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早制造出陆路交通工具——车的民族。中国的先民在运输生产产品以及木、石等建筑材料过程中，逐步制造出滚木、轮子、轮轴，最后出现了车。最原始的车轮是没有轮辐的一块圆木，称作“辁”。《左传》中说奚仲善于造车，曾做过夏王朝的“车正”，他“桡曲为轮，因直为辕”，创造了有辐条的车轮。正式使用战车的记载见于《尚书·甘誓》，司马迁收入《史记·夏本纪》。根据先秦文献、卜辞记载，早期战车的形制为：方形车厢，独辕，两个车轮，车轮直径较大，约130厘米～140厘米。每轮有18根～24根辐条。车毂较长，突出于轮外。车辕前横置一条车衡，衡上缚两轭，用以驾车。车厢门开在后方，车体全用优质木料制造。车前架四匹马，中间两匹辕马，称“服”；左右侧拉旁套两匹马叫“两骖”；一套驾车的马合称为“驷”。根据有关资料，古埃及在其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也有了战车，木制，有一个辕杆，由两匹马驾驶，乘两人。可见，中国古代使用战车的时间显然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早，制造技术也比较先进。
到了商周时期，用来作战的车的形制已比较精巧。商代的车由车辕、车舆和轮、轭等部分构成。各部分再细分，加上马具和辔饰，其名目有几十种之多。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车工艺及规范。它首先对车的关键部件轮子提出了一系列技术要求和进行检验的手段：（1）“规之以视其圜”，即用规测量轮子，视其外形是否正圆；（2）“萭之以眂视其匡也”，就是说轮子平面必须平正，检验时将轮子平放在同轮子等大的平整的圆盘上，视其是否彼此密合；（3）“县之以眂视辐之直也”，即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4）“水之以眂视其平沉之均也”，即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轮子的各部分是否均衡；（5）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尺寸大小和轮重都要相等，其方法是“量其薮以，以眂视其同也；权之以眂视其轻重之侔也”；（6）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坚固，即所谓“欲其朴属”；（7）毂的粗细、长短要适宜，“行泽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也就是依据利转和稳定的原则，对不同用途的车辆，选用毂的不同尺寸；（8）“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阝也也”，即要求轮子的直径要适中，如果太大，人上下不方便；太小则马拉起来吃力；（9）对轴要求材料好，坚固耐久，转动灵便，这就是所谓“轴有三理：一者为微也。二者以为久，三者以为利也”；（10）必须选用坚实的木材，即所谓“斩三材必以其时”。
由此可见，技术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其考虑十分周全细密，而且又是十分符合科学道理的。《考工记》还对车舆材料的选择及连接方法，车辕、车架的制作，对不同用途的车辆的要求等问题分别予以叙述，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制作战车技术的很高水平。
春秋战国之际，是战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每个诸侯国都拥有大量战车。一次战争行动，常常出动战车1000辆以上。“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成为显示国家兵力和国势强大的重要标志。秦汉以后，仍然有人利用车战破敌。如西汉“夏候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汉书·夏候婴传》）。汉武帝时，令大将军卫青出塞抗击匈奴，卫青“以武刚车，自环为营”。晋马隆击树机能时，造偏厢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千里，杀伤甚众，逐平凉州”（《晋书·马隆传》）。但是，这些兵车多用于运输和设营，“以车载米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执弓，右执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世兵车主要用来装载辎重，特别是当出塞远征时，必须随行大量兵车以资军用。公元458年，魏文帝拓跋征矛然时，一次出动兵车15万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兵车参战的最高记录。
宋代，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女真、辽、西夏诸部都擅长骑射，每当发生战争，长驱直入，宋军难以抵挡，于是有人主张重建车兵，用来抵挡骑兵。北宋大将李纲称：“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他在金军侵汴之时，采用统制官张行中发明的战车，绘图颁发给京东、京西两路军队练习使用。这种战车“双轮两竿，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每车用卒25人，“四人推竿动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则持军器夹车之两旁”，宿营时，用铁索横联，充当防御工事（《宋史·李纲传》）。火药发明以后，出现了许多种装载火器、盾牌的战车。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朱冕创议用“火车备战”。以后直到明末，许多戍边将领纷纷倡议建设车营，“藏火于车”，将火器、战车与盾结合，出塞御敌，以对付北方民族的骑兵。明代九边先后装备过正厢车、偏厢车、扇厢车、双轮战车、单轮战车、雷火车、全胜车、鹰扬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塞门车、火车、霹雳驻车等。但这些战车都是活动的战斗堡垒，当年“车毂错兮短兵接”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
大约在7000年前，中国的先民已经开始了水上活动，至周朝，舟船已成常用交通工具，《易·系辞》曰：“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史籍中也有了水战的记录。春秋时期，各诸候乘船作战已很频繁，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返”。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起先楚军胜缴获吴王乘舟“余皇”，然后吴师反击又夺回了“余皇”。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舟师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春秋战国时期，战船的种类和形制已相当齐备，主要用的是桨船。据《越绝书》记载，吴国就有5种船型，“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当时比较大的战船称“大翼”，长约24米，宽约3.2米，可容战士20余人，桨手50人。
中国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船舶制造技术的发展。到了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战船更趋完备。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刘彻曾在公元120年下令在长安城西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大造楼船（当时的战船），建立一支“楼船”水师部队。《后汉书》中说，汉王趄一次能出动楼船2000艘，而大型楼船的舱室高达4层，这是当时的重型战船，名为“舰”，另外还有冲锋船“蒙冲”和“走舸”等多种类型的战船。楼船，是中国古代的巨型战船。船上起重楼，“列女墙、战格、树幡”。装备战炮、拍竿；甲板上可以奔车驰马，海船可装载士卒数干余人。艨艟，也叫蒙冲，是一种航速较快的轻型战船。因为舰背上蒙上生牛皮，所以称做蒙冲。这种战船，“外狭而长”利于冲波破浪，前后左右都有弩窗、矛穴，可以四面发射弓弩，或以白刃刺击敌船兵士。走舸，是一种轻便的快船。“船舷上立女樯，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列之于上”。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的发明和应用上。东汉刘熙《释名》中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桨只有向后拨水时才作实功，而橹在整个运动中都作实功，俗话说“一橹三桨”就是这个道理。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方向。它的出现是船舶技术的重大进步。此外，据《释名》说，“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这说明东汉已经使用了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至此，中国古代战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三国时期，战船制造的规模扩大，技术更加成熟，使用也很熟练。孙吴建都不久，就拥有船舰5000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5层，可载3000人。赤壁之战中，曹吴双方水师都使用大量艨艟。《三国志·吴志》称：“操得荆中水军蒙冲战舰，浮以沉江”。而吴军火烧曹军水师，则出动“蒙冲、斗舰数十艘”（《三国志·吴志·周瑜传》）。黄盖诈降，以蒙冲、斗舰载纵火物，“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火发后，舰上吴军士卒乘走舸走脱。三国后期，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叫“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睿传》）。在此之后，中国古代的战船形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制作技术上不断提高。如南北时期，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增大，大帆用布120幅，高9丈（约18米），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提高风帆的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出现了车船，这种新型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这种以轮为桨的战船或许对以后出现的明轮战舰有启发作用。到宋朝，战船技术进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明朝时期则发展了海上作战的战舰，并配备了火炮。
大约在5000多年前。古代埃及就有了木帆船。在西方，古代希腊的舰船技术比较发达。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海军的鼎盛时期，雅典海军奠基者米斯托克利，在公元前480年动用雅典劳昂银矿的收入建造一支舰队，共有舰船200艘以上。军舰头角包以黄铜，以备冲撞之用。3列桨舰船有170名划桨手，上层62人，中层和下层各54人。除此之外，还有操纵帆水手和重装步兵战士，所以一般3列桨舰船的船员可达200人。古代其它国家和地区舰船技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