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延安女兵(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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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一代人的追求

聂眉初

到延安去

1938年我到延安的时候,还不满17岁,一个毛孩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在日本和德国都留过学,实际上也是总工程师。我们家只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可是有三四个“听差”和“老妈子”伺候。我们住在租界上的小洋楼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大小姐”,吃饭有人盛,衣服有人洗。除了念书,就是跟大人逛公园、划船、滑冰、坐咖啡馆。

我们学校很落后,甚至可以说反动。那个学校数理化很好,英文要求很高。从小学起就学《论语》,写文言文。什么《孟子》、《诗经》、《礼记》、唐宋八大家……我都读过。可是身在天津,却不知道一二·九运动。全班同学都没听说过“朱毛”这常常联结在一起的两个姓。同学许多是袁世凯等大军阀大买办的子女。我的同班同学,有的上下学都藏在车里,不见外人面。讲起影片从不说中国名,连爸爸妈妈都叫“爹地”、“妈咪”。每天放学的时候,汽车、马车、黄包车,一条街都摆不下。学校门口有两个穿制服的校警站岗,给少爷小姐开车门。

你们问,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学校,我怎么会到延安去呢?说到这里,先要交代一下我的小舅。他是我母亲的小弟弟,我们一起长大。小时候我随母亲住在外婆家,他上大学时住在我们家。他在一二·九以前就到陕北去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孩,但是对他有感情,信赖他,关系非同一般。抗战爆发了,我大了。他给我弄来了给董老的介绍信。这使我有了去延安的机会。

但这只是外因,决定的因素还是自己思想的转变。那时候,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我的民族意识。学校里日语是必修课。但我一学期只念会了五个字母。考试的时候,后排的卷子还没有发完,我已经把白卷交上去了。我们的校长是个基督徒,可是因为对日本人不满而被暗杀了。从来学生运动之风吹不进来的我们学校,有的班级课后也唱起抗日歌曲来。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五月的鲜花》。

我那时最好的朋友是老董。去延安前他是我们家的厨子。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我、他、小舅,我们三个是一伙特殊的朋友。当着人的面,他叫我们“三爷”、“大小姐”,背着人,我们撺掇他“贪污”我母亲交给他的菜金。只有他知道我拥有一封去延安的介绍信。我们商定一起走。他清理小舅的残书,给我找到一本马卡连柯的《塔上旗》下册、一本屠格涅夫的《门槛》。他还帮我找到那时我十分入迷的巴金的著作。他利用以前给小舅送信结识的关系,给我弄到了油印的地下刊物,并且把我写的“读者来信”送给那个刊物,登了出来。

放了暑假,我们走的机会到来了。

先是筹措路费。老董告诉我,母亲放首饰的抽屉与旁边放手绢袜子的小抽屉之间有一条缝。我的手小,把小抽屉取下来,可以伸进中间抽屉拿东西。就这样,我拿到了一枚钻戒和一串珠手镯。他又领着我到一个当铺里把戒指当了300元钱。

路费有了,但他不肯和我一起走。他说,我们这样走后,人们会传说小姐和厨子拐逃,对我家名声不好。于是,他先走了,藏在他的朋友那里。一星期后,我接着偷跑出来,找到他,一起走上了旅程。

我们先乘火车到济南。到济南的时候是黑夜,又碰上下大雨,我们找到一个小旅店。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让我睡在床上,睡在蚊帐里;他打地铺睡在地上。我们就这样睡了一夜。他比我大十岁。“文化大革命”中,他那个市来外调,要我承认我们的关系暖昧。我很生气,闭住嘴一声不响。这些人懂得什么叫纯洁的友谊?对那个时代的青年知道多少?

我们从济南又乘火车到青岛。在青岛买了去上海的船票。

到上海时,想不到两个堂舅上船来截我。他们接到我母亲的电报,劝我留在孤岛,帮我学习英文和数学。我断然拒绝了。趁他们去吃午饭,我和老董商量好,他假意劝我留下,当着我堂舅的面,他说让他一个人走,我吃不了苦。我回说他管不着我,各人的主意各人拿,又对堂舅说,非逼我留下,我就跳江。其实黄浦江里船那么多,跳下去也淹不死。两个堂舅看我如此坚决,只好悻悻地走了。

其实那时我们对延安并没有认识。现在说起来都可笑。我们不知道延安有吃有住,还准备到延安后开个小饭馆,他掌勺,我跑堂记账。为此,我们在上海买了许多小本子,准备记账用。

船驶往香港。我们买的统舱票,露天睡在船尾巴上。我晕船,整天躺着,煤灰像雪花般飘落在头发里、被子上。一切由老董照料。他在船上结识了两个老乡,是去找河北的军阀鹿钟麟的。老董就是有这个本事,不管什么人他都能搭上话,并且很快熟起来,特别是下层社会的所谓三教九流。

船到香港,发现有传染病人,被罚停港一天。这时我们忽然发现我父亲乘了小汽艇,擎着望远镜,围着大船转。他是去广西谋职回家路过香港的,大概接到我母亲的电报来找我们。老董买通了船上的茶房,将我藏到洗碗间里,又想办法搭上船长的专用艇直抵九龙。我们的行李托他在船上结识的老乡带到广州。

到广州,他那两个老乡如数把行李带到约定的旅馆里。我们又从广州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拿出董老的介绍信办了手续。在武汉停了一星期,经历了大轰炸,接着去了西安。在七贤庄住了一夜,老董雇了一头毛驴,我骑着,他走着,到了延安。路上一共走了一个月零一星期。

在去延安的路上,他给我做了美味的茄丁和炒鸡蛋。到延安后,又帮我这个什么也不会做的小姐在延水里洗了被子。

我们都进了抗大。

这就是我去延安的经过。这就是我的人生。

当兵

我没有打过仗,但是戴过八路军臂章。很长时间,我保存着两枚白底蓝字的小布块:一块印着“八路”,一块印着“十八”,就是十八集团军。

那是1939年春天,我参加鲁艺实验剧团,跟着八路军炮兵团的大队伍,过黄河去晋东南。

我是文学系的学生,到前方去本来是实习写作的,可是既然参加了剧团,就得和大家一样。合唱,是每个人都必须干的。此外,我什么都做,拉幕布,管服装,在活报剧里扮群众,演小京戏我还负责打小锣。那“风点头”的鼓点至今还记得。因为我一口普通话,后来还担任了好几出话剧中的女主角,都是被敌人欺侮上吊吞金的小媳妇。我甚至还担任过歌剧《农村曲》中的主要演员。

最能反映我们那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莫过于歌。前些时北京举办了一个晚会,叫《我们年轻时的歌》,引起我很深的感触。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歌,这里我引几个片断。我清晰记得的当然要比这多得多。譬如《在太行山上》我们几乎每场都唱。因为现在你们人人会唱,我不引了。这里只引现在不大听到的。

一首好像是李焕之作的《祖国颂》:

我们在中国生,我们中国长,

我们爱我们的祖国,祖国是伟大荣光。

啊!我们怎能让敌人横行,

怎能让祖国沦亡。

我们在中国生长,中国是我们的故乡。

我们就死,就死,

也要埋葬在祖国自由的土地上……

一首叫《军民合作》,我们在台上唱,抬着粥桶开饭时也唱:

嘿呵嘿,嘿呵嘿,

我们军民要合作。

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

挖战壕,送子弹,抬伤兵,做茶饭,

我们有的是血和汗……

一首是我们剧团的歌咏指挥自己创作的。那韵律好像《大路》歌:

今天拆桥啊,明天破路啊!

拆桥多,破路长,敌人兵马起恐慌啊!

哪怕太阳火样红啊!

哪怕大雨淋满身啊……

如果不是怕你们嫌啰唆,我真想引更多更多。

我也写歌词。有一首叫《柳条》,写一个少妇一面在山坡上放羊,一面为她出征的丈夫缝棉衣。一首小调叫《王小二打铁》,每唱一段给家里的一个人打一件抗日的用具。还有一首是为我们自己写的团歌,有“跋涉千山万水,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字句。

团里有一匹供病号骑的马。但是从来没人骑过。我背着自己的全部财产,白天行军,晚上演戏,爬山淋雨晒太阳,吃的和和饭,睡在干草上,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精神得很。现在你们都觉得黄花菜好吃,北京还定量供应,可我那时候吃伤了。记得有一夜爬高山,淋大雨,好容易落到山顶上一个小村里,什么粮食也没有,只有新鲜的黄花菜。拿白水一煮,盐也不搁,一班一盆,那香味冲得人想吐,真难吃。

我们的工作中也刻印着王明路线的痕迹。我们每场必唱的一首小调《抗日点将》,第一段就是:“抗日点将点头名,蒋委员长人人敬。”这太不符合事实。我们的歌词中也出现过粗俗的字句,如“抗敌走上了新阶段,出了个大汉奸,汪精卫叛国贼,该死的王八蛋”。我们成天在农村转,有时到部队去,可就是不接近农民和战士,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深入地表现他们。特别是我们几个从文学系来的同学,有很多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小资产”。我们视骄傲为美德,把“庸俗”当作分量极重的贬词。在日记里用“苍蝇”称呼我们看不起的人,甚至有时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不喜欢的工作。

那一年晋东南很严酷。日本人搞九路大“扫荡”,阎锡山镇压新军,内外夹攻。正如我们在一首歌中所唱:“杀人放火,凌辱又抢掠。山川震惊,林木动荡,到处是救国的热情,到处是抗日的武装。兄牵弟,儿别娘,前呼后拥上战场……”但是,我不向你们讲述那些英雄业绩、壮烈的故事。我要讲述你们万万想不到、也许没有人讲过的我们的普遍生活。目的是让你们全面地了解我们,战争年代并非一色火药味,我们是常人。

我们特别爱干净,碰见水就洗。不管是多深的井、多小的溪流,都欢迎。有一次洗衣服差点被山洪冲走。一条毛巾撕开两个人用,直到破还是白白的。我们喜欢红军的八角帽,不喜欢那种和国民党军队统一样式的军帽。白天没办法只好戴那个筒筒,晚上把珍藏的旧帽子戴上睡觉。我们的背包精简到不能再轻的地步,被子短得睡觉时下端必须用绑腿捆住,可是那又厚又重的日记本谁也舍不得丢,哪怕休息十分钟也要放在膝盖上写一段。我们没有钱,发下津贴,买了肥皂草纸,就剩不下多少了。可那时候邮票可以当钱花。有一次,我和伙伴给了房东一枚邮票,我一口气吃了十个煮鸡蛋。还有一次我们用邮票换得了上柿子树的权利,条件是当场吃管够,不许带走。我骑在树杈上,一口气吃了14个。晋东南的村名大都很美。有一次我们住的一个村子叫麦仓,村里一大片梨树林,那时正开花,林子里飞着蓝色羽毛的鸟。我们伏在草地上展读那夹满野花的远方来信。有一回,我们到部队演出,借到一本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我们把书拆开,一人几页,连夜把它抄完了。黄昏时,我们坐在老乡家的门槛上,用低沉的声音唱高尔基的《囚徒歌》。这里,我忍不住全文录下一首歌。这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然而是我们心爱的。

他扬帆到海上,海上,

她站在岸上哭泣。

那船儿去了,阳光从那阴暗的水面隐了。

那低语的蚌蛤静了,渐渐地听见鬼叫。

她枉然在海边哭泣,枉然,枉然。

一年年一年年过了,

那只庄严的漫游的船碎了,

沉没在深深的海底。

在碧水里,躺在珊瑚床上,

爱人长眠不醒。

在碧水里,在珊瑚床上,

爱人长眠不醒,不醒。

在陕北的亲戚

我在绥德整整待了六年。端午节到的,端午节走了。

刚到绥德,只有一个大女儿。找了一个老婆婆看她。后来添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一个人有一个看的。就是现在所说的保姆。

以前可不那么叫。那时候按岁数,该叫什么叫什么。大女儿叫着她的老婆婆“niɑniɑ”(绥德这个称呼的意思是奶奶或外婆)。对大儿子来说,晚上带他睡的人比我亲,干脆叫“妈”。小儿子到奶妈家的时候刚满月,一周岁我就领回来了,因此没有称呼。

大女儿的niɑniɑ和我一起生活最早。开始的时候大女儿只有两个月。那时我在文庙小学教书,一个月薪水四斗小米,分给她一半。她带了一个小女儿,叫珍儿。虽然才10岁多一点,可真能做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每天帮我们拣“烂炭”(就是煤核),对我们那自砌的小炉子很解决问题。

我们住在一间糊着“仰尘”(就是顶棚)的小屋里,一半是炕,大人小孩睡得满满的。另一半左边是门,右边放一张小桌,一只方凳。我在前面伏案备课改作业,他们在后面炕上哄孩子喂饭。

大儿子的妈姓刘,她的儿子是我在文庙小学的学生。大儿子就放在她家里。她家有什么好吃的都先尽他吃。那时他刚会走路,还记得他系着屁帘,到鸡窝里掏出热乎乎的鸡蛋,高兴地报告:“妈,鸡下蛋了!”他那位老刘爸有时在街上买个“果馅”(一种枣泥馅的酥饼)给他吃。他吃馋了,就索讨:“我要吃圆格旦旦哪。”他这个干妈一手好针线。我们穿的鞋都是她做的。正绱、反绱、毛底、包底,什么样都会做,又结实,又好看。她还做得一手好饭食。我们积攒了几个月,决心在新韭菜下来时吃一顿“扁食”(即水饺),就在她家解解馋。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在绥德县委宣传部当干事,小儿子刚生下来,敌人离绥德越来越近了,我们就把大女儿放在郝家沟——珍儿家,把大儿子放在城里——他的老刘妈家。自己带着还没满月的小儿子,离开了绥德城。

开始我随孩子爸爸的机关驻在小崖嘴。在这村里我们找到一家老乡,小孩刚死,男人是个二流子,家里穷得只有一眼破窑,连炕席都没有。我们把小儿子托在这里,说好一个月两斗小米,我便背着背包找县委机关去了。

那时候,“家属”可以带着孩子过黄河。我因为“一身轻”,便随着机关和敌人绕圈子。我临时担任县委的秘书,管图章和各区委与游击队联络。

小崖嘴离城15里,敌人不常来。偶尔来了,老百姓临时躲到山里,敌人走了便回来。这是解放区。郝家沟离城五里,敌人常来抢粮,是游击区。有一次,来抢粮的国民党问我的大女儿:“你妈呢?”她答:“在炕上纺线线哩!”她那时穿着老百姓式的开裆裤,一口绥德话,炕上果然坐着她纺线线的妈——珍儿姐姐。敌人一点也没有疑心。城里是敌占区,敌人的专员公署就驻在老刘妈的院子里。一次,敌人的专员抱起房东的孩子,给了他一块糖。后来,我们老跟大儿子开玩笑:“应该在你的档案里留一笔,不到三岁就和敌人勾搭。”解放后,他的“奶哥哥”——我当年的学生,当了电影导演,到北京出差就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当中,大儿子也借串联之名到绥德去看他的老刘妈。老太太看见这个穿军装的小伙子,不认识。大儿子自报:“我是疾娃。”于是老太太搂着哭了起来。那时生活很困难,老太太还是千方百计擀了杂面条给他吃。临走时送他一双给老刘爸做的新鞋。虽然这双鞋穿不下,大儿子却一直珍藏着。

大女儿的niɑniɑ早死了。她的“舅舅”——珍儿的哥哥,当年在外学木匠手艺的小学徒,现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出差到北京,来看我们。1981年,她的“干大”——珍儿的姐夫,到北京来了。他当过队干部,现在“退休”了。这个当年很英俊年轻的“花匠”(农村弹棉花的手艺人),现在成了一个小老头儿。他带来了从门前枣树上摘下来晒干的红枣,带来了特意为我们做的炸年糕。我们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他玩,只是女儿陪他逛了一趟颐和园。老头儿住了十来天就回去了。我们给珍儿姐妹带去两身衣料,给“舅妈”带了点零碎。

这就是我们在陕北的“亲戚”。

你们看,我说的是老实话吧。我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为后人称道的业绩。我在绥德六年,就是教书,当小干部,生孩子,带孩子。在老百姓当中交了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带孩子的关系。

如果说有值得回忆的,也许就是这“平淡”。那时我们的生活平淡,思想也平淡。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房子小,没有感到过穷,也没有感到过工作有什么不好。打起仗来,没有想到过对孩子作特殊处置,没有想到过人家可能拒绝,也没有想到过孩子们会出什么事。

孩子与工作

现在党和国家鼓励只生一个孩子,避孕、流产、绝育,都提供条件,还发给“独生子女费”,多幸福!回想以前我们想少生孩子,费多大劲!

那时结婚,最怕的是生孩子、带孩子。那时我们不像你们现在,有什么“专业”思想。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就是革命。延安没有条件,生孩子就得自己带,而带孩子就意味着脱离工作,脱离集体,脱离政治工作。我结婚前看到别人过这种生活。当学生时,在习作中写了一首童话诗,叫《黄鹂与鹫》,嘲贬那蛰伏在幸福的小窝里的黄鹂,歌唱在高高的天空中翱翔的鹫。

决定结婚了。婚前就做准备工作,向天津家里要来金鸡纳霜(奎宁)。婚后,刚发现不对劲,就吃。一口气吃10颗。又在两米高的土崖上来回蹦跳。但肚子里的孩子纹丝不动。

妊娠反应,我不懂,只是觉得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这么馋。我照样和大家一样生活、学习。只是特别喜欢看《红楼梦》里描写吃的地方,而且庆幸自己不像别人那样,梦见好吃的,还没有吃着就醒了,我总是吃到嘴才醒。

因为胡折腾,孩子没有打下来,但七个月就早产了,只活了四天。

孩子虽然死了,但我没有获得解放,很快又怀了孕。这次我知道打胎没有希望了,于是申请到学校的托儿所工作。那个托儿所很小,孩子不多。我的想法是:在托儿所,总是工作,和圈在一个小窑洞里成天只带自己的孩子不一样,而且和孩子们一起,对将来从事儿童文学也有好处。于是,没有当妈妈经验、不懂带孩子知识的我,在托儿所当了几个月保育干事,直到第二个孩子生下来。

坐月子中间,听到一个消息:在绥德分区当教员,实行薪金制,可以用薪水雇个人看孩子。这真是一个诱人的前景。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大女儿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到绥德去了。

这时候我不满21岁。

到绥德以后,我在前边已经告诉你们,先在文庙小学教书,每月四斗小米,用两斗小米请了个老婆婆看大女儿。后来又生了大儿子。我调到绥德师范的地方干部训练班,还是教书。

日本投降以后,我调到县委。那时候,陕北哪有什么避孕措施!我又怀了孩子。这一次,我千方百计要把他打下来。刚有可疑征兆,我就吃泻盐,拉肚子不管用。那时孩子的爸爸在地委当秘书,掌管图章。我们就偷着开了一封介绍信到医院。医院动用了所有的“武器”:一面用针剂,我左腕打奎宁,右腕打麦角;同时用栓剂。但还是不管用。那时监狱里关了一个犯人,当过中医。我托人从他那里搞到一个偏方,里面有藏红花、蚕卵等等。三天的剂量我一顿喝了,还是不管用。孩子反而没有早产,足月才生下来——就是小儿子。

接着就是打仗,胡宗南来了,先是轰炸。那时孩子的爸爸去外县参加土改,我一个人躺在炕上坐月子。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我近旁,正好掉在井里,炕上震落了一层土块。我躺在被窝里,连外衣也没穿。后来我对别人讲笑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在前边说过,我可以带着孩子过黄河。可是那就得当“家属”。于是我就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打了两个月游击。

打完仗,回到城里。不久我又怀了孕。这时敌人虽然撤离绥德,但是没有退出陕北。原来的地委书记、当时西北局的负责同志正好在绥德。他住的镇子离城90里。我和他蘑菇,终于获得批准,允许我做手术。

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知道这一带有医院,却不知在哪里。我背起背包,一个人上路,边走边打听。走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个野战医院。大夫们很热心。全院都是有菌手术,都是伤员,只有我一个是无菌手术。那时条件差,像这样的手术现在很简单,我却使用了半身麻醉,刮宫、结扎、割盲肠,一共做了1小时50分钟。到最后割盲肠时,麻药已经过劲了,大夫问我:“盲肠找到了,割不割!”我答:“割!”看见我这干脆劲,大夫都笑了。这时胎儿已有五个月,已经成形。医院原来想留作标本,后来弄破了,扔了。

刚拆线,我骑上来接我的牲口回了家。

从此结束了生孩子的历史。

我怀了五个孩子,生了四个,活了三个。除了坐月子,没有间断过影响过工作。你们可能以为,我带孩子很省事,什么也不管。不是这样。现在年轻妈妈做过的,我都做过。而且那时条件不好,做的比现在多。因为第一个孩子胡折腾,弄成习惯性早产。大女儿七个月生的,我又没有奶,得按时给她喂用大米面、小米面、绿豆面配制“糊糊”。还喂过一只奶羊,因为不会养,不久就死了。大儿子八个月生的,常水泻。跟我一起睡的时候,有时半夜弄我一身。小儿子爱尿炕,晚上给他把尿,白天洗席子。他们也和别的小孩一样,生过麻疹、肺炎。他们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都是我手缝的。虽然都是土布或旧衣服改的,但是我设计得不错,穿上很别致。

不管怎样,“养”的任务不算简单,“教”的事复杂得多了。

我的原则是不娇惯孩子。从月子里起,只要吃饱了,尿片子是干的,那就他哭他的我睡我的。会爬了,就在腰上拴个带子捆在炕上,从来不抱(当然闲暇时也抱着玩玩,但他们没有养成抱的习惯)。大女儿五岁多我就让她上学了。她自己来去,没有人接送。现在她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路两旁都是高高的山,很害怕(其实是不高的土崖)。后来进城了。我们在沈阳工作,两个儿子在哈尔滨保育院。我们调到北京,大女儿一个人在沈阳读小学。

这样对我好,对他们也好。直到现在,孩子们什么家务事都会干,没有依赖性,也不自命特殊。

我是不是不爱孩子呢?不。只是我认为爱要有地方。我从小对他们真诚坦率,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他们敢跟我说真话,我就可以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哪时错了哪里对了,我自己又应该怎样做。学习好坏靠自觉,别人勉强不了;特别是大了,懂事了。但从小养成好习惯、好品德,则是父母的责任。从吃饭、叫人、关灯这些小事起,我的“老规矩”很多。我觉得这些起码的“生活之道”应该让他们自小从家里得到,至今他们谁也没有成“家”(学问家),但都勤勤恳恳地从事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心好,正派。

管孩子,我也有失败的地方。那就是对小儿子。他小时候有些坏毛病,我的对策就是打。结果他见了我像老鼠见了猫,背着我照样犯。别人说我:“你们又不是供不起孩子念书。”但我觉得,培养一个“人”比培养一个大学生重要得多。我把自己完不成的任务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劳动。结果小儿子学好了,入了团,结了婚,当了爸爸,成了车间里的骨干,“年轻的老师傅”。我在干校时给他写信,说小时候对他太厉害了。他回信说一点也不怨我,“那是为了我好”。

现在我离休了。大儿子大女儿都在北京。但我们不住在一起。他们星期六才带着孩子来。我每天有规律地写东西,织织毛线,锻炼身体,看那么多报纸,又订了许多杂志,一天不闲、不闷。我年轻时不恋儿子,老了也不想孙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不要美化我们,也不要非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