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此文作于宋康定元年（1040）。《旧唐书·太宗纪》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放出囚犯，约定明年秋末归而就刑。到期皆至，下诏全部赦免。这件事曾为许多人所称道；而作者对此却持不同看法，于是便写了本文加以批驳。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以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信义在君子中间通行，而刑杀则用来对付小人。刑罚达到要判死刑的，那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小人中尤其凶恶的。宁愿为信义而死，不肯苟且偷生，而视死如归，这又是君子也更难做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登记死刑犯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拿君子也难以做到的事，来期望最凶恶的小人必定能做到。那些囚犯到期果然自动回来，没有一个后到的，这便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小人却轻易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当然是小人，但对他们施行恩德，可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改变人之快，是有这种情况的。”我说：唐太宗这样做，正是用以博取施行恩德的声名。然而，怎么知道唐太宗放他们出去时，不是预计到他们必定回来以图得到赦免，所以才放他们出去呢？又怎么知道囚犯们放出去后，不是预计到自动归来必定会获得赦免，所以才重新回来呢？预料他们必定回来这才放出去，是皇上窥测囚犯的感情；预料到必定赦免才重又回来，是囚犯在窥测皇上的心意。我只看到上下互相窥测对方，而成全了这一虚名，哪里有什么施恩德和知信义呢？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唐太宗在全国施行仁政，到当时已六年了，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而一日的恩惠却能使他们为保存信义而视死如归，这是说不通的。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算对呢？我说：第一批放出去又回来的，一律杀掉，不加赦免；再放一批出去，而又回来，就可以说是施行恩德的结果了。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像这样放出去又回来便赦免他们，只可以偶尔做一次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的人都不用偿命，怎么可以作为天下的常法呢？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能算圣人之法么？因此，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治天下，必定根据人之常情，不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也不会违背人之常情去捞取个人的名誉。
赏读
作者运用归谬法，层层揭出纵囚做法的不合事理之处，又深入剖析指出这种做法的虚伪性和溢美者的荒谬，最后断言：这种做法是“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不足为训。文章短小精悍而批驳周详有力，无怪乎金圣叹评之为“有刀斧气，横斫竖斫，略无少恕。读之，增人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