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治边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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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边政学历史沿革及反思

边政学历史沿革

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和边疆发展研究阶段。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

1.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政学研究生发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古代,地理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没有地理知识,而是说把地理知识作为国家疆土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门重要知识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传统的中国地理学主要是记载地理状况和游记,或是异域考察,而西方的地理学是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二十四史》中记载了边疆管理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所以,可以说中国边政学萌芽于中国史地记录和研究。这一阶段的边政学具有疆界性、历史性和漫长性的特点,有关史书和文章记录了历代封建王朝拓展疆域、镇守边界的状况,反映了历代王朝发动征边战争、固守边防、亲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事件。

2.边疆史治研究

19世纪40年代后,边政学的史地研究逐步向史治研究转变。1840年后,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空前沦丧。经过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但国家又陷入了军阀割据的连绵内战之中。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不少仁人志士期望以现代西学开启和唤醒国人对国家疆土危机和民生危机的意识,催生了《史地学报》。“九·一八事变”再次使人们陷入国难之中,全国上下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关注边疆和边政的研究纷纷兴起。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发凡》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以《边政学发凡》为标志,中国边政学进入了边疆政治学系统研究的新阶段。

3.边疆民族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边疆史治研究逐步向边疆民族研究转化。1949年后,我国内地基本取消了边政学科,代之以民族学、人类学和边疆史地研究,后来实际上已转为民族学研究。50年代,参照苏联的经验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确定了我国少数民族有55个。开展了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继续进行中国边政研究,但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激烈变化,90年代后,台湾的中国边政学研究不断转向民族学的“原住民族”研究,以适应“本土化”的政治倾向需要。

4.边疆发展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边政学的研究由边疆民族研究向边疆发展研究转变。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边疆发展需要边疆政治理论和民族理论研究的支持,所以在民族学科下创建了民族政治学,并以边疆民族政治学为起点和重点,进一步把边疆政治研究与发展西部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边疆政策逐步系统化和科学化,推动了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边政学研究的内涵逐步缩小,外延不断扩大,很多专家学者已从狭义的边政学研究延伸到广义的边政学研究领域,进行了边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发展研究。2004年,中央提出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边疆发展的根本目标。

目前相关研究情况及成果

中国民族学和政治学界目前已经开始关注有关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治理的理论研究,但多是从区域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人口学和民族政治学等方面展开,没有直接从边疆政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更没有从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安全等方面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从相关边疆理论研究成果看,近几年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马大正,1998年)、《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究》(马大正,1993年)、《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吕一燃,1992年)、《中国古代边政史》(林荣贵,2001年)、《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吕一燃,1995年)、《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张羽新,1995年)、《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安京,1999年)、《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马曼丽,2001年)、《中国边疆政治学》(吴楚克,2005年)。从相关现实政治研究成果看,如《中国睦邻史》(刘宏煊,2001年)、《中国国家安全地理》(沈伟烈等,2001年)、《中亚五国史纲》(冯锡时,2000年)、《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黄定天,1999年)、《美国边疆史》(何顺果,2000年)、《中国边防史》(郑汕主编,1995年)、《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孟广耀,2002年)、《中亚维吾尔人》(李琪,2003年)、《克什米尔冲突的滥觞》(陈延琪,2003年)、《唐朝和边疆民族往来使者研究》(李大龙,2002年)、《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林恩显,1992年)。还有一些断代疆域史、边疆民族疆域研究和大量边疆治理与稳定的对策性研究成果。但这种研究始终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特别是缺乏边疆研究应当具有的发展战略思想,也就是研究维持边疆稳定的多,研究边疆全面发展的少,因此,尽快构建适应边疆发展需要的广义边政学理论框架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边政学反思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实践和反思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边政学也不例外。我们有必要对以往边政学的研究进行总结反思。以往的边政学研究有这样一些特点和不足:一是诠释性强;二是政策性广;三是单一性多。

1.诠释历史

以往的边政学注重以史为鉴。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迁、边疆制度、边疆政策、边疆民族问题进行诠释性研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如葛剑雄著《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马大正著《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研究》,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林恩显著《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这批诠释性的研究比较客观地介绍和分析了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情况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2.研究政策

以往的边政学注重历史和现实的边疆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成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正如马大正先生所阐述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我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刘逖、马大正:《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的边政学转向民族学研究后,也主要是研究现实需要的边疆民族政策的比较多。特别是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这类研究成果对中央制定正确的边疆民族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

3.缺乏整合

以往的边政学研究始终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特别是缺乏边疆研究应当具有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边疆某一方面问题者多,进行学科整合研究者少”。也就是说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大凡是解决现实某一问题的单项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都散游在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之中,没有整合成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促进边疆的发展和稳定的理论指导性不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