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
甘露，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一个普通的女学生。20世纪40年代，在她似锦年华之时，就名震延安。因为她能演唱20世纪梅派京剧《玉堂春》、《花木兰》，屡屡获得满堂掌声；她曾经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夫人，经常是毛泽东家中座上客；她在陕北从事推广蚕桑事业，毛泽东曾赞誉她是“我们的养蚕姑娘”；她身材修长，风姿清秀，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正直豪爽，可说是当年延安青年女性中的佼佼者。
她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祖国危急存亡之秋，她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而终于奔向了延安。有幸的是，她每当处于关键时刻，总是碰到好心人为她引路。她67年的人生道路曲折而坎坷，五味人生锻炼了她的坚强意志。她不愧为中国的一位坚强女性。
我们是同志加老乡
1943年，我作为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派驻绥德地区采访。她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委派到绥德地区考察推广蚕桑事业，并在吴堡、清涧两县选点试验、推广新蚕种和新法养蚕以及培养妇女能手，取得显著成效，曾经获得绥德分区专员的表扬和吴堡县政府的奖励。1944年冬，毛泽东、陈云、林伯渠等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的蚕丝展览室，甘露向他们汇报边区发展蚕桑事业的成就时，毛泽东曾高兴地称赞她：“你是我们的养蚕姑娘。”在陕北发展蚕桑事业，也是毛泽东发动大生产运动中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和甘露都是浙江海宁蚕乡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曾积极帮助她在《解放日报》上进行发展蚕桑事业的宣传报道。工作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她在农村中是相当艰苦的，而她和农村妇女交往中又得到朴实的温暖。
以后，我留在陕北，直到担任第一野战军随军记者。甘露、萧三于日本投降后和女作家陈学昭同去华北；以后，又和丁玲、陈明夫妇同到河北省阜平县。我们的联系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担任了习仲勋同志的秘书，由西安调来北京，才知道她已经和萧三离婚。原来，他俩的结合和离异，真还有那么一段曲折难言的经过。当然，我是同情她的；对她后来的爱人，谢筱同志也印象很好。因此，当他俩结婚时，我曾到荣宝斋买了一幅齐白石画的《大丽花》（复制品），作为婚礼祝贺他们；还积极帮助他们联系、邀请习仲勋（20世纪40年代绥德专区的老领导）夫妇和刘景范（陕宁边区政府时期的老上级）夫妇并和我的爱人一起，在北京的青海饭店参加了他们的婚宴。席间畅谈阔别十多年来革命的胜利、国家的发展变化和当时的大好形势，大家都是很高兴的。
1987年5月间，她患病住院，我带了一束鲜花到协和医院病房探望，只见她原来颀长而颇有风度的身躯已经相当的消瘦，但我不懂得她害病的严重，总以为她会慢慢好起来的。不料没多久，她的病情发展到急性尿毒症引起脑出血，终于抢救无效，于5月24日上午逝世，享年67岁。8月6日我去八宝山公墓礼堂向她遗体告别，参加告别仪式的生前好友有700多人。正如画家黄苗子的挽联所题“声数蚕桑女，名扬花木兰”，概括了她晶莹明亮的一生。
甘露投奔延安的曲折征途
甘露，原名蒋德良，于1920年1月出生在海宁县硖石镇，父亲早逝，家境贫苦，九岁上学，为免费生。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名列榜首而免费到小学毕业，又因无钱上中学而到杭州的半工半读的浙江女子蚕业讲习所。该所春秋两季均需养蚕制种，所以学生杂费和伙食费都可免交。
其间，语文教师江金五先生曾给同学们讲解国家大事，指导阅读进步书刊，介绍鲁迅反帝反封建思想以及西安事变的经过，使甘露在蚕业讲习所三年期间，不仅学到了养蚕育种的技能，还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启蒙教育（全国解放后，甘露才知道这位江先生曾是中共党员）。1937年夏，甘露在蚕校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年仅17岁的她，不随母亲外出避难，而和同学一起挤上难民船过钱塘江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在丽水县碧湖镇考上了当时省政府教育厅举办的“战时青年训练团”，她被编进独立中队——女生队，接受军训。原在上海抗日演剧团的萧昆（萧三的妹妹）任中队指导员。她们相识后交往甚密。1938年5月青训团毕业时，萧昆先去金华筹备“中华全国战时难童保育委员会浙江分会”，并约甘露也去金华和她共事。没有料到的是，这位萧昆将对她的前途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偶合，也是缘分。
保育会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总会名誉会长是宋庆龄，会长宋美龄，副会长李德全，邓颖超等中共党员均为常务委员。浙江分会由省主席黄绍雄夫人蔡凤珍任会长，萧昆任秘书长，戚铮音任副秘书长，甘露被分配在宣教组工作，组长程为昭。甘露和戚、程同住一室，在交谈中又得知戚、程二人都是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金华的。她们给甘露介绍革命圣地延安的情况，使她懂得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懂得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最坚决可靠的抗日力量；在延安还有抗大、女大、陕公等抗日救国的学校。这一切，对于甘露来说，真如拨开迷雾见太阳，对于她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促进作用，她就下定决心，日夜向往延安。
从1938年5月到7月，她随戚铮音走遍了萧山、余姚、诸暨、绍兴等县，沿途宣传战时保育难童的意义和前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收容了303名在敌人的炮火和敌机轰炸下丧失了父母、从1岁到13岁的难童。1938年8月，日寇已侵占杭州和浙西各县，并将渡江侵犯浙东，情况十分危急。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定，把浙江省的难童保育院迁赴长沙。由戚铮音、程为昭组织护送大队，包括甘露在内共12个保育人员护送303名难童，日夜兼程，从丽水接到金华，搭火车冒着敌机轰炸，停停开开，三天三夜后才安全到达长沙。当时张治中将军的大女儿张素娥为湖南省难童保育院院长，协助将浙江难童安置在一个小学校内。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在长沙大火前夕，张素娥院长匆匆安排保育院撤离长沙去沅陵，她们在长沙又收容了5名流浪儿，共308名难童经过躺满伤兵的长沙街道，搭上省政府为难民准备的轮船，才到了常德、桃源一带，又改乘五条木船，沿沅江逆水而上，经过十多天，历经艰险，到了沅陵。甘露在这偏僻而安全的山城里安排好家乡的难童后，决心踏上去延安的征途，到重庆找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1月，18岁的甘露带着保育院发给她的20多元“遣散费”，告别日夜相处的小乡亲，经贵阳换车到重庆，寻找八路军办事处。不料因她未带任何介绍信“来路不明”而未被接收，要她自筹路费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这时20多元遣散费即将花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她徘徊在重庆街头之时，突然遇到了杭州蚕业讲习所的俞锡蠲老师。师生异乡相逢，自然倍感亲切。这位可敬的俞老师为了发展蚕桑事业而抱独身主义，政治上同情共产党，称赞八路军英勇抗日，支持进步青年。当她了解甘露的困境后，就介绍甘露到她领导的四川省丝业公司西充蚕种场工作，帮助她积蓄路费后再到西安去陕北。甘露在蚕种场工作，老师给她买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更加鼓励了她早日去延安的决心。1939年11月，她已积蓄了百余元路费，俞老师又帮她开具了四川省丝业公司去西安的探亲证明公函。凭这公函，甘露通过四川陕西道道关卡，闯过国民党宪兵的层层盘查，终于在1939年12月初到达了古都西安，跨进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又是因为没有任何介绍信、来历不明而被拒绝。好心的招待人员王平告诉她，可以写信给延安的同学或朋友，请他们介绍她去延安。这时，甘露想起了往日的好友萧昆就是著名诗人萧三的胞妹。她就写信给萧三作了自我介绍，又托西安新华书店的安克成把信转寄给延安萧三。1940年3月中旬，克成来信说：“家中来信，要你速归。”这一暗示，真使甘露欣喜若狂，终于在1940年4月初跨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4月16日到达延安。
甘露和萧三的婚恋
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十八九岁的浙江姑娘，途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省，历尽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苦苦追求的革命圣地延安。到达延安的第三天，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告诉甘露说：“萧三同志很记挂你，今天你就可以看看他，和他谈谈你的想法，想上哪个学校。”萧三当时在延安文艺界抗日协会工作。他一见到甘露，就激动万分地说：“盼望已久了，真担心你被关进国民党的集中营，现在好了，到家了！”还说：“你是我妹妹的好友，也就是我的妹妹了！”
历经磨难的甘露，此时面对这位已经43岁的长者，真像久已仰慕的兄长一样，倾心地向萧三叙说了她的家庭、经历以及她爱好声乐、京剧，想到鲁艺学习的愿望。萧三静听后说：“先不要去鲁艺，可先到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马列主义，以后再学别的。”并送给甘露了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她回去好好学习，然后送甘露下山。半山上遇到一位中年女同志，萧三介绍：“这是丁玲同志，这是我的妹妹！”由于甘露读过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甘露和萧三、丁玲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她的良师益友。
经中组部的正式分配，甘露于1940年4月下旬进入女大，在这座革命的熔炉里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学校生活，初步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等，初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学习期间，甘露被选为俱乐总副主任（主任是丁雪松，我国第一位女大使），下设声乐小组和京剧小组，邀请鲁艺的音乐家郑律成和潘奇担任声乐小姐的教员；邀请鲁艺评剧院导演陶德乐担任京剧小组的教员，每天下午到“女大”俱乐部上课。在1940年秋，为庆祝女大成立一周年，和1941年为纪念三八妇女节两次活动中，京剧小组曾演《四郎探母》和《花木兰》。导演指定甘露饰演花木兰，从而花木兰甘露的美名便在延安扬开了，萧三当然更加为之倾倒。
从此，萧三对甘露更增强了爱慕之心，经常要甘露为他抄写书稿。甘露写得那一笔潇洒飘逸的好字，犹如其人。萧三十分喜爱，又经常指点她如何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进步小说，如何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萧三住地文化沟和甘露学习的女大，两个山头遥遥相对，只有一条延河相隔，中间还搭有一条小桥。晚饭后双方下山散步就可相见。如此往来数月，纯洁无瑕、美丽善良、朝气蓬勃的甘露，使这位革命诗人的浪漫激情日益强烈，而甘露对萧三也由敬仰感激之情进而萌发了少女初恋的梦幻。双方年龄的悬殊阻挡不了彼此间感情的与日俱增，相互间都感到对方的吸引力。但正在这时，在莫斯科的萧三的苏联妻子叶华带着孩子，于1940年10月来到了延安，回到了萧三的怀抱。甘露清醒地把叶华当作自己的嫂子，热情地帮助叶华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使叶华逐渐适应了延安的艰苦生活。
1941年7月，女大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工作。甘露响应党的号召，以一技之长为边区人民服务，报名要求到边区政府从事蚕桑工作。当时因无蚕桑专职干部，这项工作尚未开展。甘露到建设厅农业科以后，林伯渠主席曾对她说：“事在人为嘛！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蚕桑工作开展起来！”1942年秋末冬初，遵照林老的指示，组成“边区蚕桑考察团”，任命甘露为团长，一行三人来到绥德地区。甘露理智地退出了与萧三的感情纠葛，来到绥德工作，这使萧三颇受感动。萧三给甘露的信中写道：“自从1940年秋叶华来后，你顾全大局，决定忍让，这，你处理非常适当，大方、贤惠，我完全了解你，并十分感佩你！”当时，我在绥德和甘露接触中，既不了解她的遭遇，也丝毫看不出她的任何沮丧的情绪。印象中，只见她正朝气蓬勃地为蚕桑事业而努力工作。意想不到，在延安的萧三和叶华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发生矛盾，双方都怀疑对方与异性朋友（包括外国朋友）发生不正常关系，感情出现波折，到1942年发展到感情破裂而分居。1943年11月经请示党中央，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叶华和萧三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叶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苏联去了。
叶华离开延安以后，萧三对甘露一往情深，要求甘露回到他的身边。经萧三向中央请求批准，将甘露调回延安。这时甘露的心头，又涌上了难忘的初恋憧憬，在萧三和叶华离婚一年后甘露同意了萧三提出结婚的要求。1944年10月，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贺龙、王震、李富春、萧劲光等领导同志，热情地参加了萧三和甘露的结婚典礼。毛主席回忆起16岁的毛润之和13岁的萧子璋（萧三的号）在湘乡东山学堂同学以来长期的战斗友谊，给萧三祝酒时语重心长地说：“子璋啊！祝你和这个中国的养蚕姑娘白头偕老！”
甘露和萧三结婚后，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形影不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和西柏坡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铁塔和甘平，孩子给了他们无比的幸福和欢乐。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从延安辙退，转辗战场，拖带孩子，就更加困难，但勤劳能干的甘露，每到一地都把萧三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还同时照顾丁玲、陈明夫妇的生活。在这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重要历史时刻，甘露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交际处接待了被国民党暗杀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家属，和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等国际友好人士；在西柏坡村参加过中央研究室领导的土改工作。她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紧张环境中，在工作之余，一面抚育幼子，一面做好两家人的后勤事务，还要帮助萧三抄写《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书稿。当然，如此勤劳、贤惠的夫人，如此美满、幸福的家庭，使感情丰富的诗人深感满意。他也很爱孩子，尽量抽空帮助甘露给孩子喂饭、洗澡，逗孩子玩乐。周恩来同志曾当众表扬他们为“模范夫妻”。
萧三常带甘露拜访毛泽东，毛主席也总是热情招待，留他们吃饭。毛主席很喜欢孩子，有时就让警卫员叫萧三、甘露带上孩子搭上他的吉普车去野外散步、休息、议事。
1949年1月下旬，萧三参加了周副主席召开的一次会议后告诉甘露：平津快要解放，中央决定委派叶剑英、彭真负责接管北平，需要500名干部参加接管工作，希望现任工作能够离开的同志自动报名参加。甘露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非常激动，考虑到当时土改工作已经结束，两个孩子也有托儿所和保姆照管，可以参加接管工作。在征得萧三同意后报名参加，得到中组部的批准。
已经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甘露，当时也只29岁，就在那年的1月26日清晨，她和领队人张文松等6人，坐上敞篷卡车向北平进发。28日深夜抵西郊青龙桥向彭真同志报到后，彭对她说：“你是搞农业的，就分配你到军管会的农林水利处工作。陈凤拥处长已在等着你了！”29日凌晨，在紧急集合号声中，只见叶剑英同志正在青龙桥头指挥。甘露随叶剑英等20多位干部分乘四辆吉普车，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们分乘两辆敞篷卡车组成的先头指挥部队向市区进发。车队经西直门、西四、西单、宣武门大街，拐经西郊民巷，直奔东交民巷，沿途欢迎群众人山人海。当时以彭真为首的北平市委就暂设在东交民巷德国大使馆内，车队开进了这个大院。次日，1949年1月30日，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被历代封建帝王和旧军阀蒋介石统治的故都北平解放了，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甘露到农林水利处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当时接管的30多个国民党农林水利机构中几百名科技人员登记造册，以便及时分发人民币，让大家欢度解放后第一个春节。正如后来农业科学院一些专家对甘露风趣地说：“我们那时原以为要欢迎一位很神气的共产党大官，没料到迎来了一个身穿粗布灰棉衣、背背包、和和气气的女八路！”
1949年4月初，萧三带了两个儿子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他奉周副主席之命，和钱俊瑞一起负责组织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无暇照顾两个幼儿，为此，甘露只好离开农林水利处的工作，调到萧三所在的文艺界，参加当时周扬和沙可夫正在筹备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4月底萧三随中国代表团经莫斯科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5月25日回到北京。当天周副主席又委派萧三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6月初，萧三又匆匆地去了莫斯科。
1949年6月下旬，甘露在第一届全国文化大会上担任记录组组长。那时没有录音机，就靠记录组五人轮流记笔记，记录整理了周恩来、毛泽东以及大会的重要报告和讲话。7月1日是解放后第一个党的诞辰纪念日，在先农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由朱德总司令作报告，文代会全体代表参加，领导上分配甘露负责照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等著名京剧演员。素来爱好京剧的甘露，当然尽心尽力地执行这一光荣的任务。7月9日夜晚，大雨下个不停，甘露像往日一样，正伏案细心校对萧三所写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的第三校清样，谁也没有料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离家出国一个多月的萧三突然冒雨回家，他带来了已经离婚的叶华和两个儿子，并说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同居了。这样，甘露的幸福家庭破裂了，周副主席所赞美的“模范夫妻”分离了。在周副主席、中组部安子文部长和丁玲、沙可夫等好友的关怀和帮助下，甘露经受了难以忍受的创伤，坚守大会记录组长岗位，直到大会胜利闭幕。
“……她（指叶华）在那里生活很苦，虽然孩子安顿了，但她简直无家可归，收入少，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工作又缺少意义。因此她愿意去中国做事，比较有益，同时愿带立昂、维嘉回国，这我很赞成。我告诉她，她去中国，你不反对。她表示感激你，并且再次声明：决不妨碍我你的家庭生活，决无‘挖墙脚’之意。她只愿立昂、维嘉两个孩子感觉到父亲能经常见面，她和我也只维持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她就满足了。……”5月25日和平代表团回国当晚，萧三还对甘露说过，叶华向甘露发誓，决不破坏萧三和甘露的家庭生活。
天真的甘露非常相信萧三的诺言，也很同情叶华的处境，同意萧三把叶华带来中国。当萧三应邀于6月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前，甘露曾要求和萧三同行，并取得周副主席的同意，但萧三却对甘露说：“你去了，叶华就不能来。”因为他和叶华都没有把二人离婚的真情告知苏联当局，所以苏方仍将叶华当作萧三的妻子看待。也只能凭这一点，叶华才能来华。萧三又向甘露保证：“叶华和孩子来了，把她安顿在东北，工作、生活有保障就可以了！”甘露信以为真，为了成全叶华来中国，她就不再要求和萧三同去莫斯科。5月30日夜，周副主席和萧三谈话，再三叮嘱萧三注意不要发生意外，既自找痛苦，对党的影响也不好，要萧三即使把叶华母子接来，也只能放在哈尔滨等地，不能来北平。萧三答应了周副主席，保证不发生问题。同时，李立三同志也和萧三谈话，要他把握自己，不发生意外，萧三也答应了。
当7月9日深夜，萧三带着叶华母子冒雨回家时，甘露完全不知真相，仍把叶华母子当客人招待，为他们做饭，烧洗澡水等等。本来，萧三和甘露居住在二楼里外两间卧室，而此时萧三把叶华母子安排在里屋，自己到外屋抱着甘露痛哭，向甘露坦白了他和叶华已经同居，表示既离不开甘露，也离不开叶华，说他很痛哭，请求甘露原谅。甘露好似被晴天霹雳炸懵了，痛苦地感到萧三违背诺言，欺骗了她，欺骗了党中央领导，异常痛心和愤怒。当时正在举行文代会的工作人员，第二天看到叶华出入萧三家庭的异常现象都有所议论，甘露羞于被辱，但为了照顾到党和萧三的威信，没有诉之于法，而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周副主席。当天下午，周副主席亲自来到萧三家，听取了甘露的申诉，严厉批评萧三欺骗党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太对不起甘露。说：“今天到了中国就要说中国的话。”（意即要按中国的道理办事）并明确指示萧三，立即将叶华母子送去大连。
叶华母子去大连后，萧三始而苦苦哀求，继而以他要参加国际活动、在中苏友协工作为由，日日逼迫甘露同意和他离婚，让他和叶华复婚，极大地伤害了甘露的感情。为了维护党的威信，维护自己共产党员的尊严以及中国妇女和孩子的权益，也照顾着萧三的影响，甘露没有上诉法庭，而是向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中组部和中直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诉，请求中央教育萧三。为了避免争吵，同年8月中旬，自己带着小儿子甘平去上海看望母亲。不久，萧三把叶华母子从大连接回北平。甘露离开萧三以后，在各位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众多好友的帮助下，逐渐冷静下来，认为萧三再也不值得她留恋了，并考虑到中苏关系，同意和萧三离婚。1950年9月，由朱德同志亲自向萧三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意萧三和甘露离婚、与叶华复婚，并给萧三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后来，萧三几次给甘露寄去孩子的生活费，都被甘露断然拒绝，坚决退了回去。
平凡而明亮的一生
不屈的共产党员甘露，正像她自己的名字那样，纯洁无瑕、晶莹剔透，光明磊落地做人，而且，关心他人、团结同志、急人所急、热情诚挚地对待他人。她并不因受萧三感情上的挫伤而倒下。相反她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正当她三十年华之时，她提出要求并得到组织上的支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三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担任交际工作，期间相继接待了英、法两个贸易代表团和大型的苏联工农业展览团。此时，她和联络部部长谢筱同志相识、结婚，1955年生了小女儿谢立安。1958年“大跃进”时期，她被下放到北京市轻工业局，协助局领导在原有基础上创建包括一轻、二轻的轻工业局，在三年内筹建了包括工艺美术、挑补绣花、日用化学、皮革发毛、食品酿酒、造纸、服装、儿童玩具等八个研究所，为这些行业以后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工作过于紧张疲劳，引发了妇女血崩病而住院治疗，病愈后又改调国务院所属的外文出版局，分工管理毛泽东著作外文翻译出版的工作。1982年离休。
由于感情上的沉重打击和工作、生活中的艰苦操劳，毕竟使她的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甘露患有各种慢性病，曾因急病而进行过三次抢救性的剖腹手术。她就是拖着虚弱多病的身躯在曲折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拼搏过来。她的一生是平凡而明亮的，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无论对待工作还是对待生活，她总是顾全大局，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职位高低，始终保持和发扬延安时代女性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