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几十年来，《延安颂》这支心爱的歌，伴随我度过欢乐，也伴随我度过灾难痛苦的岁月，使我坚定信念，透过乌云看到光明前景，现在又伴随我追忆往昔峥嵘岁月，激励我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而奋斗！
向往延安
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当我年轻的时候，对人生充满着许多幻想，愿像海燕一样自由地翱翔。中学时代，羡慕新闻记者是自由职业，可以为民鸣不平，也曾想学农业化学，为提高农业产量做点实事。但经过老师的启发教育、进步书刊的学习，我思想有了变化，我面对的现实是国民党的腐败、民不聊生、民族危亡、国土沦丧，这使我逐步认识到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想读书凭本事自立于社会也是不可能的。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寇侵略的炮火打到了家门口，天真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往何处去？这是摆在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面前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曾在一起搞救亡活动的同学们商议，面对这最后的形势，萌发了去延安的强烈愿望。到延安去，才是有志拯救中华民族的青年向往的出路。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同学中广为传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先去延安同学的来信，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于是我和另外三位同学决心冲破重重困难，奔赴延安。
我们几个人到上海，通过同学的帮助，见到了斯诺和路易·艾黎。斯诺先生听说我们要去延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对我们的学历、情况一番了解后，即严肃地问：“延安生活很苦，你们能受得住吗？”我们铿然回答：“国破家亡，匹夫有责，还怕吃点苦？”同时表示：我们对延安的艰苦生活有所了解，也有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他还关切地问我们有什么实际困难。斯诺见我们态度坚决，笑笑说：“很好，我给你们个介绍信。”他当即为我们写信，让我们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找李克农。到武汉后，办事处王炳南见了我们和几批其他地区来的青年。他表示去延安的路常有敌机和骑兵奔袭，不太好走。希望我们能留新四军。我们表示决心去延安，火车不通，背着背包走，也要走去。这样，即得到了武汉办事处给西安办事处的信赴延安了。
这是我一生道路的重要抉择。当时，我父亲刚死，母亲病倒床上，我以考大学为名，瞒着母亲悄悄离家。临行前，我嘱咐了妹妹，请她照顾好母亲。我并让妹妹等我的消息，一到武汉就来接她同去延安。未料到，武汉当时也已危急，从此十多年未通音讯。我离家时是在1938年春，解放后见到妹妹，知道母亲时刻想念我，在我走后不久即与世长辞了。
努力改造世界观
延安是革命的熔炉，是抚育我们成长的摇篮！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住窑洞、吃小米，比我们原来的生活是苦得多，但我们的精神却非常愉快。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全国热血青年汇集一起，互相帮助，有纯真挚朴的感情。大家只有一个目的，为革命而学；一个愿望，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个人私利。生活在这样一种充满同志友爱、上下一心的环境里，还有什么困苦呢？那时的同志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永远是我们所怀念的，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时开起会来红旗招展，令人振奋激动，革命歌曲是团结、鼓舞斗志的武器。每当想起我在协理员的领导下，面对鲜红的党旗进行入党宣誓时，只有一个念头——坚定不移地在革命熔炉里决心锤炼、改造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在延安，我经过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培养，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及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的气节教育和党性锻炼。我逐步懂得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懂得了仅凭满腔的热情，没有理论修养理性的提高，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
1941年秋女大结束后，中央妇委留下我们20多人，准备派到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妇委决定成立中央妇委和西北局农村妇女生活调查团，分别到延安县和绥德县进行调查工作。出发前，毛主席亲自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使我们掌握了一些入门的知识。毛主席说：“一切要通过你们的亲自实践。主要的一条是要诚心诚意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听了很高兴，都下定决心深入实际，掌握群众工作的本领。中央妇委书记蔡大姐亲自抓这项工作。
我被分配到延安县农村。我们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满腔热情地深入农村，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当时我们的求知欲很旺盛，也有深入实际的决心，但缺少与农村妇女交心的办法，方式也简单生硬，很难得到群众的真心话。这使我产生了急躁情绪。
女大教务长、中央妇委委员张琴秋大姐知道我们着急，她将我叫回，耐心地对我说：“你们这样做不行，必须先让妇女了解你们的来意，感觉到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向她们学习；了解她们的要求，尽可能地帮助她们解决困难的问题。”于是，我们改变了原来手拿调查提纲一问一答的做法。我们进了屋门，即帮助她们搞家务、带孩子、挑水、做饭，还帮助农民建立厕所。在与她们共同劳动中建立感情，以拉家常的方式，使她们自愿和我们讲心里话。这样，我们就了解到许多“提纲”上没有提到的情况和问题。如家庭关系、她们内心的痛苦等。农村缺医少药，往往一次小儿麻疹传染，由于送药跟不上，会死不少孩子。因此，老乡们特别喜欢医生。有一次，我们一位同志治好了一家孩子的病，群众十分感谢，立刻和我们亲如一家。同时，也破除了许多迷信。通过这些，我们很快和群众熟悉了，我们的调查工作比较顺利地开展。
通过深入实际的锻炼，我也进一步明确，尽管我在服饰上穿得同群众一样，但是思想感情不一样，依然是“隔靴搔痒”，群众将你看作“公家人”。走延安之路，不仅要人到，还要得到延安的“真经”，才能坚持一辈子走延安的路。
1943年，我参加了中央妇委的整风运动，受到了两条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教育。我进一步懂得了不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斗争中容易“左”右摇摆，如果担任领导工作，就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
整风运动后期，1944年春，蔡大姐分配我到延安县裴庄乡（模范乡），担任乡文书和民办小学教员（校长是劳动模范田二鸿），由群众送粮、送菜，自己担水、做饭，这比杨家岭中央机关生活条件确实是艰苦些。我住的是砖房，没有炕，白天是课堂，晚上是宿舍，要另生炉火，冬天比窑洞要冷得多。蔡畅大姐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常派人给我送木炭，还经常让我回去汇报工作中的困难，鼓励我坚持下去。她和李富春同志谆谆教育我，要向陕北当地干部学习，他们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熟悉本地情况，有坚定的立场，这正是知识分子、学生出身的人所缺少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必须在工作中与工农相结合，虚心向他们学习，帮助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共同总结模范乡的工作经验。对于小学教员工作，蔡大姐说：“你要结合农村实际，让孩子学了能用，这样农民就一定欢迎。”大姐还嘱咐我：“要做好家长工作，要深入家庭，与家长打成一片。做家长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群众工作。”我牢记蔡大姐和富春同志的指示，承认自己的不足和某些小资产阶级的习气，下决心改正，并设法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老老实实地学习，终于与当地干部、学生家长打成一片，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不断增加，群众关系密切了，取得了一点成绩。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获得了“甲等文教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但对照工作，我确是受之有愧的。我取得的成绩，与蔡大姐、富春同志的关怀教导是分不开的。我当时暗下决心，永远向本地的干部和群众学习，更加全心全意安心做好工作。
回忆在基层扎扎实实工作仅两年，但我却得到了真正的锻炼，为我终生走延安之路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一生用之不竭的源泉。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犹历历在目。我深感一个未涉世事从家门到校门的学生必须走延安之路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怀念延安火热的充满激情的斗争生活，永不忘记党的教导和延安人民的哺育，“未敢白头言倦”，年虽迈而志犹坚，愿为妇女彻底解放的壮丽事业鞠躬尽瘁！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