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在我国史传著作的园囿中，开出了一朵光耀千秋的奇葩，那就是足以为中国人自豪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这部著作又被后人称为《史记》，它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位身处逆境而矢志不移的历史学家，他的故事一直为后人赞美和学习。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年代不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卷》说他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约卒于公元前87年。《中华文学通史》说他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90年。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远在周宣王的时候，他家的远祖，就当上了记载历史的史官。当时的史官除了记载历史之外，还进行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记载。所以，中国的历史记载最早是和对阴阳天地的研究连在一起的。在上古时期就有所谓的司天和司地方面的职务。这种职务，在唐虞时期被继承了下来。到了夏商时期，重、黎氏就继续地记录了天地的运行情况。但是，到周宣王的时候，重、黎之官失其职守，而司马氏就继承了这项工作，掌管了周代的历史记载。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司马迁的祖先就担任了太史令。所以，司马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周代。但是，这到司马迁写出《史记》，可是相隔了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司马家的历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司马氏典周史”（“典”是“管理”的意思）不久，周惠王、周襄王的时候，发生了子颓、太叔带的变乱。在这场变乱中，司马氏一族到了晋国，后来，又去了少梁。这之间，司马氏一族分成了几个支派。有一支去了卫国，一支去了赵国，一支去了秦国。司马迁就是去秦的那一支的后人。这一支中有一人名叫司马昌，他当过秦王的铁官。他的第四代孙名喜，当过五大夫。喜的儿子名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被任命为太史令。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曾著《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言进行过评价，认为阴阳、儒、墨、道、名、法六家之中，各有所短长，只有道家是被他完全肯定的。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显然，司马谈的这个观点与当时盛行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司马谈的史识、史论及治史的态度，对司马迁都有极大的影响。
司马迁在短短的五十多年的生命中，经历了一场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不幸。但在这种不幸之中，他忍辱含垢，发奋著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他的《报任安书》来看，他所以忍辱生活下来，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这笔文化遗产，为历史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山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黄色的土地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丰溢的黄河水滋养了他颖异的心灵。他不但有良好的家风，而且受过极好的教育。他10岁的时候，就能诵古文。以后他跟随身为太史公的父亲到长安，研读了很多古代的文献典籍，同时拜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孔安国为师。20岁时他壮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后，他升迁为郎中。公元前111年，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民族。这以后，他随天子出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饱览了中华的大好河山，查考了千年的文献、典籍，调查和搜集了很多历史史料，也考察了许多民俗民情，为他日后的《史记》写作，作了充分的文献资料准备。那个时候“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天子开始举行封禅大典），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么重大的典礼，老太史公司马谈却“留滞在洛阳，不得与从事”，这样，老太史公“发愤”且“卒”。在临终之前，司马迁正好出使归来。父子见面，老太史公握着儿子的手说：“我的祖先是周室的太史公，从上代就有功劳于虞夏，掌管天官之事，后来衰落了。难道这件事要断绝在我手上吗？你如果能够当太史，就能够继承我们家的事业了。今天，天子续接了千年的业统，要封泰山，而我不能从行，是命吗，是命吗？我死了以后，你必须要做太史；做太史，别忘了我所想要作的论著啊。而且，孝从伺奉双亲开始，中间服务于君王，最后是自己的立身行事，使自己扬名于后世，以显耀父母，这是孝之最大啊。现在，天下都称颂周公，说他能歌颂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再上推到公刘的功业，这样来推尊后稷。从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缺失了，礼乐崩坏了，孔子修旧启废，论《诗》、《书》，作《春秋》，习学的人至今还把它当成准则。自从西狩获麟之后，到现在已经四百年了，而诸侯互相兼并，历史的记载也断绝了。今天汉朝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我做太史公而没有能够记载他们，废弛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感到对不起祖先和时代。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出成就。”司马迁握着父亲的手说：“儿子虽然不敏，但是详细地记载前人所编的史料逸闻，不敢有所缺损。”
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迁为太史令，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这既是老太史令司马谈所祈望他得到的地位，也是司马迁为实现老太史令的宿愿梦寐以求的地位。这个位置，为他创作《史记》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司马迁到了这里，真可谓如鱼得水。他在职司之余到国家藏书处“石室金匮”查找史料，翻阅典籍和整理各种所需的资料文献。经过四五年的积累和整理，他掌握了大量可供应用的资料，他可以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开始工作了。
汉武帝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撰著。这一年的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改纪元（历史上纪年起算的年代），立明堂（设立天子宣明朝政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都在此举行），朝（朝觐）诸侯及郡守，改正朔（正朔就是每年的第一天。这个时间在汉代以前是不相同的。从汉武帝太初历直至现今的夏历，都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祭祀各地山川之神。汉代出现了鼎盛时期。
司马迁说：“我的先父说：‘从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人能够继承而明记这些盛事，订正《易传》，上承《春秋》，考据《诗》、《书》、《礼》、《乐》的精义而且有所著述吗？’……我怎么敢推让呢？”
有一个名叫壶遂的上大夫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司马迁说：“我听先生董仲舒说：‘周代的道德废弛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但诸侯嫉害他，大夫阻碍他。孔子知道时代不用他了，他所推行的主张也行不通了。这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的成败是非，孔子都把他们记录在《春秋》中，对他们进行褒贬品评，贬斥不良的诸侯，讨伐危害国家的大夫，作为天下的准则，鞭策身在其位的人，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而已。’孔子曰：‘我与其说一些空洞的道理，还不如见之于行动来得深切明确。’《春秋》上宣扬三王之道，下明辨人事经济，辨别嫌疑，明辨是非，决定犹豫不定的事情，褒奖善的，批判恶的，褒奖贤德，贱视不肖的，使那些即将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使那些即将灭绝的世道得以延续，补正社会的弊端，继起废止的事物，这是王道中的最重大的纲领啊……《春秋》明辨是非，拨乱反正，没有什么能与《春秋》相比。《春秋》文字数万，而旨意数千。万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中，记载了臣杀君者三十有六，亡国者五十有二，诸侯离国逃亡，不能保全社稷家国的不计其数。考察它们的原因，都是失去了他们的名分和根本……因此，国家的统治者不能不知道《春秋》，以至于有了谗言而不会分辨，有了贼人而不能察觉。当臣子的不能不知道《春秋》，以至于守经事（办理国家大事）而不知其宜（如何进行），遭到事情的变故而不知道采取相应的变化。为人君父者不知《春秋》，必定要蒙受首恶的罪名。为臣子的不知道《春秋》，必陷于篡位、弑君、诛死的罪名……因此，《春秋》是礼仪的大宗，而礼，禁止人们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法，施行在事情发生之后；法所惩治坏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禁的坏事很难被人看到。”这里，司马迁充分阐述了《春秋》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实际也是说明自己写《史记》的目的和意义。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明察的君主，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才作《春秋》。今天你上遇明君，下得任用，万事俱备，都各得其所，那你所论的又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我听先人说：‘伏羲时民情极为淳厚，但是还是有《易》产生。尧舜时期很昌盛，也有《尚书》把它们记载。汤武时很兴隆，有《诗经》出现。《春秋》扬善贬恶，推举三代的德行，褒奖周氏的高洁，不仅仅是讥刺啊。’自从汉朝兴起以来，天子很明盛，得到了多种吉祥的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明，恩泽流于四方而没有边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纷纷到中国来，请求来呈献和求见的不计其数……这样巨大的成就，我这个掌握这一职守的人，废弃主上的明盛圣德而不予记载，泯灭功臣贤大夫的业绩而不予述记，堕毁先人的言论，那罪过不是太大了吗？我的职责是讲述故事，整理他们的世传，并不是‘作’啊，你把我比之于《春秋》，不太合适啊。”
于是，司马迁专心地写作他的《史记》。但是在该书草创未就的时候，他遭到了一个巨大的祸端，那就是为李陵仗义执言而引来了腐刑之灾。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受到汉朝的严厉惩治。李陵是汉朝大将李广的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曾任建章监。他善于射箭，而且爱护士卒。天子命他率领八百名骑手，深入匈奴两千余里，过居延（今甘肃额济纳旗西北，是古代匈奴南下凉州的要道）查看敌情。后率领丹阳楚人五千，在张掖、酒泉等地教射、戍边多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又派李陵率领部下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里左右，以分散匈奴兵力。此时，单于派兵八万围击李陵五千。李陵苦苦坚守，以五千兵力，杀伤匈奴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士兵死伤过半，李陵率部且战且退，连战八日，率部返还，离居延百十来里时，又逢绝道，粮食断绝，而救兵不至，万般无奈之下，李陵感到“没有面目报陛下”，投降了匈奴。李陵降后，朝廷一片责难，汉武帝龙颜大怒，杀了李陵妻母。李家因此绝户。对于李陵的投降，司马迁另有别说。他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并说：李将军“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因此，司马迁对李陵深表同情。他上书汉武帝，为李陵呈情，为自己引来祸端，身遭监禁，幽于缧绁（监牢）。又因“家贫不能自赎，交游莫救”，遭受腐刑。
腐刑是古代一种破坏人的生殖功能的刑法，是古代五刑中仅次于“大辟”的残酷之刑。它对人的伤害不仅在于身体的痛苦，而且在于人格、精神的戕害。遭此奇耻大辱之后，司马迁痛不欲生，他仰天悲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但是，他退而一想，“古代《诗》、《书》隐含的，是作者们想表达的意志和想法啊。从前，姬昌被关押在羑里时，演算出《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时写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失目，才有《国语》；孙膑被砍掉双脚，而论著兵法；吕不韦流放西蜀，才有《吕览》；韩非囚于秦，才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是圣贤发愤之所作。这都是人心有郁结，不得不从心底道出的东西。因此就讲述以往，思考未来。”于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隐忍苟活”了下来，执起了如椽的大笔，干起了彪炳千秋的伟业。
但是，封建的统治者似乎有意侮辱他一般，在他出狱之后，偏偏命他当上了中书令。中书令高于太史令，但这一职务，历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命司马迁担当这一职务，使人感到一种侮辱和讽刺，无异于在司马迁的伤口上又抹了一把盐。司马迁所受的屈辱及他内心所承受的压抑和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司马迁大任在肩，远大的抱负，促使他放下了小我的计较。压力更成了他的动力，他每日含愤忍辱，笔耕不辍，把对父亲和对国人的承诺，化作文字的洪流，汇流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巨著，完成了先人的遗愿，倾吐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为后人留下了失之而不可再得的历史文化宝藏。
司马迁的《史记》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首先，他记下了黄帝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事实。为了记叙和展示这么庞大的历史内容，司马迁把此书编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部分。“本纪”为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字。“本纪”包括汉武帝太初初年以前历代帝王的世系和国家大事，是全国的编年大事记，也是全书的纲领。“表”分两部分，前部分三篇，记叙夏、商、周三代及西汉时诸侯、春秋战国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部分七篇，主要谱列秦汉史事。“书”专门论述经济文化及典章制度。“世家”记叙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存亡兴衰的历史，其中包括吴、齐、鲁、燕、晋、楚、越、韩、赵、魏等国。“列传”是人物传记，专记秦汉时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人物。
全书末尾是《太史公自传》，也是列传的最后一篇。在该篇中，作者简述了自己的家世，编著《太史公书》的旨意、经过及概述各篇内容和作者的史学见解。其次，他开创了纪传体史学的先例。这种记史体裁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这种纪传体史作，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而且在记录这些史实的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使几千年之后的我们，重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有历历在目的感觉。第三，历来入史都是帝王将相的专利，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为一些没有地位的下层人士留下了一席之地，把他们值得流传的事迹留给了后世。特别应当提及的是，司马迁把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称王只有几个月的陈胜与历史上的名君汤武并列，给以极高的历史评价，这是他进步史观的具体表现。
当然，两千多年以前的司马迁也有自身的局限。在《史记》中，也存在着历史循环论和一些宿命论等悲观消极的成分，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个人遭遇有着直接的关系。
司马迁的《史记》何时完成，历史没有留下根据。但从他给好友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可以略知一二。这是一封答友书信，但同样是一篇独见性灵的散文名篇。书中不仅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而且作了真诚坦率的自我剖白，对自己的不幸作了充满感情的叙述。文章中也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史记》已基本完成。这封信写于太始四年，相当于公元前93年。《太史公书》，也可能结稿于此前。
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才逐渐流传。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这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就无可查考了。据学者王国维等人推断，司马迁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即元前87年左右。一代史家，仗义执言，因而获罪，身遭不幸，血泪犹作蜡泪流，情丝尽作蚕丝吐，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为后人留下了如此丰厚的历史遗产，短耶？长耶？失耶？得耶？答案应是不言自明的。
《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它的崇高评价，也是对作者身世际遇的一种挽叹。司马迁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这部伟大历史著作，与伟大诗人屈原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伟大文学著作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