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延安女兵(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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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难以忘却的往事

夏似萍

我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城——无锡,父亲在本地一家面粉厂当会计。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为了生活,全家随父亲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他在申新第五纺织厂当会计。父亲思想进步,酷爱读书,家中收藏了许多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邹韬奋等人的书籍。他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资本家对女工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她们每天劳动都在12小时以上,但工资收入却极其微薄。父亲同工人一道为争取增加工资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经常与进步人士往来,与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最崇拜鲁迅先生,鲁迅逝世后,面对统治者的白色恐怖,他毅然加入为鲁迅先生送葬的行列,那既是对死者的哀悼,也是对反动统治者的一次游行示威。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蚂蚁社(1938年被国民党取缔),担任执行委员,参加过很多活动。我和二弟华明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参加过蚂蚁社的许多活动,如读书会等。我还为这个组织记过经费账,我们兄弟姐妹能在抗战初期都选择了革命道路,与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育影响和进步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我在上海先后就读于务本女子中学、三育中学,以后又进江苏女子职业中学。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爆发,我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一次,在听完东北大学学生的演讲后,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随即写了一篇充满抗日激情的文章,痛斥日本强盗的罪恶行径,表达我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与许多爱国学生一样,我也积极参加罢课、街头宣传、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抗日等活动。

我离开学校后,进入上海申新第五纺织厂、上海纺织印染厂当会计,同时就读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函授班学习成本会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个学校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前身,当时潘序伦任校长。那时民族工业受到东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倾轧,纷纷倒闭,不久我也失业了,只好到处奔波寻找工作。1935年秋,在报上看到浙江省电话局在上海招聘会计,在100多名应考者中,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暂时有了生活保证。

1937年7月7日一声炮响,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燃起。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疯狂侵略,激起了我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宁死不当亡国奴、挽救民族危亡、抗战救国匹夫有责的想法在我脑海中久久回旋。我痛恨日本侵略者,也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

战火四起,多少个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也与父母、弟妹都失去了联系。1938年春,我离开浙江,到武汉寻找抗日队伍,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介绍我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在学习期间,我得到了确切消息,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的二弟华明(原名夏锡钧)已于1937年到达延安。我十分兴奋,当时我想到自己已经找到了光明,但家中的弟妹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是大姐,有责任帮助弟妹们一道走上光明之路。于是两个月后,青训班的学习结束,经组织同意,我在1938年夏返回上海,向父亲和弟妹说了我的想法,父亲非常支持我们的人生选择。但他毕竟是一位父亲,在这动荡不安、战火连绵的时刻要与亲骨肉——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别离,这也许就是生死别离,他依恋、沉重、痛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他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给我们作路费,亲自送我们上路。我带着三妹华钧(原名夏雪芬,16岁初中学生)、四弟华光(原名夏鉴渊,年仅12岁)登上去香港的轮船离开了上海。因当时从上海到延安的所有通路均被切断,唯一通路是绕道香港。船离岸越行越远,晨曦中远远望去,只见岸上父亲孤独的身影伫立,久久不肯离去。到香港后,我们不敢停留,立即赶到九龙,换乘九龙至广州、广州至武汉的火车,还算顺利地到达武汉。在湖北六溪口姨妈处,我说服了姨妈将表妹俞玉、表弟俞春林一起带往延安。

当时武汉局势已经很紧张,危在旦夕,敌机几乎每天都要轰炸,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坐上去西安的火车,正暗自庆幸快要到达目的延安的时候,谁知火车开到河南驻马店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前方正在打仗,铁路被切断,火车无法再向前行了。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又退回武汉,但这一切毫没有动摇我们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听说从武汉西面有路可走,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改乘轮船到沙市。到沙市后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开航的那班轮船在行驶到江心时被敌机炸沉,死了很多人。而那班船正是我们原本打算要乘坐的,后来因故未能上船,才幸免于难,真是好险啊。为了能尽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决定从沙市步行到那里去。

记得出发时是9月初,秋色正好。我们经襄阳、樊城、老河口、南阳、商南、商县、蓝田、西安……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敌机的狂轰滥炸,国民党的盘查阻挠,这一切对几个不到20岁的青少年不能不是严峻的考验。为了省钱,沿途我们不敢吃正经饭菜,多半买些烤白薯、烧饼等充饥,时间长了,体力下降。随着携带的衣物也感到越来越沉重。为了轻装前进,只好一路走一路扔,最后将棉被里的棉絮也扔掉了,只剩下被单御寒。小弟刚刚12岁,超负荷的辛劳,使他年少的身体无法承受,一天,他突然发起高烧,我们急得束手无策,又不敢停留,只好让他喝点白开水,敷上湿毛巾,扶着他慢慢地前进。可爱的小弟一声不吭,咬紧牙关一步步挪动着。

一次,我们刚到一家旅店,敌机低空呼啸着飞过来了。我们来不及跑到室外躲避,只好分别躲在桌底床下,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巨大的声浪将门窗的玻璃全部震碎,天花板也塌下来,幸好我们躲得及时没被砸伤。还有一次是在西安,我们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来,路经革命公园到住所去,又遇到敌机轰炸,周围没有遮掩地方,我们只好分别趴在大树下。这次炸弹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爆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们身旁几个人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们虽然满身泥土,但庆幸又一次死里逃生。旅途上,不知多少次遇到国民党哨卡的盘问,他们就是要阻止爱国青年投奔解放区。半夜在旅店经常有人突然检查,看到我们一群青少年,没有成人陪同,总是怀疑我们的去向,我们就机智地编造说,家乡沦陷去投奔远方的亲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他们的盘查阻拦。

我是大姐,带着弟妹投向光明,既要对他们负责,还要对父母负责,精神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现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还不禁为当年的热情、坚定和毅力所激动。

历时近三个月,行程近3000里,我们在11月中旬到达延安。塞外初冬,大自然一派萧瑟景象,而我们眼望宝塔山,心中即充满了明媚的春光。那份喜悦,没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成功的人是无法领略的。

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天地广阔,革命热情澎湃,浑厚的黄土地养育着正直、善良的人们。长期以来沉重、苦闷、压抑的情绪都一扫而光。我进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这里我懂得了作为无产阶级战士不仅要为自我解放、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且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这里我树立了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远大目标和信念。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南瓜汤、土豆菜,穿的是自己编织的草鞋,夏天则赤脚,冬季套上一双缝制的棉袜子用以御寒。我住在半山坡的一个土窑洞里,10个人挤在一个土炕上,半夜翻身要非常小心,否则就会惊醒他人。窑洞里的温度适宜,冬暖夏凉。晚上点的是清油灯,白天上课就在窑洞门前的露天地里,每人一个小板凳,既可以坐又可以当桌子。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我们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刻苦地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先后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著作,直接聆听毛主席讲课。在女大毕业时,毛主席还亲自到我们班上讲话,使我们受到鼓舞和教育。

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很充实、快乐,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挚的友情。“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春天来了,我们带着干粮上山开荒,直到夕阳西下、天空布满晚霞时才唱着歌儿回来。在收获的秋季更令人陶醉,我们把黄澄澄、沉甸甸的谷穗折下来,没有麻袋,就用扎了腰和腿脚的裤子来代替,将谷穗装好背回驻地。一路上大家唱着歌,庆祝丰收,背着自己耕耘、收获的果实,再苦再累心里都是甜的。有时,我们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扛树木,晒干后用于做饭。

夏天,天空湛蓝,微风和煦,我们到延河里去洗头、洗澡、洗衣服、游泳,洗干净的衣服晒在岸边石头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回来。延河上只在东门外有一座桥,是用木头搭成的简易便桥,年年修年年被洪水冲垮。在离桥远的地方过河必须水,我们经常卷起裤腿,光着脚,挑水浅的地方过河。有时碰到突发山洪,水急浪高,汹涌澎湃,来不及离开就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这样的情况也发生过多次。所以每逢雨后,我们都特别小心、留神。冬季,我们在窑洞里围着木炭火取暖学习,有时把木炭灰溶于水中,澄清后用来洗头、洗衣服,比用肥皂洗得还干净呢。

延安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常到八路军大礼堂演出。当时没有电,礼堂里高高悬挂着汽灯。在那里我们看过许多名剧如《雷雨》、《日出》、《悭吝人》、《钦差大臣》、《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等。限于条件,服装和道具都很简单。记得李丽莲扮演《日出》里的陈白露,穿的连衣裙是用白纱布缝制的,可在我们看来已觉得漂亮了。我们还看过《夏伯阳》、《列宁在十月》等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女大歌咏队演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志亲自为我们指挥,我们高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后来听说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我们都深深地悲痛,为我国失去这样一位天才的音乐家而痛惜。

1943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的男女老少齐动员,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从那时起,我们改为半天学习、工作,半天劳动,除了种粮、种菜、养猪以外,每人都有一架木制的手摇纺车,用它嗡嗡地纺起线来。从那时以后,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每个星期可吃一顿馒头,逢年过节还可以吃到肉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离开生活了近三年的延安,组织上分配我去黑龙江从事财经工作,后来又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经委工作。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又从北京回到大西北,继续从事经济工作。从那时起,我虽然人离开了延安,但延安的那段生活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富光彩的年华,至今难以忘怀。在延安我学到马列主义,找到真理,看到了光明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也是在这里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