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中原王朝面对各自复杂的边疆形势，表现出的一个明确的经营思路，就是首先重视“固本（中原）”、“尊王”问题，将实现“治安中国”、富国强兵——促成帝国核心地区的繁荣富强，视为边疆经营的基本前提，强调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中原强大的吸引力和镇慑力，为实现“安边固防”和边疆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证。这是一个治内为先、由内及外、循序渐进的战略。
以“治安中国”为首要任务
在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中，作为“天下”边缘的边疆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中心相对而言的，因此，边疆经营就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统筹全局，兼顾内外。另外，无论是“天下观”、“夷夏观”还是“王道观”，又都特别强调，中原作为天下的中心，是必须首先理会的所在，所以“治安中国”是首要任务，而“王化四夷”、治理边疆则属于远期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先“治安中国”，使“中国”保持高度的礼义文明，经济发达，民庶康乐，才算实现了“王道”政治。同时，也只有实现了“治安中国”，显示出中原经济文化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具备“以夏变夷”的资本，才谈得上对边缘的治理，才谈得上“王化天下”，实现“天下一体”和“王者大一统”的事业。此所谓“内治既修，则外治无不举”。
按照这一理论，在边疆战略上，则首先要区分腹地与周边边疆地区的主次层次，确保中央的权威和以中原为主体的核心地区的稳定和强盛。
考察历代的边疆经营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家们制定边疆经营战略时，基本上是循着“先中心，后边缘”的理念，对中原与“四夷”的轻重次序加以认识的。比如汉代政治家贾谊就认为，中原是“首”，而边疆为“足”，治理天下应该先“首”次“足”，重“首”轻“足”，因而他批评汉初将精力集中于边疆而忽略内地是“首足倒悬”。汉宣帝时持儒家理想主义的贤良文学派之所以对汉武帝“多事四夷”的政策不满，其理论依据就是：“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唐太宗在处理内外关系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观点，强调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这也是当时朝中大臣的共识。如在如何安置东突厥降众的讨论中，凉州都督李大亮就主张：“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
因此，历史上明智统治者在制定与推行边疆战略时的显著特色之一，是普遍注意正确处理治理内部与抗御外敌两者之间的关系，摆正双方的主次位置，将改良内政，增强内部的凝聚力放在治边战略的首要地位，作为抵御外侮、安定四方、号令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前文所提到的唐太宗的那段名言“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就概括洗炼地反映了这种理性认识。在汉、唐、宋、明、清那些有作为的君主看来，边疆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内政建设问题，唯有国内政治清明，君臣和辑，民众归心，经济发展，制度健全，才能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缔造起坚不可摧的国防体系。而有了强大的国防，处理边疆问题无论是战是和，是攻是守，均可以应付裕如，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明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均处于优势地位的泱泱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少数民族必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对边疆各族的主动内附，加快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实现“以夏变夷”、“服远徕众”、共臻文明、共同繁荣是最有力的保证。
“治安中国”的关键在于紧紧围绕既定的边疆战略，加强中央集权，切实富国强兵、“理兵足食”，将中原建设成为边疆经营的战略基地和坚强后盾基于民本主义和“王道”政治哲学，“治安中国”的核心全在于搞好“内政”，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清明政治，富国强兵，实行有益于人民的政策，以赢得民心。这就涉及到边疆经营中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把握问题。同时，按照儒家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富国强兵与政权存亡、边疆的安危乃至天下一统的能否实现，又是一种因果关系。“治安中国”是实现“外服四夷”的资本，反过来，“外服四夷”又能促进内部的统一稳定和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实行清明政治。
古人认为：“皇权盛，国泰安，民泰和，边陲固”。维持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是边疆安全稳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内地的稳定取决于中央，中央的稳定则取决于其自身的坚强，因此，保持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是维护国家统一、实施边疆经营的首要前提。为此，建立和维护强大的中央政权，保持政令畅通无阻，增加中央对全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控制力，维护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治理边疆和确保边疆安全稳定的首要方略。
历代大一统王朝在建立政权之后，一般都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树立中央的权威，以保证统治中心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
首先是在建立政权之初将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中央权威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首要任务。如汉初刘邦打击和铲除异姓诸侯王，文帝、景帝打击同姓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都旨在打击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唐朝统一中原后，也曾着力改革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行政，从各个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如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既提高了中央权威，又精简了机构，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决策的公正度。同时，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广泛吸纳社会下层的精英分子参预国家政治。在地方行政方面，实行州、县二级制，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在内政方面，历代王朝往往以实行清明政治为目标，以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汉高祖作为“布衣天子”，深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以秦为鉴，与民休息；汉武帝则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国力强盛，因而能够水到渠成地解决匈奴问题。唐初君臣则每以隋炀帝骄奢淫逸亡国为戒，唐太宗甚至反复引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来警告自己，以规范君民关系，实行开明统治，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任人唯贤虚心纳谏，重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李靖等文武贤臣，“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此后的高宗、武后时期，唐朝政权安定，百姓富足，因而不仅保证了帝国中心腹地的长期稳定，而且还顺利地解除了突厥、吐谷浑等对中原的威胁，同时还使唐朝对边疆各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唐太宗因而被各边疆民族尊为“天可汗”，实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大一统。
在军事上，通过确保军权集中和兵力部署上的强干弱枝，保证中央的权威。历代在军权集中方面，主要是将发兵权、统兵权、指挥权分开，以避免尾大不掉的局面。此外，在兵力部署上贯彻“居重驭轻”、“强干弱枝”的原则。只在边疆要地驻扎部分兵力，而将主力和精锐部队部署于京师附近，造成中央对地方“居重驭轻”之势，使二者相互制约，这样，既保证统治中心的安全，巩固政权，又可在出现一旦变乱和边疆危机时，由内地派出重兵应付。
总之，历代王朝正是通过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儒家主张的“尊王”，保证了王朝的长期稳定统一富强，为经营边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当中央政权衰落，控制力减弱，国力不振，社会局势动荡时，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就相对薄弱，治边目标也就难以实现，甚至于无暇顾及。如西汉末年，中央权威丧失，王莽篡政及其进行的“改制”导致天下大乱，中原成为战场，结果，西汉中期以来建立起的包括边疆在内的大一统局面全面崩溃，如已经臣属中央的匈奴贵族乘机在西域发动叛乱，导致匈奴各部脱离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的400来年间，因为没有统一的全国政权，边疆各地处于互不统属的局面。隋末唐初，中原陷于混战，结果突厥、吐谷浑等边疆民族趁机崛起，成为与隋、唐帝国抗衡的强大势力。唐末五代时期，河西走廊、西域、岭南等边疆地区也都分别处于割据状态。到了晚清，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不振，结果曾经缔造中国历史上最大疆域的清王朝遇到了全方位的边疆危机，导致中国主权被侵犯，领土被瓜分。
第二，厉行富国强兵，将“理兵足食”作为边疆经营的基础。
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对国家实力与边疆经营成败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将欲安边，先宜积谷”成为共识，所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富裕，以“理兵足食”作为边疆经营的基础，是历代王朝在边疆经营上采取的又一个基本方略。
如汉朝统治者从汉初开始即注意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以及“贵粟”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汉文帝前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错上《论贵粟疏》，针对当时“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社会矛盾，主张“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务蓄积，以实仓廪，备不旱”，促成粮价上涨，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然后“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文帝当年即下“轻徭薄赋”令，制定了若干具体办法，将原来“十五税一”的田租，减至“三十税一”。“贵粟”政策的实行，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史载当年运到长城沿边的粮食，就足够5年之用。这对西汉的政治、社会、边防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更为汉帝国积极经营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以用兵著称的汉武帝，也于即位之后，任用桑弘羊、孔仅等人理财，实行“均输”、“平准”、“入粟补官”、“罪人赎罪”和百姓入粟以复终身、“不告缗”等措施，对官吏、罪人和百姓分别实行不同政策，“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储谷诸物均输五百万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用兵匈奴解决边患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后因为频繁用兵，财政不胜其负，汉武帝又及时改变策略，实施重农政策：“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汉武帝的这一做法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所以也得到了持儒家理想主义的贤良文学派的赞赏。
唐朝则对经济体制进行系统的改革，实行了更为合理的均田制、租庸调制。以“租”而论，西汉为“三十税一”，唐朝则降为“四十税一”，汉制更役一年一个月，唐朝的“庸”不过二十天，府兵制下农民甚至不须卫戍京师，兵役负担更轻，唐朝还规定“庸、调”皆可视收成好坏予以减免。所以唐之租庸调制更体现了中央政府轻徭薄赋的理念。结果，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正如杜甫《忆昔》诗所描绘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些做法更加体现了中央政府轻徭薄赋发展经济的理念。“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代全国连年丰收，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无疑发展了唐帝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保证封建国家的统一富强和长期稳定，为从事边疆经营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
“尊王”的另一面就是“攘夷”，即集中力量解决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但无论是“防御夷狄”还是“多事四夷”，都涉及到国防建设和军事实力问题。鉴于此，历代王朝在致力于富国之外，还采取重重举措实行“强兵”。
在“强兵”方面，历代王朝有许多成功的做法。一是实行与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和相应的军事体制。如汉代实行“民兵”制度，建立南北军（中央禁军）和郡国兵；唐代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府兵制，并不断改革，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善。兵农合一、“全兵皆农”的兵役制度的实行，既省却了国家大量养兵之费，又使一般的农民不必当兵，可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经过这些改革，唐朝的府兵在征集和训练方面更加严格，任务与作用更加明确，部署也更趋合理。二是将“将良、兵精、器利”及其有机结合问题作为军队建设的目标。汉朝的晁错就认识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倡导在富国基础上建设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大军队。唐太宗、李靖对“强兵”内涵的认识更为深人，他们对如何选用将帅，如何提高将帅自身修养及如何管理教育部队等都有独到的见解，要求将帅必深晓训练之法，“教得其道”，要按照“爱设于行先，威设于后”的原则加强部队内部的团结，搞好官兵关系，使将帅与士卒“心一”，成为善战之师。在强兵实践上，唐太宗还亲自在殿廷教练卫士，鼓励他们积极练武，同时，大力整顿府兵制，加强府兵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改善国防设施，为日后经营边疆积极备战。
第三，不计一时得失，紧紧围绕既定的长远战略目标，持之以恒，切实富国强兵，以保持边疆战略的完整性。
因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实施富国强兵并不会一帆风顺，同时，统治者面临的内外形势不时在发生变化，边疆的动荡、中央政局的不稳和内地社会矛盾的突出，都会影响到既定的边疆经营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此外，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富国工作和加强以“强兵”为中心的军事建设，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个长期建设、积累的过程。所以能否围绕既定的战略，切实富国强兵，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统治者都是严峻的考验。
此外，历代封建王朝还非常注重治边战略时机的把握，在国力尚不够强大时，一般都能忍辱负重，不计一时之得失，排除种种干扰，紧紧围绕既定的长远战略目标，持之以恒，潜心于内政建设，将主要精力用于安定内部，发展生产，建立和健全动员体制，从而增强综合国力，为有效防御和战略反攻积蓄力量。
历史上，无论是汉朝解决匈奴问题，唐朝解决突厥问题，还是清朝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关键在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对手内部的崩溃和分裂，所以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才在累世积累、富国强兵之余，发兵征伐，收拾残局，水到渠成地解决了边疆危机。可见，不计一时得失，紧紧围绕既定的长远战略目标，保持战略的完整性，才能顺利地实现富国强兵，使帝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这正是历代大一统王朝最终实现既定的边疆战略的关键。
“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治边理念以及历代治边实践中将“中国既定，四夷自服”作为主导思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中华帝国的中心中原与“四夷”所在的边疆也的确呈现为互为依存的主次关系。因为，在历史发展中融合“华夷”而形成的汉民族，经济文化上远远高于“四夷”边疆，且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也经常是卓然高出周边各族，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及政权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内部政治形势为转移，每每中原自身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之时，边疆也相对安定，“边患”也相应地较少，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容易得以维持。而中原政治腐败、内部动乱之时，也往往是边疆的多事之秋。可见，所谓“外患”，往往只是内部——中心动乱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只要中心稳定，外患则不足成其为“患”。因为，如果连中原都治理不好，奢谈“治边”亦失去了意义。因此，边疆的稳定取决于内地，“固本”（中原）、“尊王”，自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更是从事边疆经营、保持边疆稳定的基本前提。从历史上看，虽然有周期性的边关“烽火连三月”，甚至改朝换代，但因为保持了中心的稳定，所以，这些威胁并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到中华文化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无改于此一规律。
同时，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即对“内边”的经营，往往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的，实力发生变化，就往往会导致双方主动与被动地位的转换。而基于民本主义和“王道”的政治哲学，“治安中国”的核心和关键又在于首先要区分中心腹地与边疆地区的主次层次，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清明政治，富国强兵，确保中央的权威以及以中原为主体的核心地区的稳定和强盛，作为实现边疆经营战略的资本。因为，富国强兵与政权存亡、边疆的安定乃至天下一统政治目标的能否实现，着实存在着因果关系。这其中，富国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强兵的基础，所谓“国富则民众，民众则兵强，兵强则土广，土广则主尊，（主尊）则令行”。国富的同时，“强兵”以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成为关键，所以晁错说“安边之本，所在切兵”。而只有做到富国与强兵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才能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能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保证中原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和震慑力，也才能“安边固防”，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于这一道理，宋朝的文人王禹僻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当时，宋太宗为北部边疆问题头痛，故“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僻上奏说：
“伏以中国之病匈奴，其来久矣。臣今独引当文帝时事，以为警戒，望留意垂览，则天下幸甚。且《西》汉十二帝，言圣明者，文、景也；言昏乱者，衰、平也。然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侯骑至雍，火照甘泉；衰、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于历数而不由道德耶？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是由于德也……以臣之计，外任其人，内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
王禹僻所说的“内修德”，就是搞好内政，休养生息，厚养民力，“人民众则土地辟，财用足则国家安”。可见，“治安中国，四夷自服”不是儒者的高论，而是有其实际内容的，只有做到“海内康宁”，国力强盛，才有经营边疆的坚实基础。所以“文景之治”以后迎来汉武帝的“威服四夷”和日后的“匈奴”款塞，“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与唐代边疆的稳定和开拓几乎同时到来，实现了既定的边疆经营目标。凡此皆说明，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央政权和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稳定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