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史通·叙事》篇第四部分“尚简”。提出撰修国史应以叙事为主，叙事应以简为主的重要理论。其对后世影响甚大。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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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语言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关》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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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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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嘡，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不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宠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译文
好的国史，要善于叙事，而善于叙事的，又以简要为主。这简要的意义是很大的呀！普遍察看自古以来最早的著作，《尚书》开始记事，所记务必精减事实；《春秋》变了体裁，记言又重视省略文字。这大概是风气厚薄不同所造成的，前后风格不一样。尽管这样，但是文辞简约而事迹丰富，才是特别好的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辞，逐渐受到多而杂的影响。到晋朝以下，又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寻找它的多余句子，摘取它的琐碎词语，一行之中，一定有几个字是误加上的；一篇之内，常常有几行是空费笔墨。聚集（千万只）蚊子的声音就会形成振耳的雷声，堆积过多的轻物就可以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不加限制，就是能装它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载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事迹的，有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有借赞论而自然明白的。至于像《古文尚书》介绍帝尧的德行，就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说子太叔的状貌，就用“美秀而文”来示意。像这样的叙述，再没有加上其它说法，这就是所谓直记言行的例子。又如左丘明记载申生被骊姬所诬陷，上吊而死；班固《汉书》述说纪信被项籍围困，代替高祖而死。这些就不谈他们的节操，而忠孝自然明显，这也就是只书写事迹的例子。又如《尚书》叙述武王历数纣王的罪恶，在誓词中说：“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载隋会论说楚国，他说：“荜辂蓝缕，以启山林。”这些是一概不写他们的才行事迹，只录相关的言辞，事情便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例子如《史书·卫青传》后面，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结尾，班固的赞语说：“吴王濞装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反而给他几杖。”这些是列传和本纪都并没有记载的，而由史臣发表议论引出那些事情，这也就是借赞语就自然明白的例子。既是这样，那么才行、事迹、言语、赞论，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互相配合。如果都要完全写出来，那就有更多的烦琐的言辞。但是自古经史，一般多有这种缺点，能够避免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二。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左传》记宋国华耦来鲁国盟会，说他的先人得罪宋国，迟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用迟钝的人称赞聪敏来衬托，那么也就明白被贤达所讥笑，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那就是先听到陨石落下的声音，然后才看见是陨石，数一下才知道五个。增加一个字就太详，减少一个字就太略。要求适中，简要合理，这是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郄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足，齐国用跛足的迎接跛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恐怕应该删除“跛的”以下句子，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去迎接。”如果定要把事情说两遍，那就很费文辞，这就是烦句了。《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在这一句之内省去“年”及“口中”就可以了。这六字成句，而有三字妄加，这是烦字。那么省句容易，省字困难，透彻认识这种思想，才可以开始谈史。假如句意已完还有多余的字，文字都重复，史书的烦琐杂乱，常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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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字成为文辞，组织文辞成为句子，句子积累就构成章节，章节积累而成篇。篇目已经区分，一家之言就完备了。古时外交官员出境，以辞令为根本；大夫对答，以文辞为主旨。何况把章句组织起来，编订在史册，怎么可以不努力修饰，传给后代的读者呢？自来圣贤著述，叫做经典，句句都同韶、夏乐曲，字字都像琳琅美玉，听到的全是聪明多智的善言，又好又多啊。譬如在大海中游玩的人，空自惊异它的浩大辽阔；登上太山的人，只是叹息它的高峻无极。一定要摘取它特别好的文辞，也不知道从何摘起。但是章句的言辞，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明显的，是富丽的言词，道理全在一篇之中；隐晦的，是简要的文字，事迹超出文句之外，那么隐晦之与明显，优劣不同，明显地看得出来。能够省略小的保存大的，举出重要的明白次要的，一两句话就把大事小事重要的次要的完全都概括进去，没有遗漏，这些都是使用隐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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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编史的正道日趋衰微，字句烦杂累赘的作者，不断出现。他们作文的时候，大都组织文词不用单数，锤炼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均匀，单双相配合。本来应该用一个字概括的，常常要凑成两个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为四句。到处都是重迭拖沓，不知有所删裁。因此王沈撰《魏书》受到裴松之的责难，温子昇撰《永安记》被王劭所讥笑，便是当然的。
作者的言辞虽然简略，事理都很重要，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约而不亏省。譬如用奇兵的人，用一当百，能够起到全部战胜敌人的作用。如果缺少突出的才能，思想又很不敏锐，费词已经很多，叙事方才周详，犹如卖铁钱的，用两个当一个，才能成为买卖的价钱。这样看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要；《三国志》、《晋书》以下，又是这样的烦琐。必须认定它们的美丑，分清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明了它的章句，都可讽诵；看近代史书，语句虽有可喜欢的，但不含蓄，只能直接得到叙事的意义罢了。这就是一贵一贱一高一低，不说可以知道，用不着什么讨论，它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
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喻寄托就由此而生。用鸟兽比贤愚，用草木比男女，诗人骚客，使用得很普遍了。到了中古时代，它的体裁稍有不同，有的拟人必用同类古人，有的叙事多采古事相比。当汉朝治理天下的时候，君主实际上称皇帝，情理已不同于殷周；儿子就是封王，名份也与鲁、卫不一样。但是作者仍然称帝家为王室，称公卿为王臣。分封诸侯王国要加上盘石之固的话语，命令诸王为国君仍用山河如带的誓言。而史臣撰入史书，也同样用那些文辞，假借古代言词，翻成当今用语。修饰之滥，就从此开始了。
到了近古，更加表现突出。至于象诸子短书，杂家小说那样，说叛臣就呼为“问鼎”，称大盗就叫做“长鲸”。邦国开始建立，都说成“草昧”；帝王的征兆迹象，一定号称龙飞。这些都含有讽谕的味道，不是指斥的言辞，与子游、子夏的讲话修辞，南史、董狐的直书文意都不同了。如像魏收《魏史》，吴均《齐录》，或包罗一世，或概括一家，自可申述不容改动的格言，发扬最公道的正直言辞。但是魏收称刘氏向国君进贡，却叫做“来献百牢”。吴均叙述元旦临期，一定要说成“朝会万国”。用吴国征收鲁国的赋税，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的典故，拿那些以往的事情，来充今天的言语，放在一般文章中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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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孔子有这样的话：“文饰胜过朴质就像史官。”所以知道从事史书著述，必定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三史以前，用文辞叙事，是可以谈论的。可是现在的著述，与这些不同。他们的著述，有的虚加修饰，随意彩画；有的文体如同赋颂，言词类似优伶。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王建造宫室，杂用汉家礼仪，这就是雕刻天鹅不成，倒像是野鸭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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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层次分明，论说精辟独到。起首提出论点，点明主题；接着举例说明叙事简要的重要，然后列举《尚书》、《左传》、《史记》、《汉书》四种通常修史写法的实例，提出对叙事文章可以用一省三，不必兼而书之，以及为叙事省文应力求省句、省字等主要观点。
对于作者这篇重要的史学理论，明人陆深、清人浦起龙等多给以肯定。从修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这些史学理论，确是很有科学见地和前瞻意义的。有志于编史修志的读者诸君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