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龙
一
赵烽，原名赵家英，字淑贤，原籍河南长葛县。
赵烽出生在开封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赵清波为人正直、认真，旧道德观念甚重，一生郁郁不得志，曾任县政府的财政科长。母亲冯敬庄，出生于长葛县乡村的农家，嫁到赵家后，被轻视、虐待，像奴隶一样。七年婚后生活，竟谈不上同居。有一次她投在大水缸里以死抗争，却又被救活。她鼓励父亲离家远走山西，自己后来也带病走出了家庭，找到了父亲，开始了两人的新生活。
赵烽的父母家教甚严，父亲常给她讲做人的道理，希望赵烽能按他的愿望成长为有出息的贤淑的女子。赵烽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做值日在地上拾到八百钱，便装进衣兜，晚上回家被母亲发现，被痛打了一顿。校中多富家女，衣饰讲究，当赵烽向母亲诉委屈时，母亲说：“不许同别人比吃穿。”从那以后，她一直记住母亲的话，从不与别人比花钱，比吃穿，生活极简朴。
赵烽少年时，家中有佣妇，其女因为婆婆、丈夫虐待，投奔赵家，被赵母收留，与赵烽同居一室。赵烽很同情她们母女，常给些小小的帮助。一年那女子害冻疮甚重，赵烽哭求母亲停止她的工作，为她治疗。为全街提水的鳏居老人老米，常食不果腹，赵烽常从家里偷馍给他吃。为此，父亲常说赵烽有仁义之心，故又唤赵烽做“仁儿”。
赵烽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渡过的。但自从转到省立第一女师附小后，开始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那些学习成绩平庸但有钱势的富家子女受到学校、教师和同学的宠爱，而她这个学习成绩优秀但不重衣装的学生，却常受教师同学白眼。这刺伤了赵烽幼小的心灵，她开始迷上了学校的小图书馆，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但小小年纪的赵烽，不知道怎样去消除人世的不平，反受侠义小说的影响，想做个剑客，并向一个同学和国术教员学习拳术和舞剑，与几个同学练习打石子、爬房子，深夜起来学走瓦，腰里暗别一个小锥子，幻想着凭自己的功夫打抱不平、惩恶扬善。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说是一个封建的小家闺秀向一个革命者转变的思想基础。
赵烽13岁考入开封省立女中。上中学后她搬到学校居住，在同学中结交了几个好朋友，有孟宪苹（后参加新四军，改名唐觉民）、吕印璋（参加革命后改名银璋）、冯彩月、郭素贞等，都属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对赵烽影响最大的还是新从徐州转到开封上学的李亚男。她是一个铁路站长的女儿，能歌舞，擅绘画，见识广，思想进步，比赵烽她们大得多，加之多才多艺，无形中成为她们之中的“领袖”。李亚男不许赵烽看武侠小说，她说：“那些都是欺骗人的东西，是一些无聊的文人吃了鸦片无事干胡想出来的。”她说，现在是20世纪，不是剑侠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新的思想。她介绍同学们看郭沫若、鲁迅的著作，订《生活周刊》。赵烽看的第一本新小说是《三个叛逆的女性》，接着又看了《沫若诗集》、《小说集》、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以后逐步养成了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读新书、看新报，开阔了赵烽的眼界，使她开始有了对社会对人生更深一层的思考，开始有反封建的意识。赵烽还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出版了一张叫《萤火虫》的墙报，专门讽刺那些旧习陋习，提倡新生活、新观念，提倡女孩子不擦脂粉等。
1933年夏天，学校换了校长，由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鲁鸿瑾担任。她是开封省立学校的第一任女校长。她任校长后，聘用了一批年轻的进步教师，像国文教员殷馥亭、数学教员王仲之、教务主任陶次如（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等。这些教职员进校后，帮助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图书馆里换上了新书，每周末还组织师生一起开同乐会。教师选讲的也是进步作家的进步作品，还讲过一些精神与物质等哲学方面的问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自偶像》、《论〈妇女与社会序言〉》、《烟袋》、《金表》、《春蚕》、《子夜》等。
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赵烽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对革命十分向往。
赵烽是班代表，被选在学生会工作，她督促各班出壁报，筹备每周的同乐会，主持晚会，编剧、演戏，非常活跃。赵烽还在几个剧中饰演过女主角，参加过学校的演讲比赛，题目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赵烽已经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她团结了很多同学，这些同学后来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赵烽利用寒假的时间，以母亲和嫂子的继母为原型，写了两本小说——《我的母亲冯敬庄》、《二姐的故事》，都是暴露女人的不幸遭遇，从而揭露社会不平的作品，颇得好评，后者还以“茵荧”的笔名发表在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这时的赵烽，对妇女所受的双重压迫和悲惨处境已有很深的了解。
高二时，赵烽被选为学生会的负责人。她和学生会其他成员与部分骨干领导了一场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使得河南的国民党头子刘峙惊呼：开封女中是共产党的大本营。
那是1935年暑假过后，教育厅突然下令撤了鲁校长的职，任命反动的国民党员朱纪章为校长。在此之前，社会上已有谣传，说女中的教员都是共产党。换校长的目的显然是要打击进步势力，在女中恢复国民党反动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这一做法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不满。
大约是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夜里，三位进步教员陶次如、殷馥亭、李伯言（国文教员）突然被捕。这激怒了进步学生，一部分学生主张打校长朱纪章，但学生会怕这样对被捕教员不利，而决定采取请愿办法，一方面督促校方出面组织营救被捕教员，一方面由赵烽连夜起草请愿呈文，在学生会通过后，到各班传阅签名。由学生会全体成员到教育厅投呈文，并要求与教育厅长当面陈述。教育厅只收了呈文，未敢接见学生，但学校纷乱，无人上课，造成一种罢课形势。大约过了三四天，在学生们的压力下，三位教员被释放。可没过几天，教育厅又制造事端，撤销了陶的教务主任职务。进步教员知道反动当局不会就此罢手，纷纷离校，同学们垂泪相送，一直送到了火车站。送走老师后，学生会召开了全校积极分子会议，大家觉得这些进步教员的被捕、被排挤迫害，完全是校方制造策划的，主要责任在反动校长，决定先打校长一顿，出口气再说。这时又传来另一中学学生痛打反动校长的事，更助长了大家的决心。会上作了周密的安排：决定当天晚自习后以铃声为号，一人去关总电门，一人去剪电线，先打玻璃，然后一齐进攻校长小楼。当晚，学生完全按计划行事，但她们毕竟是没经过什么斗争的女孩子，在冲击校长小楼时，被校长与几个反动教员死抵楼门，宪兵警察也到校将校长等人抢走。
校长被抢走后，许多女孩子不知如何是好，赵烽等学生会负责人商量，决定自己维持秩序，全体同学搬在一个楼上，成立纠察队轮流守夜，不许外出，以免分散力量，并由赵烽起草宣言，油印后发往各校，要求换校长，争取各校援助……
学潮的前一天，朱纪章新娶之妻孔秀英，借与赵烽姑母相识的关系，持礼物到赵家看望赵烽的母亲，并说：学校现在乱得很，读不成书，不如把赵烽叫回来，免得招上麻烦。学潮的当天傍晚，赵烽的嫂嫂即到校唤赵烽立刻回家，赵不回，嫂以母有急病将死要挟，而赵烽以学潮大事为重，坚持未回，粉碎了反动校长破坏学潮的阴谋。
学潮失败后，赵烽等12名学生遭学校开除，学校解散，随后进行的复学考试中，又有50个学生落榜（多是进步学生）。此时正值一二·九，全国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停止迫害进步学生，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赵烽等60余名学生转入私立的北仓女中继续读书。到北仓不久即参加编辑《今日之世界》，以进步的观念向学生们介绍、评论国内外大事。1936年秋，在北仓的学生领袖赵新华介绍下，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同时参与编辑《今日之世界》，将当时发生的高尔基的逝世，西班牙、阿比西尼亚抗战，鲁迅逝世，绥远抗战，西安事变这些大事都通过刊物向同学们作了介绍。除西安事变外，都出了纪念专号，扩大了进步思想的影响。赵烽还为绥远抗战将士编了几首歌，歌颂他们英勇抗敌的精神，组织学生捐衣捐物，缝制棉背心，并发动学生写慰问信，常常和民先队员半夜起来将慰问信缝进棉背心中，鼓励将士英勇杀敌。同时，赵烽还受命组织初一、初二的小同学看进步书籍，排演话剧，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介绍表现突出的王文英（后改名王里岩）、张建昭等加入“民先”，赵家也成为星期天“民先”开会、活动的地方。赵烽以她进步的思想、饱满的热情、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进步教师的喜爱。国文教员冯素陶赠名“燕牟”，喻她像一个怒吼的战士，正在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并恳切地希望赵烽不要选择当医生的职业而去从事“建设人的工作”。数学教员王仲之在赵烽初三毕业时赠她两条数学公式：1×1×1×1……＝1，1 1 1 1……＝∞（无限大），希望赵烽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精神永远如一，始终不渝；希望她的知识阅历一点一点不断增长，永不停顿。
高中毕业后，赵烽原准备继续升大学深造，但七七事变爆发，局势进一步恶化，赵烽又参加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歌咏队，学唱抗日救亡歌曲，排练话剧，进行街头抗日宣传。八一三事变爆发，赵烽随兄到上海读大学的愿望落空，回到开封误了河南大学的考试，幼时父母包办的婚姻，男方又一再催促成婚。这时，河南省委介绍赵烽到陕北公学学习，赵烽欣然同意。赵烽虽知此去延安，将是与家庭永远的分离，却不得不强忍痛苦，装作认真读书、要考西安临时大学的样子，骗得父母的同意，绕道西安，奔赴延安，从此由一个爱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向一个脚踏实地、救国救民的职业革命者转变。
二
赵烽同志1937年11月到延安，被分配在陕北公学五队（女生队）第四分队学习。赵烽最喜欢“群众运动”课。1938年1月底，陕公学习结束，赵烽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工作，从此，与妇女解放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一名优秀的妇女干部。
边区的条件艰苦，妇联一共只有四孔窑洞，吃住办公都在里面。赵烽住的是一个大窑洞里套着的小窑洞，每天晚上睡觉还要爬进去。1938年3月要召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赵烽这个边区妇联的“秀才”，要起草宣言、通电、告姐妹书、简章，会后还要整理大会材料。每天晚上都要很晚才能休息。
赵烽在边区妇联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加上她文学功底扎实（她的诗歌曾受到边区文协柯仲平、吕骥的好评，并常有“小作”见诸报端），所以妇联上报、下发的文件、材料，多由她执笔。她从来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对老同志非常尊重，对新同志非常热情，对每一个同志都真诚相待。对工农干部，她教她们学文化，提高她们的理论水平；对新来的女大学生，她带她们深入农村，教授她们实际工作经验。当时妇联有一位长征干部，大家都叫她张嫂，没文化，已经四五十岁了。赵烽对张嫂特别好，工作中处处照顾她，还抽空教她认字，使张嫂很受感动。老红军、边区保育会主任杨芝芳同志，在学习文化知识时也得到赵烽的很大帮助。八年间，妇联换了四任主任，干部变动更迭，赵烽与她们团结得都很好。边区妇联的老同志都知道，赵烽从来不对别人发火，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老同志们说：“赵峰身上有一股团结人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她待人以诚的优秀品质、坦荡宽广的革命胸怀和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所以，边区妇联的两大块干部——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本地的工农干部一直团结得很好。赵烽本人在边区的女干部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中央妇委的老大姐们也都很喜欢她。
赵烽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当时边区农民的思想还比较守旧，不愿让妇女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有个能干的女孩子叫马杏儿，帮助父亲开荒种地，一年就摘掉了贫困帽子，父女双双被评为劳动英雄。赵烽了解马杏儿劳动致富的经验，准备开大会让马杏儿介绍介绍，可马杏儿的父亲就是不同意。赵烽亲自登门做了多次工作，反复讲解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意义以及与不断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关系。还以马杏儿父女的事迹写了一首歌颂生产的歌，终于说服了马老汉。从此，马杏儿的事迹传遍了边区，使边区妇女参加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善于做人的工作，来源于对人的了解、对人的感情。到延安后，赵烽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实际，了解边区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她们的疾苦。她很快学会了当地群众的语言，每次下乡都要求自己与农村妇女同吃同住。当时边区卫生条件很差，每次下乡几乎都要招上虱子，皮肉受了苦，却得到了边区妇女的信任和欢迎，她们亲切地称赵烽为“阿毛”（赵烽在一个剧中演过的角色叫阿毛，由蔡畅同志叫起的）。1987年当年边区妇联的老干部重回延安时，安塞县、曹村（当年边区妇联所在地）的老人见到赵烽时仍亲切地说：我们的阿毛回来了。有一次，赵烽到甘泉县去做扩兵、征粮工作，遇到一个叫傅翠香的童养媳向她哭诉自己受虐待的情况，要求解除婚约，求赵烽带她离开此地。因为甘泉当时是个新区，群众对婚姻自主还未接受，对童养媳现象认为历来如此，是事理合法的事，将虐待童养媳也看作家务事，处理不好，会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给扩兵、征粮工作带来困难。但对阶级姐妹受苦受难的强烈同情驱使她不能不管这件事，客观环境又不容她马上解决这件事而影响扩兵、征粮的主要任务。为使傅翠香安心，也为表达自己的决心，赵烽当场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誓死把你救出火坑”的誓言。后来，经过对婆家及村民的多次做工作，终于将傅翠香带到延安参加了工作。这件事在边区妇女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赵烽就是以这种把妇女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的精神，赢得了边区妇女的信任和爱戴，与边区妇女结下了情同姐妹的感情。靠着边区妇女的信任与支持，妇联的同志们顺利完成了发动妇女、支援抗战的任务。据说，1938年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有10万多妇女参加了各种生产，开荒6万多亩，植树7万多株，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子2万双，组成看护队1600多个，缝衣队825个、洗衣队800多个，有女自卫军4.6万人。可见，保卫陕北根据地、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边区妇女是立了大功的。
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妇女主要任务有这样几项：①反对妇女缠足；②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③鼓励妇女学文化；④扫除愚昧、不卫生的习惯。赵烽对于妇女所受痛苦十分了解、十分同情。她曾写下了一些清新诗作。《马与女人》（1941年11月20日写于绥德）诉说了被买卖妇女的悲惨遭遇：
成群的马匹，
成群去贩，
榆林草地上
遭了荒年。
一匹马儿五百元，
到西安变成两三千。
几匹马背上，
坐着塞北的女人，
面黑肌瘦闪现着
凄酸的泪眼！
一看见匆忙行路人，
似乎要诉说心底的哀怒，
可是贩马的人儿，
立刻扬起了长鞭！
“命苦的女人呀！”
路上行人，
在不住地嗟叹，
榆林地里遭了荒年，
一个妇人二百元，
到洛川变成两三千。
南来北往的旅人，
络绎着没有间断，
河水流淌着不停，
太阳已落下西山。
今晚马群宿何处？
马上的女人呀！
你们的泪眼，
到那里可能擦干？
山野里，
从雁窝袭来的寒风，
好像播送着痛苦的呜咽，
辗转在客店的枕榻上，
谁还适然地安眠？
在无比的黑暗中，
我恍然看见，
忧郁的洛川道上，
贩马人凝着凶狠的眼睛，
又扬起了长鞭！
《红枣的故事》则表达了妇女学文化的愿望：
张大嫂
真正巧
纺线又织布
针线手段比人高
大哥县里当教员
常有信儿往家捎
苦了大嫂不识字
满心的话谁知道
春天里
草青青
东邻老王要进城
手不停
针不停
连夜赶成千针鞋
“老王老王带进城”
白布包
白生生
白线十字密密缝
大哥忙打开
十眼鞋
多齐整
黑布鞋面白布里
大枣一对红又红
枣上插着一双针
是何道理想不通
六月里
割麦忙
大哥放假返家乡
月儿明朗朗
树下同乘凉
低声问大嫂
“布鞋里放枣怎么讲？”
大嫂笑嘻嘻
只恨自己不识字
捎鞋子
为叫你工作勤努力
鞋里那针和枣呀！
说的是：
放了假“枣枣”回家
娃娃是“针针”想你
九月里
秋风凉
前村立了女学堂
一天只念半天书
多忙的婆娘一样上
张大嫂
头一个报了名
从此不做瞎婆娘
当时各解放区政府也颁布过一些法规法令，禁止缠足和买卖包办婚姻。但由于当时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政权这个最根本问题来进行。妇联的任务是既要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又要照顾到广大群众的接受程度。在王明主持中央妇委工作期间，搞了很多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存在着轻视妇女参加生产的问题。如要求妇联以组织会议为其经常性工作，并以开多少次会、有多少妇女参加作为考查妇联工作的条件。有的地区还搞大规模的妇女武装检阅，这些做法并不实际，也不受农民的欢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8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秋天，中央妇委改组，由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了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同志主持妇委工作后，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赵烽同志身为边区妇联副主任，坚决贯彻中央及中央妇委的指示，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边区妇女的情况，总结妇运工作的经验，寻找抗战条件下边区妇女工作的规律。
为了解决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42年，赵烽同志率区妇联的同志到延安南区柳林二乡蹲点，专门调查妇女参加纺织劳动的情况。
柳林二乡的妇女历来没有纺织的习惯，1939年，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人民的吃穿发生困难，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提出发展妇女纺织。他挨家访问，耐心劝说，送棉花和纺车上门，讲明纺一斤纱挣一斤花，交好纱还有奖金，并可以优惠价格买布，很快使柳林二乡的220户妇女纺纱织布了。到1942年底，南区纺妇发展到800人。柳林二乡军需民用的布匹达到基本自给，群众受益显著。很多家庭靠妇女纺织解决了一家人的穿衣和零花钱，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由于妇女参加生产，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和要求：家庭和睦了，“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由于忙于生产，邻里纠纷少了，因为领花交纱的需要，妇女行动自由了；小脚婆姨吃不开了；因为算账关系，产生了“如能自己记下算清更好”的学文化的要求；妇联干部和纺妇的关系密切了；妇女拥护，男人赞成。赵烽同志蹲点后，写出了《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是解决妇女受虐待、缠足、引导妇女学文化、克服不卫生习惯、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的先导和基础，这样也就抓住了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和基本问题。赵烽在调查中还提出了今后边区妇联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与组织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这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中央关于妇女工作方针和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调查报告》为中央妇委提供了可以解剖的典型，柳林二乡的妇女纺织经验使中央妇委进一步认识了妇女参加经济生产对根据地建设、对妇女获得自身解放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央妇委及时向中央提出了根据地妇女工作新方针的建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赵烽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今后妇联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与组织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帮助她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的意见，为中央妇委所接受，写进了中央的决定。1943年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审改了中央妇委起草的决定稿，并在2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这个关于妇女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简称“四三决定”）。“四三决定”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妇女工作实践经验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以蔡畅为首的中央妇委对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贡献。而赵烽同志关于柳林二乡的调查报告为“四三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1943年3月8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赵烽同志的这篇调查报告，向根据地的姐妹们推荐妇女参加生产的经验。
三
赵烽同志的初恋颇具浪漫色彩而又完全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两个年轻人互相倾心，又都以革命利益为重，三次放弃相聚结婚的机会，最后雷烨同志牺牲在战场上了。边区妇联的老同志直至今天还在说：赵烽心里只有工作，只有别人，惟独没有自己。
赵烽与雷烨相识于1938年5月。当时赵烽在边区妇联宣传科，雷烨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两人都是宣传干部，又都爱好文学，共同的工作性质，共同的爱好，加上经常在一起开会和工作，使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有的只是相互勉励，相互支持。1938年底，雷烨决定到前方去，临别前两人难舍难分，赵烽向雷烨赠言：“只要你忠实于革命，我便忠实于你。此刻和永远！”意料不到的是，这一次分手竟成了永别。雷烨同志1943年6月进行战地采访时，以身殉职。噩耗传来，边区妇联的同志怕赵烽伤心，把那几天的报纸藏起来，不敢让她知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他们分手的四年多，雷烨曾几次电请赵烽到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去结婚，而三次却都是因为当时的工作离不开而未成行。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烽于1946年3月离开延安，转战于冀察晋边区，先后担任过张家口市妇联主任、中共禹县区委书记、河间县委宣传部长。1948年底，赵烽奉调回到平山中央妇委，参加筹备和组织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负责起草大会的报告和决议，并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担任生产部副部长。
建国后赵烽同志历任纺织部人事司、劳动工资司副司长，国家机关党委委员，河北省委工业部副部长兼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兼城市工作部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院党委常委、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主任，老干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赵烽同志曾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届和第四届执委、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赵烽同志都以其卓越的才能、饱满的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时，她经常深入农村，同边区妇女建立了情同姐妹的感情，还带领区妇女完成了保卫边区政权、支援全国抗战的艰巨任务。在纺织部工作时，她经常到工厂了解、解决纺织女工的实际困难，发现培养妇女干部，调动了广大纺织女工的劳动积极性。在全国妇联任书记时，她多次深入基层，广泛联系群众，与群众交朋友，对有关妇女的婚姻家庭、生产家务、劳保待遇、儿童福利问题认真予以解决，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社科院工作时，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带病走访老专家、老学者，注意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工作条件、身体状况、生活情况都心中有数，对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她都尽力予以解决。她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为社科院建院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和科研队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赵烽同志一生光明磊落，以诚待人，凡与她接触过的人，都为能有这样一位挚友、一位良师而高兴。
1982年，赵烽同志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让贤让位，改做老干部工作。这时她的心脏病已十分严重，但她仍不顾医生的劝告，加倍努力工作。她组织编撰党史资料，主持编写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亲手筹建和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组织老同志对社会经济和思想政治等问题进行研讨，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她的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社科院。她在做好社科院各项工作的同时，仍为妇女事业忙碌奔波，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女英烈、女劳模、女干部的先进事迹，编写妇女运动史，为党积累宝贵的妇女工作资料。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她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仍然认真提交有关妇女问题的提案。赵烽同志长期患有心脏病，十分严重，但她始终保持乐观，从不因此情绪低落，即使住院，也常常热情关心安慰周围的老同志，鼓励他们战胜疾病，对医生护士也问寒问暖，十分关心，使人感动。赵烽同志最后一次住院，我们去看望她时，她叮嘱我们的，仍然是要解决好老干部、老专家的困难，要给他们尽可能地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她叮嘱一定要解决好老同志的住房问题、助手问题、身边无子女照顾的问题……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想到的仍然是别人，而惟独不考虑自己。战争年代，国民党飞机炸塌了窑洞，她不顾自己的孩子被埋于废墟中而首先关心的是同志的安危；在中央党校居住时，她多次谢绝校方为她调整的大房子；1962年国家遇到经济困难时，她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在上海工作的嫂嫂苌淑范退职，由她给嫂嫂寄生活费；嫂嫂一生无子女，她让自己的二儿子调换到上海工作，照顾嫂嫂……
由于操劳过度，她匆匆离别了我们。她的骨灰撒在了曾经养育过她、她也为之战斗一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黄河里。
让我们永远记住曾经聚集在黄河之滨那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吧！让我们永远记住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中国现代辉煌历史的延安女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