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想刚故去的两位战友，想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帮助和保护，想到现在少了两位可说心里话的老伙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几份报告，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应，而且越来越明显，似乎要出事。他烦躁地动了动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烟，却发现烟已灭了，便侧身又点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书进来了，是送报纸的。他放下报纸后，递给邓小平一份材料，说：“这是方励之昨天的一个谈话，我抄了一份给您送来。”邓小平接过材料，正要看，秘书又提醒到：“这些报纸上还登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的文章，还有中宣部的讲话。”邓小平顿了一下，点点头说：“放在这儿吧，我就看。”
秘书出去了，邓小平没看报纸，索性连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搁下来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隔着玻璃朝外看，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进去，他在思索：
方励之到底想干什么？他身为共产党员，却要和党的领导对着干，有意见可以向组织提，为什么要煽动不谙世事的学生？
方励之是个天文学家，有才干，我们也重用他了，让他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学校虽在安徽，在我们看来，总是与北大、清华同等重要。为什么他这个副校长不观天文却偏好政治，而且一肚子不满呢？
方励之的不满主要是五点，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二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三是说共产党已经变质；四是说大学要独立办；五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好。他的思想与经常出国接受国外思想影响有关，可30年代，我们国家有大批留学生归国，那时的留学生为什么那么爱国呢？
邓小平回到沙发上坐下，他拿起了那份材料，上面写着，最近方励之在科大发表演讲，他问科大学生为什么不动？为什么看不到一点动作的迹象，他鼓动学生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会被带动起来。
“啪！”邓小平没看完就把材料放在木茶几上，他生气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组织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没有人管，这分明是要闹事，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他按铃叫来了秘书，吩咐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批示，你让中办送给耀邦同志，请他抓一抓。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胡耀邦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抓政治思想和局势是情理中的事。
胡耀邦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赞成国家出现动乱局势，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讲话中的很多观点他是反对的，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对方是一批有学识、有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认识上的分歧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对错，而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它是个正确的党。
就在胡耀邦费尽心思欲找出一个最佳方法时，事态扩大了。
1986年12月4日晚，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终于被鼓动起来。
晚自习时间，教学大楼依然灯火辉煌，可走遍楼道和教室，几乎见不到学生。校园里，只见一些学生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匆匆忙忙，脸上表情兴奋而又紧张；再看学生宿舍，男女同学聚在一起正做着横幅、标语，人多却不吵闹。
8点整，所有的学生拥向礼堂，宿舍区瞬间也安静下来。他们要去听方励之的报告，其情绪激昂得像一堆一点就着的干柴。果然，在方励之对他们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之后，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1000多名科大学生出现在合肥市街头，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四处游行。长江路上，几百名警察排成队，封锁了道路，可学生们勇气惊人，他们照直走过去，把警察推开，而警察怕伤着学生并没有与学生发生争执。游行在继续。
消息传到上海，大学校园里也开始骚动不安。标语、口号出现在校园里，学生虽坐在教室，心却不在书上，他们想思索出一个对策来，可方励之不在上海，他们得不到答案。于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们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请到学校辩论。
学生们不失礼貌地对江泽民的到来表示欢迎。之后，便用激烈的词锋与江泽民对起话来，江泽民自始至终面带微笑。回答了许多问题之后，他以长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要游行，不要闹事。
学生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以后，有的冷静了下来，有的第二天还是上街游行了。各高校都派出负责人上街劝说游行的学生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领导同志与学生谈心。回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风潮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合肥、南京、上海闹学潮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邓小平非常吃惊，他暗暗叹息：果然出事了。他说的“出事”即指学潮也指社会上的坏人趁混乱之际调戏妇女、砸烧汽车。他早料到，改革开放的窗子一打开，西方精华和糟粕的东西会一起拥进来，污染人们的思想。所以，他在1978年的时候就向全党发出过警告。现在，事情还是出来了。
司法部门曾对狂热鼓吹自由化、明目张胆地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有意给外国人提供绝密情报、严重触犯刑律的几个人判了刑，看来并没在党内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就在这次学潮到来之前的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人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顶不住，加上开放带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这次讲，还要讲10年20年。全会还根据这个讲话精神，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为什么这个《决议》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邓小平把香烟按在烟缸里，他把秘书叫进来，指示他立即打电话请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和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胡启立到他这里来。
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来了之后，一个重要会议便开始了。
会上，大家共同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抢在元旦前做通学生的思想工作，召开首都各高校书记会议，一定不能让学生上天安门。同时，也要做好防备工作，在天安门广场增加警察，劝导学生尽快返校。胡启立还表示，明天的报纸加大宣传力度，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会议精神以最快速度被传达到各高校。第二天，首都各高校党委紧急行动，召开学生会议，进行形势教育。校领导随时愿意与学生对话，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负责思想工作的系党支部书记及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天的报纸、广播、电视口径一致，大力宣传反自由化思潮，各行业的代表人物都作了讲话，老者谆谆教导，少者殷殷期盼。
终于，在新年钟声敲响的前夕，大多数高校的党委都得到了学生们不去串连、不冲天安门广场的保证。这一夜，中央和各高校的领导们没有人能睡得踏实。
1987年元旦终于到了，北京没有一丝的喜庆气氛，到处给人紧张的感觉。
清晨，天安门广场人迹寥寥，升旗的国歌声打破了寂静。8点钟之后，人渐渐多起来。一阵口号声传来，到底还是有一批学生来天安门广场游行了。他们几乎都是北京大学的。当得知许多高校拒绝与他们串连之后，一种逆反心理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广场。
游行的学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好奇心，人们开始拥向广场。布置在周边值勤的警察也集中过来。
警察要阻止学生的游行队伍进入广场，为首者与警察发生了撕扯。游行队伍还是进了广场。
警察当场拘留了几名闹事极凶的学生。围观的群众被劝散了不少。很快，北大党委的领导带着大轿车赶到广场，劝说了一番之后，停留在广场的学生被车接回了本校。
第二天，几名被拘留学生经教育后由校方领回。学潮终于没有在北京大闹起来。学潮平息之后，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工作开始进行。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中共中央认为，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年9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党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胡耀邦的病逝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
到5月中旬，赵紫阳武断地宣称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
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
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对党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和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党的战斗力也相应削弱。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
利用这些情况，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也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泛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猖獗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更使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动乱在酝酿之中。
胡耀邦的病逝，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
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
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
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月23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