“投机”一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被视为犯罪)。因此,证券市场一直戴着“试点”的帽子,未取得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地位。

但是,在邓小平讲话以后,既然中国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那么,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是必定要发展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随着整个经济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变,面临市场中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从前,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可以由政府的财政予以补贴,以后,财政的赤字越来越大,已经无力承担巨额补贴,只得把这个负担转给国有专业银行,国有专业银行几乎承担着国有企业对全部资金的需要,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背上了对银行的沉重债务,不仅要归还借款本金,而且要归还利息。国有企业的亏损越来越严重。它们拖欠银行的到期债务形成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银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国有企业无路可走。人们想到,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发行股票,不仅可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把它们改组成为现代的公司,而且可以从证券市场上筹集资金,解决它们的资金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看到了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的作用。随后,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从此,证券市场不再是“试点”,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而是必须存在和发展的了。

虽然,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发展还是相当快的。到1998 年年底,上海和深圳共上市各种证券1011 只,在各种证券中,股票931 只(其中A 股825 只,B 股106 只),基金29 只,国债31只,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8 只,其他证券12 只。上市公司851 家,股票发行总股本 2345.36 亿股,市价总值19505.65 亿元。各类证券年成交金额46300.77 亿元,其中股票23544.25 亿元,国债21600.79 亿元,基金1016.89 亿元。1991 年股票市价总值109.19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1997 年股票市价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23.44%,1998 年这一比重则为24.52%;1992年股票成交金额681.24亿元,1998年比1992年增长34.6倍。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与国民经济的总规模相比,其规模仍相当小,更远不及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1994 年股票市价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美国为71.1%,日本为70.3%,香港为450%(见《上海证券报》1996 年4 月14 日)。发行证券作为直接融资的渠道在中国的资金流量中占的比重仍很小,其中股票的比重更微不足道。1995 年在金融资产的总流量中间接融资占71.5%,国际资本占24.1%,储备资产变动占5.6%,直接融资仅占7.0%,其中国债占3.0%,企业债占2.8%,股票占0.1%,其他占1.1%,股票的比重很小;而在企业的金融负债结构中贷款占63%,从国外借入占30.9%,其他占14.1%,发行证券仅占1.8%,其中债券占-0.7%,股票占0.1%,其他占2.4%,股票的比重也是微不足道的。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结构

中国证券市场的结构存在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各类证券中,国债、基金、金融债和企业债等的数量很少,如截止到1998 年底,它们各自只有31 只、29 只和8 只,国债品种少,大多为1~3年期债券,不利于政府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基金不仅数量少,而且每只基金的规模也很小(除了最近发行的5 只新基金的规模为20 亿元以外,以前的老基金每只大约只有几千万元),因此,基金的发展很弱,在证券市场中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债券发行很少,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差有很大关系,有些企业债券到期后企业无力支付,认购者往往找承销的银行要求兑付,这使得企业债券的信用下降。为了进一步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需要改变证券的结构,应增加各类基金,增加每只基金的规模。国债的品种应增加,更多发行3 个月、6 个月、9 个月的短期债券以及10 年以上的长期债券。

第二,在上市公司的产业分布结构中,1998 年底工业类518 家,商业类86 家,金融类3 家,地产类27 家,公用类57 家,综合类134家。这种分类自然不大准确,因为许多上市公司都不是从事

单一的业务,而往往是多角经营的。工业类的公司居多是合理的,但金融类上市公司太少,则并不合适。这虽然与中国的金融业不发达有关,但更与对金融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的控制太严有很大关系,因为担心金融企业发行股票后,如果经营不善会带来广泛影响。事实上,金融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对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作用。深圳发展银行的骄人业绩使得其股票不仅价格高升,而且成为深圳证券市场的龙头股,对深圳的股票市场、对深圳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影响。为了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有更多的公用类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中国证券管理部门曾公布过重点支持发展的上市公司的产业类别,但实施的情况不甚理想,例如农业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就极少。

第三,1998 年底,在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中,华东277 家,中南20 9 家,华北122 家,西南96 家,东北92 家,西北55 家。

这种地区分布与两个交易所位于上海和深圳有很大关系。在交易所建立的初期,上海和深圳利用其便利条件使本地的企业大量上市。当时,内地的政府部门(除四川等少数地区外)还不大了解发行股票对发展本地经济的意义,对本地企业发行股票没有热情。此外,这种地区分布也与企业的状况有一些关系,华东和中南(主要是广东一带)的企业的经营状况较好,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较多。以后,各地认识到企业上市可以筹集到大量资金,有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都纷纷想让更多的本地企业上市。证券主管部门采取分配上市指标的办法,上市指标成为一种极稀缺又极珍贵的资源,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竞相争取。在指标分配中,证券主管部门照顾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实际上,分配上市公司指标已成为政府分配稀缺的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计划分配上市指标的办法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种办法也确实不符合证券市场的平等竞争的规则,需要改变。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运用这种计划分配的办法,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有一定作用,否则大量的资金会通过证券市场从中西部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废除计划分配上市指标的办法后,如何使那些不发达地区能从证券市场上吸纳资金,还有待探索。此外,也应当看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好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它们经过改造可以达到上市的条件。四川长虹集团的股票已成为上海证券市场领头的股票,就是证明。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应该有更多的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

第四,再看看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结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1997 年6 月底上海证券市场中,A 股开户投资者持股的比例为:个人占94%,机构占5%,自营占1%。这就是说,在证券市场中流通的股票基本上为个人所直接持有,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比重很小。这种投资者结构与发达的证券市场中的情况很不相同。个人投资者的比例,1989 年英国为18%,1990 年日本为22.6%。不仅如此,根据《中国证券报》发表的资料,1997 年,在个人投资者中,月收入不足500 元者占31.1%(其中200 元以下者占9.8%),500~1000 元者占38.4%,1000~2000 元者占19.4%,2000~4000 元者占5.9%,4000 元以上者占5.1%(以上合计为99.9%,少0.1 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月收入低于1000 元的低收入者占69.5%。在个人投资者中下岗人员占6.5%,离退休人员占12.6%。而且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的比重上升得最快,前者1993 年仅占1.2%,后者1993~1996 年占6%~8%,目前,二者已占19.1%。此外,在证券市场炒股者中,50 岁以上者占22.6%,其比例还在上升,1996 年以前只占13%~15%左右。个人投资者投入股市的资金的数量分布是:5000 元以下者占5.2%,5000~10000 元者占11.4%,1 万~5 万元者占34.8%,5 万~10 万元者占20.7%,10 万~30 万元者占17%,30 万~50 万元者占6%,50 万~100 万元者占2.9%,100 万~300 万元者占1.2%,300 万元以上者占0.7%。这就是说,占72.1%的个人投资者属于10 万元以下的小额投资者(以上资料引自《中国证券报》1998 年3 月31 日、4 月1 日,何拄峰:《我看’97证券市场系列报道》)。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这种结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是由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投资者,而且是收入低、资金量小的投资者,甚至不少人是失业下岗的职工,他们参与股票买卖的目的是急于摆脱生活的困难,想迅速赚点钱,他们不想也无力作长期投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证券市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而投资性则很弱。其反映是中国股票的换手率很高,如1997 年上海市场的换手率为326%,深圳为466%,而其他国家和地区股市换手率一般只有百分之几十,纽约股市1997 年的换手率为66%,伦敦为44%,东京为33%,香港地区为91%。

二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个人投资者承受风险的力量很弱,他们的心态不平稳,股市的稍微大一点的波动都会引起他们过分的反映,或者急于购入,或者急于抛售,从而引起市场较大的震荡。1993 年2 月16 日上证综合指数为1558.95 点,1994 年7 月25 日为325.92 点,相差4.78 倍。仅以1997 年来说,上证综合指数的最高点为5 月12 日的1568.999 点,最低点为元月6 日的913.841 点,在短短的4 个月时间内上升了71.7%。

三是这些个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了解差,掌握的信息少,很容易被各种谣言和传闻所误导,被一些大投资者所操纵。在股市上亏损的投资者往往是那些小的个人投资者。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证券市场亟须培育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发展投资基金,使那些小的个人投资者通过投资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这不仅可以减少他们的投资风险,而且有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增加其投资性,减弱其投机性。

第五,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规模过小,在1997 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 年的平均总资产为13.26 亿元,平均净资产为6.05 亿元,1996 年相应为11.97 亿元和5.54 亿元。这是证券管理部门实行计划分配股票发行额度的办法造成的。由于许多企业要求成为上市公司,在分配到的股票发行额度内,各个地区、各个部门为了让更多的企业上市,上市的公司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小,有些上市公司只有5000 万元净资产。由于资产太少,这些上市公司不易发展和经营,而且容易被大的投机者所操纵,容易引发股市的波动。1997 年证券管理部门改变了计划分配的办法,即不是分配股票发行的数额,而是分配新上市公司的数量。这样,为了能从股票发行中获得更多的资金,各个地区和部门,在分配到的上市公司数量内,尽量让大公司上市,于是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规模加大了。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为了能通过企业上市从证券市场筹集更多的资金,各个地区和部门又往往采取各种办法把上市公司人为地做大,有时把几个企业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组建一个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资产规模虽然大了,但由于是拼凑起来的,公司内部存在许多问题,难以正常经营。

第六,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环境,这就是,经济体制还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对是否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曾有争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不同的意见,等等。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会有许多特别的地方,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的设置就是其中的一点。从组建上市公司的最初起,主管部门就强调让国有企业上市,而在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强调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保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还不允许国有股流通。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这些法人股大多是国有企业投入的,因此大多也是国有股,也不许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STAQ 系统和NET 系统流通)。此外,还设置了内部职工股,实际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 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证券市场流通的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部分股份。如,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上市的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家拥有股份占59.4%,境内发起法人持有股份占7.39%,内部职工股占3.02%,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占20.34%,境内上市外资股占1.87%;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新上市的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家拥有股份占34.71%,境内发起法人持有股份占34.65%,内部职工股占3.61%,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占22.1%,境内上市外资股占1.51%。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 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 股、B股、H 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产生了一些问题。

首先,能够在证券市场流通的股份只占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不能流通,从而不能在流通中进行重组,这就大大限制了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证券市场进行收购和兼并只是最近才多起来,而且大多限于对没有国有股或很少国有股的一些小公司的收购和兼并。对那些大的、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或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比重较大的公司是无法进行收购和兼并的。

其次,不许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是以账面净资产按股票的票面价格(每股1 元)计入上市公司的股份的,它们中新投入的资本也是如此。而个人流通股则是其他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投资者)按股票发行时的溢价或上市后的市价购买的,其价格几倍于股票的票面价格,因此,出现了同股而不同价,这些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就已经吃了亏。这是不公平的。

再次,保持国有股在众多上市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实际上是困难的,而且会使国家付出巨大代价。以上海的证券市场为例,在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有股的比重几乎逐年下降,1990 年为66.8%,1996 年为45.2%,1998 年为39.96%。这是因为,在上市公司配股时,国家没有钱购买配给的股份或者没有优良的资产置换配给的股份,只得放弃配股的权利,或者以转配股的方式以低价卖出配给的股份,这使得国家失去了配股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国有股的比重迅速下降。

最后,要求原来的国有企业在改组为上市公司后国有股都要保持控股地位,还给这些公司和证券市场带来其他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谈到这一问题。

三、证券市场与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一个特殊情况,这就是它与国有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给中国的证券市场带来了一些特点和问题。

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证券市场主要有两个功能: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而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来说,还有另一个功能,这就是为改革国有企业服务。这是因为,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遇到了巨大困难。

首先,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国家所有的,这就使得政府与企业很难分离,各个政府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都可以干预企业的活动。企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命,更使得企业必须听从政府的指挥,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没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的。这不仅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会使国有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

其次,国有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至今国有企业未能自负盈亏。国有企业大量亏损,亏损企业占全部国有企业的40%以上,1996、1997 年的上半年甚至出现了亏损总额超过利润总额的净亏损。在政府财政无力补偿企业的亏损后,企业就把沉重的债务转嫁给国有银行,在银行中形成巨额的不良债务。国有企业还有大约1/3 的冗员和众多的退休职工,大约15%的非经营性资产,这些都构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再次,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鲁利玲的一项研究,1996 年底,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0.79%,不良债务占25%,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不良贷款占银行不良资产的77.8%。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亏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实行“拨改贷”(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后,财政不再向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企业所需的资金,由企业从银行借入。

最后,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落后,没有市场竞争力,由于资金短缺,又无力更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为了改变国有企业的这种状况,人们主张把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发行股票,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达到以下目的:

第一,在改组为股份公司后,企业的财产主体多元化了,国家只是其中一个股东,在股份公司中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的治理结构,从而可以实行“政企分开”,避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同时改进经营管理,并使企业得以成为市场的主体,按照市场的规则行动。

第二,在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发行股票后,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筹集大量资金,从而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并可用于扩大企业规模,改进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解决冗员等各种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后,广大的投资者将时时刻刻监督公司的状况,从而推动公司的经营管理。

从上述认识出发,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也就是为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服务。这表现在:

首先,把发行股票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途径。因此,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到1996 年底,在上市公司中,由政府和国有企业绝对控股的公司占70%(不包括国家参股和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保守估计,这些企业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达1120 亿元。如果加上国有股相对控股的公司,募集的资金实际超过这个数目(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国企改革与证券市场》,1997 年7 月)。1997 年发行股票又筹集资金1325 亿元,相当于前六年筹集的资金的总和,其中绝大多数注入到了原国有企业。到1997年底,政府确定的512 家重点企业中已有186 家成为上市公司,100 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40 家成为上市公司,120 家试点企业集团中已有59 家成为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金,使改组后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平均比同类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降低20个百分点以上(见证券监管部门的资料)。从上述情况看,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只是着眼于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解决它们的资金困难,中国的证券市场将面临巨大风险,甚至最终会堵塞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的路。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一些地方和部门不负责任地将一些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通过“包装”(实为伪装)的办法上市,甚至要求一家国有企业必须先收购兼并另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才能成为上市公司。因此,近来一些新上市的公司的质量下降,正在失去投资者的信任。有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半年内就出现亏损,只能用它在发行股票时欺骗投资者来解释。近来,股价的下跌多少反映了投资者的不信任感。

其次,通过把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国有企业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如“政企不分”),这个目标的实现远不如筹集资金的目标的实现那样顺利。除了一部分国有企业在成为上市公司后,在企业制度、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较大改革以外,许多上市公司与改组前并无多大区别。有些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上市后不在改革上下功夫是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市公司依旧为国家控股,在有些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有股占70%以上。在这样的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极易形同虚设,完全由“国有股东”说了算,而国有股东的代表大多就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往往既是总经理又是董事长,公司的一切都由他决定,与改组前没有根本变化。既然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甚至绝对控股地位,那么,公司的负责人,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就必定要由政府任命,他们自然要听命于政府,因此,政府仍会以各种方式干预公司的活动。正因为如此,这些上市公司仍被看做国有企业,继续保留着国有企业的一些管理体制,这些体制与股份公司的管理体制发生激烈的摩擦,例如,通常说的“老三会”(企业的党委会、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与“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摩擦。

如前所述,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在证券市场上,企业的资产采取了股票、股权的形式,它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发达的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信息集中而透明,在众多的投资者的参与下,股票指数的变动基本上反映着宏观经济的走势,各只股票的价格的变动也基本上反映着各个公司的业绩变化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股票价格的变动引导着资源向业绩好、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流动。在证券市场中,通过股票的买卖,进行着公司间的收购和兼并。这些都促进着资源配置的优化。但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尚不显著。这同中国证券市场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首先,在证券市场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原来的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它们继续由国家控股,由非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上市公司极少。这样的上市公司的结构使得在证券市场中难以开展充分的公平的竞争。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在许多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有股、法人股(大多也是国有股)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它们不能流通,这使得其他公司无法控股这些公司,收购和兼并这些公司。虽然近来允许少量国有股、法人股通过协议转让,但事先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这就大大地限制了证券市场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那些由国家控股的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则感受不到来自证券市场的压力,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它们对进行改革与改进管理并不迫切。

由此可见,把发展证券市场仅仅作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帮助它们走出困境的办法,并基本上只让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以及要求这些企业在改组为上市公司后国家继续控股,不仅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功能,而且也难以达到改革国有企业的目的。

四、上市公司的业绩

上市公司的业绩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说,上市公司的业绩应该优于非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应该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的(例如,在上市前必须连续3 年盈利等),在改组时一般都将不良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出去,同时这些公司上市后还可以筹集到大量资金用于公司的发展与改造,它们的负债率也远低于非上市公司。实际上,从总体上看,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比非上市公司要好。1993 年上市的51 家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在上市后四年平均比它们上市前两年平均的劳动生产率高1.55 倍。1996 年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每百元销售实现利润为9.05 元,相当于未改组为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每百元销售实现利润的5.69 倍,销售利润率前者为9.7%,相当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销售利润率的5 倍,净资产收益率前者为9%,后者为1.5%,前者也高出5 倍。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资料,1996 年底在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挂牌的530 家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总值为1380 亿元,比1990 年这些公司上市前增长了851%。有些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的变化更为突出。例如,1992 年,也即上市前,上海石油化工公司的总资产为115 亿元,销售收入为36.6 亿元,负债率为75.41%,权益比率为24.59%,该公司上市后,通过两次发行A 股和三次发行 H 股,1996 年总资产达190 亿元,销售收入达 122 亿元,负债率降到34.21%,权益比率提高到65.79%(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编:《国企改革与证券市场》,1997 年7 月)。长虹集团、深圳发展银行等上市公司也都有良好的业绩。

但是,也应指出,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对改组成为上市公司只注重于从证券市场上筹集资金,不注重进行企业的制度改革和管理的改进,特别是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国有企业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并要求以收购和兼并亏损企业作为获得上市指标的条件,上市公司的质量下降,甚至出现为获得上市指标而制造虚假报告的情况。从统计资料看,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在逐年下降。从1992 年到1998 年,净资产收益率由14.28%下降到7.97%,每股净资产由2.56 元下降到2.50 元,每股收益由0.37 元下降到0.199 元。再从1998 年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来看,1998 年底以前上市的815 家(扣除不含A 股的上市公司和1999 年新上市的公司)A 股上市公司中净利润亏损的共有76 家,亏损面为9.33%,高于1997 年5.15%的水平。76 家亏损公司的平均每股亏损为0.342 元,每股亏损在1.00 元以上的有10 家,亏损额在亿元以上的公司有30 家,其中有6 家公司的亏损额超过5 亿元。可见,上市公司的业绩在下降,这固然同实施长达四年多的紧缩政策有关系,但也是由于一些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失误,管理不善,而这又同在改组为上市公司后没有在改革企业的体制和改进管理中做出努力有密切关系。有些企业在上市后完全不按招股说明书中对投资者的许诺进行投资和发展,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在筹集到大量资金后长时间不知如何使用,有些公司则把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归还贷款。

在分析上市公司的业绩中,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所占比重对业绩的影响问题。据重庆市证券主管部门对重庆市22 家上市公司的资料的分析,国有股份的比重与公司的综合业绩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894,虽然负相关度很低,还不能说,国有股所占的比重越大,公司的业绩越差。由于统计的样本不多,还难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在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后,国有股的比重越大,公司会越多地保留国有企业的许多痼疾,越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越难以与政府相分离,而广大的其他投资者也越难以对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施加影响。

五、2020 年中国证券市场展望

展望2020 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状况不容易,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只能勾画一个很粗的轮廓。

第一,到2020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已经建立,而且将较为完善,能够较有效地运行。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也将较为完善,并能较有效地运行。这表现在:

(1)全国证券市场的体系将已建立,除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以外,还将建立一些地区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和更多的场外交易点。目前的两个证券交易所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因为,股份公司越来越多,但符合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条件的公司毕竟是少数。在1996 年底股份公司已有9600 家,而至今股票上市的公司却只有八百多家。股份公司的股权是必须流动的,那些不能到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权必须能在正规的、规范的交易场所流动,否则就会出现非规范的甚至地下的交易。所以除两个证券交易所外,还必须建立一些地区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和一些场外交易点。在计算机网络迅速发展的现在,证券交易的网络将在中国建立,但在这个网络中分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仍是需要的。

(2)证券市场中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以适应不同投资者对不同投资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与证券有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如股票指数期货、国债期货等也将发展,以便为投资于证券市场者提供规避风险的工具。与此相适应,控制期货市场风险的问题也更加重要。

(3)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将与国际市场融合。除了继续在香港、纽约等地发行H 股、N 股等以外,中国的公司将在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发行股票,中国政府和公司也将在国外发行更多的债券。中国证券市场向国际资本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将根据监督控制的能力,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例如,首先建立中外合资的投资基金,将国际资本有限度、有控制地引入中国的A 股市场;然后允许中国居民用外汇买卖B 股;在资本项目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后,实行B股市场与A 股市场的融合,投入B 股市场的国际资本也就进入了中国的A 股市场,同时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就向国际资本开放了。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进一步融合以前,深圳的证券市场与香港的证券市场会以某种方式相沟通。

(4)随着投资基金的发展,机构投资者将逐渐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目前中国实行各个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在金融业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但是也会阻碍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会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例如,《保险法》规定,保险业的资金只能投资于国债或存入银行,不许投资于股票和基金,而国债和银行存款的利率已相当低,这使得保险业很难发展,同时也使证券市场失去了许多资金。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政策也是如此。到2020 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对金融业的管理的完善,这种政策将会改变。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基金等将进入股票市场,成为重要的投资者。商业银行的资金可否进入或者按怎样的条件进入,尚待探讨。但从国际上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看,各金融业间的业务的交叉越来越多,为了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将来可能会允许中国的商业银行有条件地参与股票的投资。

(5)在上市公司的结构中,将有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有更多的金融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中国家控股的公司的比重将越来越小,而国有股和法人股将进入流通,在此情况下,证券市场中的收购兼并活动将加强,竞争会更激烈,从而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也会加强。

(6)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在积累经验后,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目前,主要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管理证券市场的办法将越来越弱化。除政府部门按照市场运行的规则、依靠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以外,证券市场中的各种机构和组织(如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以及为证券市场服务的各种中介机构将加强自律管理的作用。证券交易的计算机网络化给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应及早研究。

第二,由于对发展证券市场的必要性的认识已基本解决,在走向2020 年的过程中,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将是迅速的。这里作一个粗略的预计。199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5300 亿元,从现在到2020年,如果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7%,那么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应保持10%左右,照此推算,到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58190 亿元。参照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直接融资的比重的情况(20 世纪80 年代末韩国占28%、印尼和印度占30%,美国70 年代约占50%以上,80 年代占50%以下),预计到2020 年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可能占投资的30%,如果是这样,直接融资的资金将达17457 亿元,如果在直接融资中,发行股票与发行企业债券的比例为1∶2,那么发行股票将可筹集资金5819 亿元,发行企业债券将可筹集资金11638 亿元。1997年居民的银行储蓄为46279.8 亿元,如果居民的收入年平均增长6%,居民的储蓄率不变,那么2020 年居民储蓄可达63866 亿元,直接融资的资金约占居民储蓄的27%,其中用于购买股票占9%,购买企业债券占18%。从目前居民愿意将更多的钱投入证券市场的趋势看,达到这个比重是可能的。

六、几点初步结论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发展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还不发达、不成熟,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到2020 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将比较发达和完善。目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条件来说,应该在规范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其发展和完善。为减轻证券市场的波动,增强其投资性,减弱其投机性,应该增加规范的机构投资者的比重,减少个人投资者的比重。上市公司的规模应该增大,但不应为此而把一些企业拼凑在一起。必须注意上市公司的质量。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不能只着眼于筹集资金,更应着力于企业体制的改革和经营管理的改善。

为增强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加强证券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应该减少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重,允许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地按照上市公司的条件上市。更多的非公有制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将会加强证券市场竞争,从而也会促进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体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的改善。

在上市的公司中,原则上,国有股没有必要在属于竞争性行业的公司中占控股地位,在竞争性行业的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应采取多种方式逐渐转让出去。这样做可以将转让的收入用于发展和改造必须保留的一些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主要是公益性的企业、为政府调节经济提供物质条件的企业、某些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企业、关系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企业以及自然垄断企业。同时,这样做还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率。

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应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目前过多运用行政手段的情况应加以改变,例如由证券主管部门计划分配上市公司指标的办法,就应逐步改变为按照上市公司的条件由证券交易所选择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条件则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确定。

需要从各个方面增强证券市场的竞争,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展望2020 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其发展前景是良好的。为使中国的证券市场更好地发展,必须研究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问题并予以解决。上面谈到的问题仅是其中很少的几个问题。

1998 年4 月7 日为亚洲开发援助项目《2020 年的中国》第2 期所作

载于《奔向2020》,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计划与发展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