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岱沙
一
我出生在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生活优裕。年轻时，我性格活泼、胆大、顽皮、任性、好强，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头发剪得很短，喜欢同男学生一起打球。1935年暑假，家长为了对我严加管束，把我从男女同校的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转入中西女校就读。中西在上海是有名的贵族教会学校，以校规严格著称，对学生实施富有宗教色彩的洋教育。学生的制服一律规定墨绿色，冬季棉绸、夏季纺绸，饮食起居均有女仆侍候。对那种规范化和蒙上伪善薄纱的生活，我很不习惯。中西女校规定，学生每两周的周末可以出校回家，在上海没家的可外出探亲、访友、购物。因为我的家在重庆，常和妹妹去看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姐姐，顺便借些进步书刊带回学校去看。当时正是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左翼文坛昌盛时期，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童年》等小说，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朦胧地知晓人间疾苦和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苦于得不到答案。我特别爱读鲁迅的战斗性杂文，深深受到他“中国人要站起来”的精神鼓舞，从而产生了对这位伟大思想家敢于仗义执言、揭发政府和社会龌龊黑暗的衷心崇敬。我也最爱读《生活周刊》一类爱国进步的刊物，它们给我以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启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我从上海回到重庆，并转学到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高三借读。
二
二女师是个进步的学校，那里的同学淳朴、热情，我和她们相处很融洽。在同学的影响和引导下，参加了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的各项爱国活动。这一时期，在进步同学的指引下，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书刊，燃起了我心中理想的火炬。
1938年春天，重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在进步青年中出现了一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热潮。5月上旬，二女师建立了党支部，受重庆市委青委书记杨述直接领导，李成英同学为党支部书记，李佩柔任支委。二女师发展党组织的基础虽好，但吸收党员仍是严肃、稳妥地进行。像我这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实践观察，然后由本人申请，党员李佩柔介绍，经上级批准，6月1日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在约定的一家小饭铺的楼上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上级党代表的讲话，给我上了入党后的第一课，那是一次深刻难忘的教育。以后隔周在我家召开党的小组会，有时是支部会，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和有关统战政策，检查布置工作和进行时事政策的传达和讨论。
三
高中毕业后，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报考大学，二是投身抗日洪流。为拯救民族危机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毅然选择了后者。很快便向党组织提出去延安学习和到艰苦环境中锻炼的殷切期望。得到组织同意后，我便向父亲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不料，他当即表示坚决反对，说他准备送我和哥哥去美国留学。但我已经下了决心，并已得到组织批准，便坚持要去延安，过了几天，父亲退了一步，说世伯邵力子先生（当时是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后继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答应可以设法送我去苏联留学，并说那里也是共产党掌权的地方。我说，眼前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全国人民正遭受深重灾难、抗战烽火燃遍全国的形势，我是中国青年，应该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奔赴前方，在祖国土地上参加抗日。父亲见我始终坚持，便生气地威胁我说：“如果你一定执意要去延安，我就要在《国民公报》上声明和你脱离父女关系。”这样，我们的“对话”就谈崩了。我见说服不了父亲，心想，你不同意，我也要走，反正有党组织做依靠。我把情况如实地向组织汇报，征得组织的同意，又取得胞姐的支持和帮助，做了一些行装和旅费的准备，193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总算离家出走了。后来听说，我的这一行动，当时在重庆上层社会圈中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我只身乘长途汽车，两天后到达成都。经过已在成都的曾述芳同学（党员）与省委组织部联系后，把秘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通知了我。去接头时，我又喜欢，又有些紧张，还掺杂着一种神秘感。我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按照接头关系见到一位身着黑色长衫、老成持重的“长者”。他正面上下打量我一番，接着便简要地问我离开家的情况、路上的经过，然后嘱咐我要为途中可能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做好思想应对准备。最后他交给我一个约摸一公分长短的细小纸卷，说这是我的正式组织关系，要我把它缝在内衣的缝隙里，带至目的地交给组织。离别时，“长者”还交代，和我同路到西安的还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们以表姐妹相称，路上互相照顾。
第二天，组织派人将我同行的“表姐”引到我的住处和我见面。两天后，我们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到达广元。我们一路上投宿的大都是小镇上的小客楼，设备简陋，被称作“鸡毛小店”，真是有些章回小说里的“黑店”的感觉。从广元乘长途汽车到宁强后，公路因暴雨塌方，交通受阻，经打问，谁也不知何日才能通车。我们只得雇了两乘简易的山轿继续前进，行程三天，尽管行进缓慢，却胜似留在宁强闷等。坐在山轿上还可以休息、打打瞌睡。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县（可能是略阳），我们又乘长途汽车继续前进，到宝鸡便搭乘火车直达西安。一路上经过了两道关卡，每经一道关卡就会有国民党的军警进行一番盘查，特别是宝鸡车站检查盘问最严，幸而我带有一张高中毕业证书，赴西安的理由是探亲（我的姑父雷宝华当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并投考西北大学，表姐陪同前往，我们总算比较顺利地到达西安，经打问，我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第二天组织编队，一个小队十来个人，我们一行共四个小队，一起听了办事处负责同志的讲话，宣布了纪律和行军中的注意事项。翌日清晨，大家高高兴兴地整队出发，各自背上简单的行装，徒步踏上八百里秦川，奔赴被称做“圣地”的延安。
我们是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队伍。第一天，我们兴致勃勃地走了30里，傍晚到站休息，洗脚时发现每个人的脚底板都打泡了。晚饭后，大家睡在地铺上，很快进入梦乡。我虽然爱好体育运动，但只是在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可从来没有像这样跑过长路。第二天一早再上路时，感到腿肚子胀疼，浑身不得劲，心里想这才是第一天，便忍住疼痛，紧紧跟上队伍。一路上队友们彼此鼓励，70里路走走歇歇，吃点喝点，一直走到天黑，总算跟上了大队，但脚底板的几个血泡都磨破了。人家告知可用白酒揉擦，磨破的地方煞得真痛，我咬紧牙，不吭气儿，想着前方战士浴血杀敌受伤的英勇情景，也就觉得自己这点儿泡伤算什么呢。在第三、四天的行军中，几个小队因为成员情况不同，只能要求前后队间行进保持一定距离，但实际上，距离还是逐渐拉大，我们这个四小队落在后面。我感到腰背痛不说，又因前晚是枕着一块砖头睡的，脖颈睡落了枕，以致头颈转动不灵，要扭头就得转身，行动起来别扭极了，加了磨破的双脚，只能一瘸一拐地行走，我才开始认识自己的脆弱。我咬着牙，不甘示弱，一直想着：只要前进，每离西安远一步，就离延安近了一步，这不正是组织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吗？我以要革命就不怕苦来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前进！
这次行军的最后一天，拂晓前我们四小队便从甘泉启程。翻过崂山，就是三十里铺，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不用说，每个人都热切地盼望及早到达目的地。当我们一行头一眼瞥见延安山头的宝塔时，不禁欣喜若狂，不住地欢呼跳跃起来：我们到达了革命圣地！
四
抗战时，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既是一座穷困落后的古城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大熔炉。城里几条不宽的街道，有店铺、旅社和少数党政军机关。城外周围的远近山上，到处可以看到一排排人工挖的窑洞。晚间，窑洞里燃起的灯烛照亮纸窗，远远望去很像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城墙两旁和街上可以看到“团结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鼓励人心的标语口号；到处飞荡着抗日救亡的响亮歌声。除了穿着土布衣服的当地老乡外，几乎都是一色灰军装的青年。
一到延安，就使我感到这里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它把全国各地以及远在海外的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以及各行各业的爱国志士，成批地吸引过来；它又是一所锻造适应抗日战争各种需要的人才的红色大学。它可以分别情况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和比较简陋的空间里，把抗日战争的理论、组织原则、革命纪律、行动纲领和工作方法，教给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境遇的人，并且按照自愿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一批一批地输送到全国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战线上去。
在这座古老而破旧的小城内外，特别是星期天，到处可以看到匆匆忙忙或悠悠闲闲的男女青年，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大都身着军服，腰系皮带，下打绑腿，个个朝气蓬勃，神采奕奕。他们有的是去寻亲访友，有的跑邮局、逛书店、到商店买东西，也有的是你请我、我邀你，在摊上就枣饼吃碗面，或把每人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聚拢来，一同到小饭铺打一顿牙祭。
我被分配到清凉山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女生大队）五队学习。当时我们这个队学员中党员还比较少，不过相当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二十几，党组织虽然是公开的，多数党员身份还是保密的。因为组织上认为，谁将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工作还不知道，政治面目公开，对工作不利；要保护学员们在边区外边的社会关系，因此大多数人都改了名字。我到延安后，不愿家里人来找我，便连姓带名都改了，由康静改为岱沙。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校训。学员入学后便投入严格的军事生活。早晨起床号一响，立即着装，出操、上课、讨论、劳动、演习，一直到晚点名、熄灯，连三顿饭和整理内务，均按军事化要求，生活紧张有序，对内务、卫生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开始我对于这样紧张的生活节奏很不习惯，动作也比较缓慢。为了要整理好有棱有角的被子和准备夜间演习、打背包以及扎绑腿，我挤时间，跪在炕上、地上不知练了多少遍，晚上熄灯号前，要把明早起床的衣物整理得次序井然，闭着眼就可以摸到每一件衣物，因为我既担心个人行动迟缓影响全班的荣誉，更怕别人讥笑我。特别是按照党员应该自觉地起模范作用的要求，加上自己一贯要强好胜的性格，我还是比较快地适应了抗大的军事生活。
以“窑洞大学”著称的抗大，高举革命的爱国旗帜，坚持革命乐观主义，乐于为人民，勇于献身，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贯穿在集体生活中和学员思想的各个方面。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的思想和发生在我周围的动人事迹，使我深受感染和教育。
1938年秋天，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上午，日寇的几架轰炸机突然飞到延安上空，投下成批的炸弹，敌机一走，我队紧急集合赶赴城里，帮助老乡携家带口疏散到城外。一连几夜搬运物资、粮食出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重活干。沿途看见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更加激起同学们的同情和激愤。
1938年底，由于战场的需要，组织决定部分抗大同学开赴前线，部分同学分别调到通讯、卫生学校去学习。我向组织提出到前方去的请求，未获批准，还闹了几天情绪。送别出征队伍时，同学们一齐悲壮地唱起毕业歌，“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大家都不禁流下泪来。
接着我和同队的高玲、张目、徐亮等又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新环境宣布的铁的纪律和学用结合的教育原则，不采用单纯注入式，而是教育同学从实际出发，启发同学自觉地思考问题，鼓励提问和互相讨论的方法。有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党校，向学员作关于哲学和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都特别爱听。
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秩序是安定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愉快充实的，人和人的关系是和谐亲密的。但是蒋介石政府不仅断绝了抗日经费的补给，并且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加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匮乏，军民吃穿用都日益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志们都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自己，力求克服面对的各种物质困难，大家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有的到几十里外去背粮、砍柴，有的上山开荒种粮，有的打窑洞，有的挖土建房……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劳动时，此起彼伏地歌唱，驱散疲劳，鼓舞士气。我当然也不甘落后，淌着汗水，使出浑身劲儿来，和大家一起开荒种粮，在同困难作斗争中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培养起吃苦耐劳的作风。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学习和严格组织生活的训练，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党员要站到时代的前列，服从组织、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党的当前任务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努力奋斗，并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考验改造自己。
五
1939年初春的一天，党校负责同志动员讲话，说明当前国家和民族命运万分危急，中共中央动员全国人民为迎接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为了充分发挥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作用，中共中央妇委要求各级妇委进一步重视妇女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在延安开办一所女子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高级政治学校。并说党校的30、31两个女生班将全部转到新创办的女大去。
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中有着不同的想法，大多数同意去女大；有的不想继续上学，要求分配工作；有的想继续留在党校学习；有的想去抗日前线。我心里想自己不是做妇女工作的材料，只盼着能分配去前方打游击，但身为共产党员，又不便提出个人的工作要求，只好服从组织去女大，但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这样，我们便在党校男同学的热烈欢送声中，转到党校一河之隔的斜对面山腰上一排排新窑洞的女大上课了。
1939年夏季的一天，指导员告诉我说，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便带我到女大门口的延河畔，看见一位大姐站在河边等着我。指导员向我介绍说：这是邓颖超同志。我感到很突然，既有些激动，又有些紧张，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邓大姐要我同她在河边散步，这样，我才慢慢放松下来，比较随便，也很自然地稳定了情绪，然后她亲切地同我交谈起来。大姐先问我，怎样到延安的，生活习惯了没有，和家里有没有通信往来等等。接着告诉我，你离家后，奶奶去世了，你的母亲因挂念你生病卧床……你父亲一再托周恩来同志和林老（林伯渠）要我们送你回重庆，你看怎么办好啊？我一听当下就急啦，赶忙说：“我想去前方，不想回四川。”大姐听了我的话，首先肯定了我走革命抗日道路是正确的。她说：“这就是恩来同志常讲的：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嘛！”可她又说：“你看恩来同志和董老（董必武）坚持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的是争取全民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接着大姐说：“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都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照你的条件，回四川工作不是更合适吗？”大姐深入浅出地给我讲了许多道理，把我说得开了窍。临别又嘱咐我首先一定要和家里建立联系。过后，我进城穿着衬衫照了一张半身照片，写信寄给母亲，从此又与家庭建立了通信联系。
1940年春，我因感冒发高烧引起中耳炎，住在女大医务室窑洞里。一天，组织上通知要我去见周副主席，我很激动，因为我还没见过这位久已闻名的中央领导同志。在白琳同学的陪同下，我到杨家岭一孔窑洞里去见周恩来同志。他亲切地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的听力是否受到影响？又问我同家里通信没有？和母亲的感情如何？对家庭的一些主要成员有些什么看法等。我按照他提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当时我有些犯嘀咕，心想，我和父亲已经闹翻了……再说离家出走为的是抗日，现在连前方的影儿都没见着，又回去了，算怎么回事，人家会说我是吃不了苦，怕死，开小差溜回家的，影响会很不好，还是争取不回四川的好。恩来同志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没等我申诉自己的理由，便很耐心地开导我说：“做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的叛逆者，诚然可贵，但是既然革命，就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何况你回重庆工作是有良好条件的，到那个环境里去锻炼不是也很好嘛？”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正视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带给你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这样的环境也会使你更能自觉地加强锻炼，改造世界观，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恩来同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深深地教育了我、说服了我，我终于欣然同意回大后方工作了。
六
1940年5月，我随着周副主席从延安带出的一批干部，乘四辆卡车又沿着我两年前奔赴延安的来路经西安、成都回到重庆。到重庆后，先在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休息了两天。恩来同志在解决新四军内部问题和同国民党谈判的百忙中，抽时间帮助我对家庭主要成员、社会关系以及经他选定的一些统战对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教我应如何区别对待地做工作。嘱咐我不要只看到他们的消极面，还要看到他们也有爱国、反日、可以为抗战做某些贡献的一面，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便于做他们的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作用。在两三天里，恩来同志要办事处为我赶制了适于在重庆社会活动的衣着。抵达重庆后的第四天，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亲自送我回到领事巷10号的家，把我交给我的父母亲，表明他们对我父母嘱托的重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并且传得很快很远，连成都和昆明的亲友也纷纷写信向我母亲祝贺。我的曾祖母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共产党好，真好！”
重庆云集了大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高级民主人士、文化知识界名流和各行各业的人士。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专横独裁，排斥异己，搞假团结、真分裂，破坏抗战，使包括国民党元老和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人，都流露出彷徨、苦闷以至激愤不满。我们党派到重庆的以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肩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和及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和行动；团结最广泛的各界爱国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我早年去世的大伯父康心孚曾在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员，和徐锡麟、章太炎、李大钊、吴玉章都相熟。他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的秘书、北京大学教授，不幸病逝在课间休息室里。我的二伯父康心如、父亲康心之、叔父康心远早年也都留学日本。抗战期间，二伯父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和重庆市议长；我父亲也经营银行、电力、煤矿、地产等企业，还自办有相当影响的《国民公报》。康氏兄弟在四川银行界、企业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国民党的许多党政要员和我父辈都有交往，有的不是深交。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世伯于右任、邵力子等则是我家的常客，我们家里有专为亲友准备的客房。《大公报》主编、政学系高层人物张季鸾全家长住在我家位于重庆南岸的汪山别墅中，直到他患结核病逝世。一些高级民主人士也常在我家集会。1941年夏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会就是在领事巷10号我家召开的。西北军高桂滋（他的三个女儿都在重庆上学，也把我家当成她们自己的家）和邓宝珊等高级将领每到重庆参加军事会议，总要来我家看望于右任先生和我父亲。他们谈起中央军排斥异己、歧视西北军的霸道行径时，常常气得面红耳赤，感情激动，对国民党当局公然表示不满。
我的姐夫张平群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他和我的胞姐康彰也都长住在我家。我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在茶余饭后、庭院散步、乘凉宵夜的接触中，都可以从正面或侧面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内有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种种矛盾。我把一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和情况及时报告给恩来同志，对于领导了解情况、判断形势、制定政策还是有用的。
在追随周恩来同志的工作中，使我深深感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威力，它为团结全民抗战取得彻底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我离开延安迄今虽然已经过半个多世纪，但在延安那片圣地接受的革命洗礼，在延安那座大熔炉里得到的千锤百炼，使我永生难忘。延安精神是我踏着时代步伐，在革命征途中不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