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荀子》。这是一篇探讨天人关系的重要论文。荀子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以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对当时一些错误观点如天有意志、治乱在天，天命可畏等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天行有常”，天人相分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义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袄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秽，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袄。袄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祥。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译文
天体的运行有它不变的常规，它不因为有了尧而存在也不因为有了桀而消失。用合理的措施适应它就吉祥，用不合理的措施对待它就遭殃。加强农业生产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人贫穷，衣食充足而按时劳作，那么天就不能使人患病；遵循礼义正道而不违背，那么天就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妖魔鬼怪不能使人遭难。农业荒废而又奢侈浪费，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富裕起来；衣食不足而又懒惰少动，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长寿；违背正道而任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如意。因此水旱灾害没来到有饥荒，严寒酷暑没迫近就有疾病，袄怪现象没出来就有灾祸。所处的天时条件与太平盛世是相同的，但遇到的灾难祸患却与太平盛世不同，这不能归罪于上天，而是由于人所实行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职分，就可以称得上至人了。
不用去做而自然成就，不用追求而自然得到，这就是天的职分。象这种情况，虽然深奥，至人也不多去思虑，虽然博大，至人也不有更多作为，虽然微妙，至人也不多去观察。这就叫作不与天争职分。天有四时变化，地有各种资源，人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办法，这就叫做善于同天地相配合。如果人放弃了同天地的配合，而指望得到天地的功能，那就太糊涂了。
天上群星相随转动，太阳月亮交替照耀，春夏秋冬依次变更，阴阳二气变化无穷，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相互协调而生长。各自得到滋养而成熟。看不到自然是怎样劳作的，却看到生成万物的功效，这就叫做“神”。都知道万物生长的道理，却不知道自然界无形的神妙作用，这就叫做天。唯有圣人不勉强要求懂得天的奥秘。
天的职分既已确立，天的功效既已完成，人的形体既已具备，精神也就随之产生，好、恶、喜、怒、哀、乐等感情都蕴藏在这里，这就叫做天情。耳、目、鼻、口和身躯各有不同的职能，与外物接触而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做天官。心居于胸膛之中，用来支配五官，这就叫做天君；利用人类以外的其他万物，来供养人类，这就叫做天养；顺应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福，违背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祸，这就叫做天政。蒙蔽天君，扰乱天官，放弃天养，违反天政，背叛天情，而丧失天的功效，这就叫做大凶。圣人总是澄清自己的天君，端正自己的天官，备足自己的天养，顺应自己的天政，调养自己的天情，来保全自己的天功。这样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了，就会利用天地，役使万物了。这样人们行动都很合理，保养都很适宜，生命不受到伤害，这就叫做“知天”。
所以最能干的人在于他不做那些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事，最聪明的人在于他不去考虑那些不能考虑和不应当考虑的事。人们对于天的认识，只是根据已经出现的天象来推测以后的变化，对于地的认识，只是根据适宜的地理条件来繁殖生物；对于四时的认识，只是根据它们显现的和谐现象处理事情。大智大巧的人，让官人掌管天象，而自己却掌握着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社会的治和乱是上天决定的吗？回答是：日月星辰、历象，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上天决定的。是由时令决定的吗？回答是：万物春天发芽，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又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宁，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时令决定的。是由大地决定的吗？回答是：万物有了土地就能生长，离开了土地就要死亡，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又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宁，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由大地决定的。《诗经》上说：“天生这座高山啊，是大王开辟了它；大王创立了基业啊，是文王安守着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并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取消冬天，地并不因为人厌恶遥远而缩小地域，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叫嚷而改变行动。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行为标准，君子遵循这些行为标准，而小人只计较一时的功利。《诗经》上说：“既然在礼义上没有差错，又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话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出巡，随从的车马千余辆，并不是他聪明；君子吃粗粮喝白水，并不是他愚笨，这都是偶然情况造成的。至于意志端正，品行敦厚，思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追随古代的贤人，这些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上天的恩赐，所以一天天后退。可见君子之所以一天天长进，和小人之所以一天天后退，原因都是一样的。君子和小人差别悬殊，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声响，普通人都很恐惧。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这没有什么，这是由于天地的变动，阴阳的转化造成的，是事物中少见的现象。对它们感到奇怪，是可以的，而惧怕它们，就错了。日蚀、月蚀的发生，刮风下雨的不合时节，怪星的偶尔出现，这些是无论什么时代都曾经有过的。君王贤明而政治清平，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同时发生，也并没有什么害处。如果君王昏庸而政治险恶，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种也没发生，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流星的坠落，树木的鸣叫，这是由于天地的变动，阴阳的转化造成的，是事物中少见的现象。对它们感到奇怪，是可以的；而害怕它们，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为的灾祸才是最可怕的。耕作粗疏，会损伤庄稼；除草粗疏，会影响收成；政治险恶，会失掉民心。田地荒芜，庄稼歉收，米价昂贵，人民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清明，措施不及时，农业生产不被重视，这叫做人为的灾祸。不实行礼义，不区分内外，男女荒淫昏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互相背离，外寇内乱并起，这叫做人为的灾祸。灾祸产生于人为的混乱，如果上述三种人为的灾祸交错发生，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日子了。这个道理很浅近，但这种灾祸却很惨重。不按时劳作，就会牛马互生怪胎，六畜出现怪现象。这些现象可以让人奇怪，但不可怕。古书上说：“万物中的怪现象，经书是不作解释的。”没有实用的辩说，并不急需的考察，应当放弃而不管它。至于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感情，夫妇之间的分别，那是应该天天研讨而不能放弃的。
祭神求雨而下了雨，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没有什么，就像不祭神求雨也会下雨一样。发生日蚀、月蚀就敲打呼救，遇到干旱就祭神求雨，经过占卜才决定大事，所有这些都不是认为真会求得什么，而是作为一种装饰罢了。所以君子认为这是一种装饰，而百姓则认为是神灵。把它看作装饰就能吉祥，把它看作神灵就要遭殃了。
在天下，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上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中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在人间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如果不高挂天空，光辉就不显赫；水火如果不积聚，映照、滋润就不广博；珠玉的光彩如果不显露于外，王公贵人就不把它当作宝物。国家如果不实行礼义，它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国家的命运在于是否实行礼义。做君王的，尊重礼义，崇尚贤人，就会称王；重视法度，爱护百姓，就会称霸；贪求则利，多行诈术，就会危险；玩弄权谋，反复无常而又阴险狡猾，就会亡国了。
尊崇天而仰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来畜养并控制它！顺从天而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控制天命并利用它！盼望天时而等待它，哪里比得上顺应时节并利用它！听凭万物自然生长繁衍，哪里比得上施展才能并变革它！空想着役使万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浪费它！仰慕万物生长繁殖的奥秘，哪里比得上掌握规律促进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去指望天的恩赐，那就不符合万物的本性了。
经过历代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就足以成为一贯适用的原则。朝代的兴衰变化，都应该用这个一贯的原则去对待。运用这个一贯原则治国，就不会混乱；不了解这个一贯原则，就不会应付各种变化。这个原则的重要内容从来没有消亡过，社会混乱是由于使用这一原则发生差错，社会安定是因为使用这一原则完备正确。所以要以道所提倡的作为标准，符合道的就可以遵从，偏离道的就不要实行，违背道的就会造成极大的惑乱。涉水过河的人要靠指标水深度的标志走，标志不清楚，就会沉到水里；治理百姓的人要把道作为标志，标志不清楚就会使国家混乱。礼就是标志，违背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社会就大混乱。所以道在各方面都很明确，外事内政都有不同的标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都有一定常规，这样人们的灾难就可避免了。
万物是道的一部分，一物是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看到一物的一部分，却自以为懂得道了，其实是一无所知。慎子只被动地跟在事物后面，而不能事先有所倡导。老子只知道委曲求全，而不知道伸展抱负。墨子只主张齐同平等，而不提倡等级差异。宋子只知道人的情欲寡少，而没看到人的欲望向来就多。只知道居后而不率先倡导，那么群众就看不到前进方向。只有屈曲柔弱而不有所作为，那么贵贱就无法区分。只有齐同平等而不讲等级差异，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只强调清心寡欲而不照顾多种需要，群众就得不到教化。《尚书》上说：“不要有所偏爱，要完全遵循圣王的道路。不要有所偏恶，要完全遵循圣王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赏读
本文着重讨论天与人的关系，提出了“天人相分”的精辟见解；文章还认为，所谓“天”，就是自然或自然界，它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而人认识自然规律的机能，从而进一步推论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从写作上看，本文逻辑严密，善用比喻，长于推理。例如文章在阐述人类应按自然规律办事的一段时，就提出了许多明确的概念，进行了严密的推理。另外，本文还善用排比，句式整齐，用字准确，写出了许多格言式的短句，含义精警，音韵上口。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