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爱因斯坦
阿罗不可能性定律
阿罗意识到，所谓形成社会福利函数，就是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偏好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结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这是否能做到呢？阿罗通过数学证明，在能被一般人接受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有了我们所谓的阿罗不可能性定律。该定律指出，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试图依据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这个定律是由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提出。阿罗不可能定律不仅对传统福利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导致了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研究的困惑。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阿罗不可能性定律。假设有甲、乙、丙三人，分别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而且是分别多年的好朋友。三人久别重逢，欣喜之余，决定一起吃饭叙旧。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们不同的饮食习惯，对餐饮的要求各不相同，风格各异：
甲：中餐＞西餐＞日本餐；
乙：日本餐＞中餐＞西餐；
丙：西餐＞日本餐＞中餐。
如果用民主的多数表决方式，结果如下所示：
首先，在中餐和西餐中选择，甲、乙喜欢中餐，丙喜欢西餐；
然后，在西餐和日本餐中选择，甲、丙喜欢西餐，乙喜欢日本餐；
最后，在中餐和日本餐中选择，乙、丙喜欢日本餐，甲喜欢中餐。
三个人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中餐＞西餐，西餐＞日本餐，日本餐＞中餐
所以，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机制，将产生不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结论。
奥肯定理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命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这个定律：
失业率变动百分比=-1/2×（GDP变动百分比-3%）
根据这个公式，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时，失业率保持不变：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高于3%时，失业率下降的幅度等于经济增长率的一半。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长5%（高出正常水平2%），奥肯定律预期失业率下降1%；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下降，或增长不到3%时。失业率上升。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奥肯定律预期失业率上升2%。奥肯定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为防止失业率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与潜在GDP增长同样快。
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高于潜在GDP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奥肯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只是对美国经济所做的描述，而且是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描述，不仅其他国家未必与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国的经济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因此，奥肯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
奥肯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胀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
倒“U”形假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 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他根据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普鲁士（1854～1857年），处于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1880～1950年）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在库兹涅茨看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库兹涅茨在解释倒U假说时，认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更加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他认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能够抵消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而使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由恶化向逐步缓和转变。这些因素是：
（1）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如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制和救济法的实施；
（2）人口中富人的比重由于其比穷人更倾向于控制生育而下降，导致若干年后固定比重的最富裕阶层中有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口进入，从而使这一阶层的相对收入份额下降；
（3）技术进步和新兴行业的不断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来源于旧行业的财产和收入的比重在总收入中逐步减少。
如果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则两者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该曲线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KC）。粗略地观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也同样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情况。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质12年（空气污染物：1979～1990；水污染物：1977～1988）的变动情况进行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间呈倒U形关系，即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据此，他们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假说。
里昂惕夫之谜
虽然对国际贸易“货币”理论（或古典的交换机制理论）的经验检验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无论是李嘉图的解释还是俄林的解释，他们的国际贸易纯粹或“真正”理论直到1951年仍然完全没有得到检验。在1951年，麦克杜格尔对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首次进行了检验。几年以后，华西里·里昂惕夫把他1947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于美国贸易模型，他发现美国的出口品是相对劳动密集的，而它的进口品则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这个结论与我们根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所作的预期完全相反。尼尔·德马切已经表明，对于里昂惕夫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明显反驳，有四类反应：
（1）一些人批评里昂惕夫的方法、数据质量、在技术劳动中没有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认为所有这种种缺点的综合作用足以推翻他的结论。
（2）一些人运用一系列针对性的论证解释了下述发现：各地的要素和技术是不同的，各国的需求条件差别正好为生产中的要素倾向所抵消，要素密度的转变很可能在要素价格的相关范围内，等等。
（3）其他一些人，包括萨缪尔森自己，或多或少忽视了里昂惕夫之谜，他们研究的是所谓“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他们的目的是把国际贸易的纯粹理论降为一般均衡（GE）理论的特例。在他们看来，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实际精确性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只是向差别税、关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需求条件、要素流动性和不完全竞争的第一次逼近。
（4）还有一群人，主要是商业经济学家，他们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和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均加反对。他们利用里昂惕夫之谜去支持自己结构松散的“产品周期”和“技术缺口”（gap）模型，用产品创新的动态性和高收入国家生产者在信息与营销方面的优势来解释制成品贸易模型。
另有极少数像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那样，认为：“他（里昂惕夫）所证明的并不是美国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充足，而是证明了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是错误的”。大多数贸易理论家继续加工精炼受到明显反驳的要素比例理论，日益陷于由里昂惕夫之谜引起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如要素是什么？许多不同的要素如何进入生产过程？在多要素世界里，能够排除要素密度的转变吗？当要素数量增长时，保证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早在1941年，萨缪尔森和W。斯托尔佩（Stolper）就致力于确立这样一个定理，即保护性关税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这个定理不失为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证明在一个有许多要素和许多物品在分隔而又相关的市场上交易的世界里，商品价格和对应的要素价格之间——对应关系的特性，从而完成一般均衡框架的关节的结合。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图模型和俄林模型都只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据给定的要素价格论证商品价格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从给定的商品价格出发，论证要素价格问题。
这个例子比较夸张，为的只是说明：我们在解释某种经济现象时，如果无法从常规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就要考虑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因素，然而这种因素太多了，也太不可预测了，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难以精确地预测具体经济指数的原因。但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造就了变化多端而丰富多彩的世界。
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起龙卷风，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没有什么不可能”，恐怕这就是“蝴蝶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节约悖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1883～1946），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生对西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
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宾（E。F。M。Durbin）甚至将“储蓄”说成“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凯恩斯则鞭挞了节俭的储蓄者，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中断言，节俭将促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他还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储蓄五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
“9. 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一度陷入悲痛与绝望中，对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失去信心，不敢轻易投资和消费，个人储蓄增多，以防不可预测的因素。这种保守消费心态的蔓延一时间就使美国经济真正跌入低谷。后来美国一些知名企业家联合起来投资股票市场，并呼吁大家松开钱袋子，加大消费和投资，拯救美国经济。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更要仰仗内需和投资拉动。如果我们花钱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大，因为额外的需求将拉动生产和就业。
比较起“储蓄是恶习”的说法，勤俭节约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被颂扬。然而现在，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独特的“都市新贫族”，他们薪水丰厚，却几乎没有存款，一发薪就立即花到服饰、化妆品、餐馆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开始过着数日子等发薪的贫穷生活，他们年轻、浪漫，有着体面的工作，抱着“钱就是用来花的”心态，周期性经历着从有钱到赤贫的过程。这样盲目地消费、支出而不留储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钱的时候，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全包下来。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真正迈入小康，一部分人还在贫困边缘挣扎，如果没有平时一分一厘的节省，又怎能拿出钱来支付孩子高额的学费，又怎能在有病时买得起昂贵的药品？
事实上，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积累资金（资本），应该提倡节俭，鼓励储蓄，通过降低利率而增加厂商对资金的需求，总支出不一定会下降。要解决“节俭悖论”，关键在于不要让储蓄的资金闲置起来，而是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因此重要的是银行应增加有效贷款，把钱用到刀刃上。
货币幻觉
“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于1928年提出来的，是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它是指人们只是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做出反应，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他告诉人们，理财的时候不应该只把眼睛盯在哪种商品价格降或是升了，花的钱多了还是少了，而应把大脑用在研究“钱”的购买力、“钱”的潜在价值还有哪些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精打细算，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否则，在“货币幻觉”的影响下，“如意算盘”打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吃亏了。比如这样的一种情况，假如大熊猫每天的消费仅限于一种食物——竹子，本来大熊猫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块钱，一斤竹子10块钱，可以买100斤竹子，现在给大熊猫提了工资，一个月1500块钱了，可是，涨工资的同时，竹子的价格也涨了，现在一斤竹子要30块钱了，所以，大熊猫先生现在就只可以买到50斤竹子了，大熊猫的工资确实涨了，可是，因为竹子的价格也涨了，而且涨的幅度超过了工资涨的幅度，这样，虽然是工资涨了，可是却没有买到更多的竹子，这就是货币幻觉。
目前的宏观政策有意识地保持货币幻觉，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同时，投资趋热，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价格最先上涨。一般地，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产出效应；另一方面是价格效应。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以通货膨胀来换取产出增长，我们说这种政策有着暂时的“货币幻觉”。货币幻觉一旦消失，就全部转化为通货膨胀。
现实中也有两个参照系，一是1993年下半年的“软着陆”，主要是限制货币供应，效果是显著的，但也造成“惜贷”现象，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二是1986年的通货膨胀，等到物价已经上来，市场预期已经形成，货币政策也就只能跟着通货膨胀走，最后靠“套期保值”缓解了储户的恐慌心理。
消除本币升值的“货币幻觉”，首先是强调要关注本币升值对个人福利带来的实际影响，而非表面的货币价值增加。
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因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失业与过剩劳动，所以采取名义汇率升值的做法不仅不能减少贸易顺差，反而会使劳动者的利益普遍受损，因此有损国民福利。
其次，进一步扩展“货币幻觉”的含义，我们要强调名义汇率与有效汇率的区别。
例如，虽然人民币兑美元在升值，但对“一揽子货币”来说，美元兑欧元、日元的大幅贬值，使人民币有效汇率可能是轻微贬值。而就另一个口径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测算显示，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2006年7月，比去年同期贬值1.6%。如此种种在本币升值中的“货币幻觉”，伴随某种“非理性升值”，可能会使政策效果被扭曲，并降低本币升值对一国经济和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利好程度，因此需要加以清醒认识。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的名字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第25章的寓言：天国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圣经》中“马太福音”的原文是这样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提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
“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或者说，赢家通吃。在经济学领域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常常会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落后地区的人才会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资源会廉价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制度又通常不如发达地区合理，于是循环往复，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
而社会贫富差距，也会产生“马太效应”。在股市楼市狂潮中，最赚的总是庄家，最赔的总是散户。于是，不加以调节，普通大众的金钱，就会通过这种形态聚集到少数人群手中，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另外，由于富者通常会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而穷者则会由于经济原因，比富者更乏发展机遇，这也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对政府而言，如何在经济发展中避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马太效应”，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课题。
幼稚产业
所谓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在保护幼稚产业上，如何界定和选择幼稚产业是一个关键，选择不好就可能导致保护落后，保护需要大量的投入，付出一定的代价。
让“幼稚产业”与他国已发展成熟的相同产业直接竞争，无异于让幼儿与壮汉角力，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对其给予临时保护，它们就可能成长起来，获得较高的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这不仅对一国是有利的，对整个世界也是同样有利的，因为稀缺的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使用，增加了整个世界总的收益。尽管国内消费者在保护期内要为此增加支出，但他们的损失可以从后来的价格降低中得到充分补偿。保障措施目的不在于保护“幼稚产业”，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当部分的“幼稚产业”常常就是易于受到国际贸易剧烈冲击的产业，因此，在客观上，需要有保障措施来保护“幼稚产业”。
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有三种，分别按照提出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
（1）穆勒标准。
如果某个产业由于缺乏技术方面的经验，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定时期的保护下，该产业能够提高效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存在下去，并取得利润，该产业即为幼稚产业。穆勒标准可概括为如下几点：①正当的保护只限于对从外国引进的产业的学习掌握过程，过了这个期限就应取消保护；②保护只应限于那些被保护不久之后，没有保护也能生存的产业；③最初为比较劣势的产业，经过一段时间保护后，有可能变为比较优势产业。
（2）巴斯塔布尔标准。
受保护的产业在一定的保护期后能够成长自立，为保护、扶植幼稚产业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不能超过该产业未来利润的现值总和，符合条件的即为幼稚产业。巴斯塔布尔标准概括为如下几点：①受保护的产业在一定时期以后，能够成长自立；②受保护产业将来所能产生的利益，必须超过现在因为实行保护而必然受到的损失。
（3）肯普标准。
除了前两个标准的内容外，应考虑产业在被保护时期的外部效应，如具有外部性，该技术可以为其他产业所获得因而使得本产业的利润无法增加，将来利润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国家应该予以保护。
只有先行企业在学习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具有对国内其他企业也有好处的外部经济效果时，这种保护才是正当的。因为开创一种新的幼稚产业，先行企业本身的投资大、成本高、要冒很大的风险，而成功之后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后来进入该产业的企业也可享用最早的幼稚工业所开发的知识与经验，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原先的先行企业无法获得超额利润以补偿学习期间所付出的代价。对于这种幼稚产业，政府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否则企业就不愿投资于这种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产业。
肯普标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①所保护的幼稚产业要有利于对潜在资源的利用；②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③保护幼稚产业，要有利于要素利用率的提高。
路径依赖
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例子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
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
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
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自己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问题是保罗·大卫在解释惯常的文字组织是怎样变得标准化和固定化时提出的。他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即使这一路线使阿瑟创造性地发展了保罗·大卫的这个思想，并系统地阐发了技术演进过程中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观点。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越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战胜自己的对手。
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的事件如遇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是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流动性陷阱的。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包括负增）原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把上述状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无法影响利率。如果当利率为零时，即便中央银行增加多少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时，由于持有货币比持有债券更便于交易，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多少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从而也就无法将债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状态。
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意味着运用货币手段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可能是无效的。这一结论动摇了古典学派的理论根基。因此，围绕流动性陷阱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争论很大。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在其早期论文中，曾运用若干资料证明了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并明确得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的结论。然而，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M。布隆芬布雷纳和T。迈耶同样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流动性陷阱并不存在的结论。货币主义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则持某种折中态度。一方面，他否定有流动性陷阱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市场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因为人们需要以货币来替代其他金融资产的普遍愿望会使利率的下降有一个最低的限度。
棘轮效应
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
这一效应是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针对这一观点，杜森贝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生理和社会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经历的后果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棘轮效应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出自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除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他还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秉承清白家风，不喜奢侈浪费，倡导俭朴为美，他写此家书的目的在于告诫儿子不可沾染纨绔之气，保持俭朴清廉的家庭传统。
诚然，棘轮效应是出于人的一种本性，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暧”，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有了欲望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满足。
西方一些成功企业家虽家境富裕，但依然对子女要求极严，从不给孩子很多的零花钱，甚至寒暑假还让孩子四处打工。这些成功企业家并不是苛求子女能为自己多赚一点钱，而是希望子女懂得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懂得俭朴和自立。
这一点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个人资产总额达460亿美元。但是他在巴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将要把自己的巨额遗产返还给社会，用于慈善事业，而只给三个子女继承区区几百万美金。
比尔·盖茨的慈善事业始于1993年秋天。当时，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盖茨心灵的震颤。盖茨感慨之余，建立了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
2000年1月，盖茨将原先的两个基金会合并，组成了“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这一基金会由父亲老盖茨统领，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总额高达240亿美元。老盖茨说，他的退休生活其乐无穷。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挥霍”儿子赚来的财富上，把这些钱拿来捐赠给全球各地的医疗和教育机构。
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他觉得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和出身的富贵、贫寒无关。比尔·盖茨称，他和妻子耳濡目染，在健康、教育、研究等领域还存在着的很多不平等现象。因此，决定将自己的财产用于解除这样的不平等。他还希望其他有钱人也能够将自己的财产回归社会、用于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
由于和民生息息相关，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政府部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刺激生产和增加供应，以期平抑物价，相信食品价格会在不久的时间内回落。
但是仍然要警惕食品价格上涨的“棘轮效应”。狭义的棘轮效应是指即使收入水平下降，个人消费习惯也不会随之下降。即所谓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广义的棘轮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不可逆性，就像前进中的“棘轮”一样很难逆转。
到时候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猪肉禽蛋等原材料价格下降了，但是相应的制成品如牛肉拉面、肯德基、方便面以及饭店的价格不会相应地下降。
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在居民的生活中，这种“能上不能下”的事件出现过多次，比如最近的一次是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成品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出租车打车价格的上涨，广州增加了一元钱的特别附加费，北京则将每公里的单价从1.2元/公里和1.6元/公里统一为2元/公里。但是在之后的国际油价下调过程中，这些价格并没有相应下调。
实际上，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是一个经济体保持健康发展的标志，比如香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种“棘轮效应”，物价水平也上升到了一碗面几十元的水准。但是这并没有引发社会问题，原因是人均居民收入同样获得了惊人的增长。
因此，更好的解决方法在于增加居民的收入，用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物价上涨的影响，对于居民来说，相对负担并没有增加，对于养殖户来说也有利可图。
萨伊定律
萨依定律（Say's Law），也称作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一种自19世纪初流行至今的经济思想。萨伊定律主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定律得名自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不过萨伊并非最早提出定律内容的人，真正提出相关概念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虽然当今经济学教科书已将其内容删去，但是还有不少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还是依据萨伊定律而作出结论的。
萨伊定律的历史和表达形式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不过，如果因此误以为所有商品生产以后，一定能够销售却是误会了定律的意义。因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循环，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于是，古典学派经济学者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生产过剩不可能在流通过程发生。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如是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至于长久被认为是本定律“发明者”，萨伊的描述表达了定律的某些假设前提：
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由此可见，萨伊定律需要有两个假设前提：
（1）在不同时间点之间，货币的价值是稳定的。
（2）货币仅作交换媒介，在流通过程中一般不涉及对货币无限期的储藏。
由此，一个明确的定律开始确立。萨伊定律的应用主宰整个古典学派的思想和主流的经济思想至凯恩斯的通论出版，萨伊定律的影响力才稍微减退。
拉弗曲线
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描绘这种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曲线叫做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拉弗曲线”理论是由“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提出的。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供给学派”是因为它主张以大幅度减税来刺激供给从而刺激经济活动。拉弗先生以其“拉弗曲线”而著称于世，并当上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
“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它是专讲税收问题的，提出的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主张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与拉弗同时代也同为“供给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对此作出了扼要解释：“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与主要是为了逃税而存在的物物交换不同）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意在货币经济中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100%税额，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拉弗曲线”必然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了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拉弗曲线”认为：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就高。税率太高，人们就被吓跑了，结果是什么经济活动都不发生，反而收不上税来。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
拉弗曲线的一般形状，可以理解为：在原点处税率为零时，将没有税收收入；随着税率增加，税收收入达到最高额；当税率为100%时，没有人愚蠢到还要去工作，所以也没有税收收入，因此曲线是两头向下的倒U形。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超过图中tA点时，挫伤积极性的影响将大于收入影响。所以尽管税率被提高了，但税收收入却开始下降。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当税率进入禁区后，税率与税收收入呈反比关系，要恢复经济增长势头，扩大税基，就必须降低税率。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鱼与熊掌兼而得之——收入和国民产量都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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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科分类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为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的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为了追溯和总结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出现了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状况，各有自己的门类划分。综合两类国家的经济学科发展现状，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一、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另外，与经济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现在也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此外，福利经济学等也已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但生产关系是不能与生产力脱节的，中国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应建立一门以社会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但尚在研究探索之中。
三、经济史
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这部分内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百科全书》）。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四、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
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作为一门评价和分析各个时期各个阶级各个学派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学科，它显然也要受到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制约。经济思想史一般包括作为经济学前史的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等几个主要部分。按国别划分，这个学科也可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英国经济思想史、美国经济思想史等。
五、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
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建立较早的学科，是统计方法在经济数值处理和分析中的应用。3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用以建立计量模型，估算参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复杂的数量关系，验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预测，规划有关政策。结合质的分析，适当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量的分析，可以增强各类经济学科的精确性，增强制订政策和计划的科学性。现在，这类有关经济数量分析、计量方法的学科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受到重视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六、应用经济学
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个分支：
（1）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
（2）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
（3）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
（4）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
（5）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
（6）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医药卫生学相交叉的卫生经济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技术学相交叉的技术经济学等。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