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发展演化到现代的顶峰是哺乳动物。那么，现代哺乳动物发展的顶峰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灵长类中的人类。之所以命名灵长类，是因为“人为万物之灵”。然而，令人奇异的是灵长类，动物中最高等的动物、哺乳动物中最先进的动物，却直接源自于最为古老又最为原始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食虫类哺乳动物。
灵长类的演化顺序：树鼠句狐猴、眼镜猴阔鼻猴、狭鼻猴、猿人类。正好与现代灵长类从低等向高等排列的顺序相同。现代分布在我国海南岛、云贵地区及东南亚的树鼠句，仅松鼠那么大小，其身体结构很像食虫类，但已有了灵长类一些特征，例如，脑颅很大，眼睛已完全被封闭在眼眶之中等，尤其是它不但食虫，还吃一些果实，即已从食虫到了杂食。食性的改变，正是灵长类从食虫类中分化出来的重要关键，也为灵长类的以后演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新生代之始，由原始树鼠句发展出原始猴类，进而演化出原始猿类。现在生活在亚洲的长臂猿、猩猩（又称褐猿），生活在非洲的大猩猩（又称大猿）、黑猩猩（又称黑猿），就是原始猿类的后裔。不过，过去历史上猿的种类很多，其中距今2500万年前至距今数百万年前的第三纪中、晚期是猿类动物的黄金时期，但现代仅剩下上述的4种了。人与这4种现代猿是亲戚，曾有共同的祖先，当然不是近亲，而是远亲，他们（人和现代猿类）都由森林古猿演化而成。
1.人类何以成为万物之灵
像我国古代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朝代一样，地球的历史也划分为不同的时期、阶段。地球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一层层岩石，好比一本书的书页。地质学家就用地质年代来计算地层形成的时间和先后顺序，共分为五个代。太古代是距今24亿年以前地球历史中最漫长和最古老的一个阶段。在它的晚期，最低等的原始生命——原核细胞的菌类出现。元古代（24～6亿年）是原始生命逐渐发展的时期，生命由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发展。古生代（6～2.5亿年）是生物大发展的时代。前期，珊瑚、海绵、三叶虫等海生无脊椎动物空前繁盛。晚期，从4亿年起，随着地壳大变动，生长在海水中的动植物纷纷“登陆”，形成两栖类动物及高大的蕨类植物，从而揭开了陆生生物大繁荣的新篇章。距今2.5～0.7亿年，地球历史进入中生代。这一时期，以恐龙为代表的爬行动物异军突起，海陆空三界都成了它们活动的场所。因此，中生代又称爬行动物时代。新生代是地球历史中最近的一个阶段，长约7000万年，共分两个纪：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一阶段，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相对稳定的温润环境被寒暖悬殊的气候代替，大批动植物灭绝，被子植物、哺乳动物空前繁盛。第三纪时最早的灵长类出现（6千万年前），猿类出现于3000万年前。而真正的人，能制造工具和征服自然的人，出现于第四纪，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在人类形成和不断扩大生活区域的过程中，他们成为对地球历史进程施以重大影响的一个物种。从此，地球的演化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历史时期。
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比作100岁，那么，在30岁时出现了最早的细胞，91岁时出现了脊椎动物，92岁时出现了两栖动物，97岁时进入了恐龙时代，人的出现是最后四星期的事，而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则是这四星期最后1小时的事了。
从动物学的角度看，人属于灵长类动物。人和灵长类动物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面部较平，不像猪、狗和其他许多动物那样有突出的嘴巴；两眼长在面部前方而不是头的两侧；两眼看到同一视野，并在大脑中综合成立体的图像；都能辨别颜色，辨别方法主要靠视觉而不是嗅觉或听觉；脑和手都高度发达，特别是脑的进化是其他动物不可比拟的；全年都能生育而不限于特定的繁殖季节，而且大多是一胎一仔。人类与高等灵长类中的4种大猿——黑猩猩、大猩猩、猩猩和长臂猿就更加接近。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同样的骨骼，同样的肌肉，同样的器官，几乎猿身上的每一个特征在人体上都有表现。其差别几乎完全是各部分在比例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差别。”由此可见，人和猿关系十分密切，从动物学角度说，它们是亲属。研究的内容越丰富，这方面的证据就越多。比如研究血液，发现人和大猿血液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人的4种血型，在猿类的血液中也有表现。研究细胞，发现人和黑黑猩的细胞色素C的结构相同；在病理上，人类与类人猿所感染的疾病和肠道寄生虫也都相似。
人和猿虽然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人并不是从猿类进化来的，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认为人、猿、猴三类动物都是由一个古代的共同祖先进化来的。在新生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灵长类各科分别按各自的方向进化着。
人、猿、猴的共同祖先是什么动物呢？一般认为，大约3000～800万年前，生活在印度的一种小而原始的灵长类动物——拉玛古猿可能是人猿共同祖先的一个代表。但人、猿真正开始分化是大约400～300万年前的事。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以前的看法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由于环境变化，一些古猿被迫离开森林下到地面生活。在劳动中，他们上下肢的分工越来越明显。上肢逐渐得到解放，身体逐渐真立。直立姿势的产生使手脚进一步分化，以适应不同的功能。手脚的形成又引起躯体其他方面产生一系列变化，逐渐形成人类特有的体质形态。同时，在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联系，这促进了语言的出现和形成。劳动和语言一起，又促进了大脑的发展。脑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从猿到人的转变。
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凡是身体能够直立，前肢的运用比较灵活的古猿，就能取得更多的食物和有效地抵御敌害，从而获得较多的生存机会。反之，身体直立不好，肢体、特别是前肢笨拙，又“不爱劳动”的“獭猿”，就很容易被敌害吃掉或冻饿而死。也就是说，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劳动能力强的被保留下来，繁殖后代并继续进化，不劳动或劳动能力弱的就被淘汰。所以不是“劳动创造了人”，而是自然界“选择了爱劳动的物种”，使其存留和进步，发展成今天的人类。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古猿利用工具进行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不管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有道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抹煞的。
古猿是过着群体生活的动物，是“社会化”的动物。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猿群”也就逐渐变成“人类社会”。从人类一出现，他们的进步就不再是一般动物的进化。因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因不仅限于生物学规律，还开始并更多地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所以人类出现以后，特别是从“新人”到“现代人”阶段，身体形态构造变化不很明显，但以生产工具发展为主要标志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却越来越迅速，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因此，从生物学角度看，人是动物；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就远远高于动物，甚至可以说不能等同于动物了。
达尔文和他的战友赫胥黎、海克尔等人，在认识生物进化和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但他们的理论也有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人和动物混为一谈。他们把人看作是动物的一种，与其他动物只有种类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他们就把生物界的各种规律一齐搬到人类社会来。例如从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的观点出发，他们把人类分成“高等”和“低等”、“优良”和“低劣”。认为“贵族”比“中等阶级”长得“美”，公开维护阶级不平等现象，更轻视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对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赞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正常的“生存斗争”；他们更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国、小国的侵略，认为是人类进化的动力，是“优胜劣败”。这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别国人民找到了借口。因此，把生物进化理论完全照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就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由此可见，人虽然是动物的一种，但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不认清这一点，仍然要走进错误的死胡同。
那么，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认为“会制造工具”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的确是一个简单易行又比较准确的区分办法。但近来又发现，一些比较进化的南方古猿也会制造工具，所以有人主张将南方古猿归入动物分类学中的“人科”范围。然而多数人却很难接受“南方古猿”也是“人”这样的说法。看来，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来区分人和动物是不很准确的，而应该用更综合的办法来区分。现在的一般看法是：人属于灵长目动物。但在自然界生物发展阶段上人类居于最高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具有完全直立的姿势，解放了的双手，复杂而有音节的语言和特别发达善于思维的大脑，并有能够制造工具和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本领。这其中，经过思维而产生意识，使人类能主动自觉地，有目的地去改造客观世界，而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界，成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个区别，使人类的进步与动物的进化完全不同了。实在地说，人类的身体很一般，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既没有灵牙利爪，也没有厚皮坚甲；既不会飞，也跑不快。但人类的适应能力却非常强，它能适应从热带到北极的各种气候，但适应办法不是靠产生更多的毛发和脂肪或增加汗腺，而是简单地改变一下穿着或修筑不同的蔽护所就行了。所以人类的进步除了依靠生物学的遗传和优化外，更多的是靠社会和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变化很快，比生物的进化快得多。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随着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蓬勃兴旺。
但是人类不能完全脱离自然界的影响，因为人类毕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即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又使自然界减少灾难，变得更加美好。
2.人是低等动物的后裔吗
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部分，达尔文自信地写道：“我看到了将来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在达尔文的另一巨著《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就这一重要而广阔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和耕耘。
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绝大多数人都笃信《旧约·创世纪》中上帝造人之说。在上帝的诸产品中，唯有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人的理智被认为根本不同于其他各种聪明动物的智能，惟独人拥有不朽的灵魂，这就界定了其本质属性及其与上帝的联系。人的神圣性、高贵性构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达尔文之前的有些自然学者，由于对人的心理能力和精神能力怀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把整个的有机世界分成三个界，人界、动物界、植物界，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而自成一界。有些自然学者，考虑到人类独特的心理能力和智力水平，于是步居维叶后尘，把人分作一个目，叫做两手目，因而和四足类、食肉类等几个目处于同等的地位。显然，自然学者的这些分类方法，与基督教教义是吻合的。
中国传统文化称人是“万物之灵”，“灵”虽出自万物之上，身犹在万物之中，“灵长类”的译名有可能就是从此而来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接受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说法，在感情上并不存在严重障碍。但是，对于西方民族来说，人有人的独特的尊严，绝对不能和动物相提并论，更不必说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了。这不仅是一个科学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宗教感情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当达尔文跨入这一领域时，需要何等的勇气和信心。
对于达尔文来说，他坚信，物种绝不是由上帝单独分别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一个简单原型演化而来的，人自然也不例外。“在种种心理能力上，人和低于人的动物之间，尽管在程度上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别，但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程度上的差别，无论多大，不能构成一个理由，使我们把人列入一个截然分明的界，或使他自成一界。”达尔文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与动物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与灵长类，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许多疾病，如天花和梅毒等，人与猿猴都能相互传染，表明人和这些动物的细胞组织及血液，在细微的构造和内容的组成上，都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
当然，人与其他高等动物的真正差别还在于大脑所反映出来的智力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进化论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cley，1825—1895）指出：“人和黑猩猩或猩猩之间的差别，要比后二者和甚至各种猴子之间的差别还要少，而黑猩猩的脑子和人脑之间的差别，比起前者和狐猴的脑子来，几乎是微小得没有多大意义可言。”达尔文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然而人所珍贵的是各类心理能力以及语言、智力等，它们在动物中有没有呢？达尔文坚定地回答：动物也有这类能力的萌芽。所以，从动物到人，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
首先是心理能力。达尔文指出：“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更不必说只是我们有心理能力，而其他动物完全没有了。”当然，其间存在着无数的由浅入深的层次。很多复杂的感情行为，比如两性之爱、母爱、自我保全等，人和动物都共同拥有。许多动物都会表现出对事物的好奇之心，甚至好奇心的强弱，可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智力。一条警觉的狗与一只慵懒的猫，前者有着更强烈的惊奇心理，故而智力上也比较优越。而在人类当中，一切哲学家、科学家比常人具有更多的对外界事物高度的敏感、惊奇心理，这正是求知的开端。
想象力是人的最高特权之一。但它在动物当中仍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达尔文举了一个观察者所记下的例子。狗在夜间要吠，尤其是在月夜，而且吠得很奇特、很凄厉，称为犬吠月。但不是所有的狗都这样。据说，凡是不吠月的狗，一到月夜，两眼避开月亮不看，而是盯着靠近地平线的某一个固定之点。据分析，在月夜，狗的想象力受到四周事情模糊不清的轮廓所干扰，并且这种光景会在它们眼前召唤出种种离奇古怪的幻象来。
总之，动物同人一样，不仅拥有某些本能，甚至还会有复杂的情感，例如妒忌、猜疑、感激、争胜等。进而抽象的概念、一般的意识、心理的个性等，它们在动物中能反映到什么程度，由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难以沟通性，致使准确地获得这类知识相当不易，但是达尔文坚定地相信，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这类复杂的心理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是语言的使用。达尔文认为，动物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狗能理解人的语言，其程度大致相当于10至12个月之间的婴儿。人在感情特别丰富的时候，也能像动物一样，更多地以各种手势、吼叫、脸部肌肉的活动等等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而不是用音节分明的语言。“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只在于，在人一方面。这种把各式各样的声音和各式各样的意念连接在一起的本领特别大，相比起来，几乎是无限大；而这套本领显然是有赖于他的各种心理能力的高度发达。”
第三，宗教信仰。谁都会认为宗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从广义上看，若是把宗教信仰理解为对一切神秘事物的敬畏、膜拜之情，那么，达尔文认为，在动物中间同样能找到这些情感的踪迹。在一只狗的身上，通过它对主人的深情，百分之百的顺从，一些畏惧以及还有其他的情感，这些正是宗教心理的萌芽。达尔文说：“一条狗仰面看它的主人就像瞻仰上帝一样。”
在证明了人的种种独特品质与动物的关系之后，达尔文又进一步论证了一些品质的取得，同样受制于生物界普遍适用的客观无情的法则——自然选择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甚至包括与达尔文共同提出自然选择原理的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也无法接受。若说人的体制构造的形成受制于自然选择，情理上能为人接受。比如镰刀状贫血症。因为有益于抵御疟疾的侵袭，故而在非洲人群中有着较高的发病率，这显然与自然选择有关。而且事实也证明，在美国的黑人中，这类患者明显减少。因为在一个疟疾不再猖獗的环境中，贫血患者的生理缺陷，致使他比别人有着更少的生存率。
但是，如果说人类珍贵的心理特征的获得，如道德感、非凡的智力、宗教感情等等，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这将导致对基督教教义的亵渎，并大大伤害这些教徒的宗教感情。然而，达尔文以非凡的勇气，更以翔实的资料，坚持把他的自然选择原理贯彻到人类的所有领域之中。
比如说语言，达尔文认为：“用有音节的喉声来模仿动物的音乐性的叫唤声这一活动终于产生了可以用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绪的一些字眼。”这就是语言的起源。因为语言对原始人是极其有益的，所以，自然选择保持并完善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性状。
又比如说道德感，这是人的骄傲，在达尔文看来，“不论任何动物，只要在天赋上有一些显著的社会性本能，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而同时，又只要一些理智的能力有了足够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取得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良心，人就是这样。”
达尔文认为，人的种种心理特征，乃至道德感等，与其他性状一样，也是会变异的，并且我们有一切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些变异是倾向于可遗传的。只要变异对人类的远祖有用，它们就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得更为完整。以道德的起源来说，“当两个居住在同一片地区的原始人的部落开始竞争的时候，如果（其他情况与条件相等）其中的一个拥有一个更大数量的勇敢、富有同情心、而忠贞不贰的成员，随时准备着彼此告警，随时守望相助，这一个部落就更趋向于胜利而征服其他的一个。”胜利者得以繁殖更多的后代，于是，这些被人类社会所赞美、鼓励的道德就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既然自然选择原理曾经在人类的起源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达尔文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现在文明时代的许多做法，反而是违背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们有理由相信，接种牛痘之法把数以千计的体质本来虚弱原是可以由天花收拾掉的人保存了下来。这样，文明社会里的一些脆弱的成员就照样繁殖他们的种类。”接种牛痘还算是一个特殊事例，从总体上来看：“就野蛮人、身体软弱或智能低下的人是很快就受到了淘汰的，而存活下来的人一般在健康上都表现得精力充沛。而我们文明的人所做的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淘汰的进行。”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各类慈善院，收容残疾之辈；医生想方设法救活每一条垂危的生命等。
于是，达尔文很自然地从生物学领域过渡到了社会学领域，并且将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本身。生物学的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结合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吹者和信奉者。甚至还在读达尔文的著作之前，斯宾塞就企图证明，放任自由的个人奋斗与导致生物体改善的严峻的自然法则是一致的。“最适者生存”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式。尤其是，他为当时英国的政策找到了一个正当的借口：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都不妨说是自然选择的社会形式，篡改它们便会干扰宇宙进化的过程，并将使人类进步的车轮发生故障。
另一位进化论者，达尔文的忠诚卫士赫胥黎在自然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进化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宇宙过程，通行的是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原理。“社会的文明越幼稚，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而社会进化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种伦理要求“用‘自我约束’来代替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所以，在最文明的社会中，生存斗争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曾经独立得出自然选择原理的另一名进化论者华莱士，在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持有与达尔文相反的观点。华莱士认为，人类大脑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进化的性质；随着智力及文化的进步，器质性器官的形态特化和变异就不再发生了。华莱士还认识到，人与类人猿在智能方面的差距比达尔文所承认的要大得多；被达尔文看作是人与类人猿之间过渡的原始部落里的野蛮人，其固有的意识能力与文明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华莱士完全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华莱士主张自然选择不能说明人的高级能力的出现。他指出，“原始部落里的人们，其大脑体积与高度文明的人不相上下，其实这样的生活只要有一个体积小得多的大脑就够了。”自然选择只能为野蛮人奉献一个略逊于类人猿的大脑，但事实上他却拥有一个仅仅略逊于哲学家的大脑。”华莱士用一种所谓的“潜在能力”来说明人类的特殊进化过程。这种潜在能力至今仍未被发现，但华莱士正确地看到了人类的起源、进化具有与纯粹的生物学过程相比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确实是达尔文所忽略的。
正因如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对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威尔伯福斯主教在英国科学协会怒斥达尔文主义，他大声疾呼：“自然选择原理同《圣经》是绝对不相容的！”
1860年，《物种起源》发表后的次年，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主教发生著名的辩论。当大主教以轻蔑的口吻质问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父亲一方还是母亲一方来自猴子这一祖先时，赫胥黎机智地回答，他不以父亲或母亲一方来自猴子而感到羞愧，相反，如果他的祖先中有这样一种人，他对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却还在无知地谩骂，他将会感到羞愧万分。这次辩论不仅为赫胥黎赢得了崇高声誉，而且为进化论的普遍接受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