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生要知道的中国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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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孔子——中国儒家学说的创立者

公元前551年,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诞生了,这就是创立儒家学说、影响中国思想文化长达几千年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其实,孔子的祖上并不姓孔,只因为他的六世祖名嘉,字孔父,历史上把他的名和字合起来称为孔父嘉,他的后代便姓了孔。孔父嘉是宋国的大司马。因宋太宰(一说大夫)华氏督谋反,并欲夺取孔父嘉的妻子,杀死了孔父嘉,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就携带老小由宋国逃到鲁国,定居在曲阜的阙里。因为这里有一带弯弯曲曲的丘陵,所以人们就给它取名为曲阜。这地方后来成了鲁国的国都。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一说梁叔纥)是鲁国大将孟孙蔑麾下的一名战士。传说他力大无比,曾在一次战斗中,用手托住敌人突然放下的城门闸,挽救了众多战友的生命,立下战功,被封为陬邑大夫。

在后世,有人称孔子为“孔老二”,这里有着某种不敬的因素。不过,孔子也确实行二。他有个哥哥,名孟皮,是一个先天的跛足。老大和老二是异母兄弟。因为叔梁纥有十个孩子,但唯一的儿子是个跛足,他很烦恼,于是在别人的撮合下,寻得了颜氏女徵在为妻。为了要生下男孩,叔梁纥和颜徵在夫妇曾祈祷于陬邑东边的尼丘。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 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中国的伟大哲人孔子。孔子降生时,头顶中间向下凹陷,而四周向上隆起,而且上面还有些像小山丘一样的黑疙瘩,这种头顶当时被称为“圩顶”。又因为一年前叔梁纥夫妇到尼丘山乞子,生下这个圩顶的孩子,于是就给他取名为丘。因是行二,所以字就是仲尼,姓氏就是他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孔”。

孔子幼年丧父。不过,幼年的孔子好学上进,广学博取,过目不忘。他在外祖父和母亲的教育下,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他又善于从生活中学习,哪怕一个采桑女的歌谣,一个庄稼汉的讲述他都牢记在心里。这些知识帮助他解决了很多政治和生活中的问题,成为他作为一个圣人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孔子尤其喜爱周代礼仪,在他的幼年时代就常常模仿成人行礼的样子,摆设下祭祀的用品,做祭祀的游戏。但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末期,周礼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之间互相兼并,战争频繁,统治者之间勾心斗角,社会贫富悬殊,民生日益艰难。青年孔子见到这种状况便立下了宏大的抱负,要将这种现实改变。他苦苦地寻找着一条拯救社会的道路。

在他看来,周代是最理想的社会,因此,他一意追求恢复周礼,以仁治国,宣传“克己复礼”。为了这个理想,孔子一生做过四件大事。一是任过几届委吏,如做季氏的家臣,管理季氏的仓库和牧场。后来又由鲁定公任命为长官。由于治理有方,影响很大,不久又升迁为司空。鲁国的司空属执政亚卿,管理营建方面的事务。后又提升为大司寇。司寇在春秋时期逐渐成为专掌刑罚的官吏,地位仅次于司徒、司马、司空,成为大夫级的官吏。这些职务他都做得很有成效。特别是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时,他还代理过丞相的职务。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他杀了扰乱政治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二是设门授徒,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也为他的事业培养了大批的继承人。三是周游列国,宣传周礼和自己的理想。四是整理古代典籍,著有《春秋》。

这四件事中,任吏职一事虽为其一生求索但为时最短,其他三件,他几乎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四件事其实是有一个中心“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恢复周礼,推行仁政,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孔子坚毅地踏上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注定了孔子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以及对数千年华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也注定了他奔波失败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表现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上,在社会已经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仍用一己的力量企求拉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他是一个理想的实践者,他用毕生的精力,为理想的实现奋斗着、追求着。在作为一个为追求理想的实现而不遗余力的奋斗者方面,孔子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楷模,在这方面的影响,似乎比他宣传恢复周礼有着更大的价值。

有人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空想,不能务实。其实孔子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种评价也并非完全正确,这可以从孔子的经历中得到印证。他做季氏家臣,管理季氏田赋时,史称他“料量平”(计量公平准确)。管理鲁国的牲畜养殖时,史称“畜蕃息”(牲畜繁殖增多)。特别是作鲁国的大司寇时,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使商人不敢哄抬物价,男女都分路而行,路不拾遗,求人办事不用送礼……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他由大司寇代理丞相职务。特别是在齐鲁两国的夹谷之会上,孔子为鲁国争得了国威。事情是这样的: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的夏天,齐国企图用夹谷之会来破坏鲁定公对孔子的重用,以阻扼鲁国的进一步强大。齐国的会约传来时,孔子就建议鲁定公,“文事者必有武备”,请定公“具左右司马”。鲁定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带上了两位大将申句须和乐颀。到了夹谷,齐国用淫歌野舞侮辱鲁君,孔子疾步登上盟台,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指出这种歌舞有辱鲁君,应当严惩肇事者。齐君和宰相晏婴仍不予制止。孔子再次登上盟台,大呼申将军和乐将军,两位将军上台把两名领头歌女杀掉了,挫败了齐国的阴谋,捍卫了鲁国的国威。对于这件事,《史记》有详细的记载,此不赘述。这件事情使齐景公大为震惊,他对大臣说,鲁国大臣用礼来辅佐国君,而你们却用夷狄的办法来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君,这该怎么办呢?他的大臣说,你就用实际行动吧。于是齐景公就把霸占鲁国的地方还给了鲁国。

孔子的一生是积极用事的一生,他一生都在追求入世,这种追求,始于他的青年时代。17岁那年的某一天,他听说身居相位的季孙氏大宴士人,就以为自己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于是整理衣冠欣然前往。谁知一到季氏门口,就被季氏的家臣阳虎拦住了。阳虎说,“宰相宴请文人学士,不是请你这种人”。这一番羞辱,使青年孔丘难以接受。但是,他转而一想,人生的道路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和切实的才干。因此,他更加发奋地学习和锻炼。

他研究并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在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矍相圃的地方,是人们练习射箭的场所。青年孔丘就常到那里去练习射箭,把五种射法练习得样样精通。每当他去练习的时候,都引来很多人的围观和喝彩。他跋涉千百里到镐京向老子学习周礼,又向苌弘、师襄子学习音乐的知识和琴的演奏。他与齐太师“语乐”(讨论音乐),学《韶乐》竟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

为了学得本领,他勤学苦练,不耻下问。一次,他去周公庙观看祭祀典礼,当他看到在周公庙表演的舞蹈只是六佾舞时,大惑不解,当典礼结束后,便向礼官询问周公为什么不能享受天子礼仪的道理(天子享受八佾舞的待遇)。礼官耐心地向他作了解释后,孔丘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周公旦虽然辅佐成王有功,成王封他以鲁国,并给以天子的礼遇,可是他从未当过天子,也未到过鲁地,由于他人品高尚,不愿意接受天子的礼遇,鲁人尊重他的意志,就用六佾舞待他了。孔丘从中学到了周代礼法的严格性和周公人品的高尚。但是这件事却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议论,说他没有学问,什么都问人家。孔丘听到这些议论后坦然地说:“人们还是不了解我啊,我的主张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凭着这样的理念和实践,青年孔丘学习和掌握了大量的本领。

他博闻强记,换来了博古通今的才能,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当时的君主、宰相,很多人都向他请教过一些疑难问题,他都能够引经据典地作出回答。如鲁定公从凿井中得到一个土罐,上面画了一个动物,大家都说是狗,只有孔子说:“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使大家无言以对,称赞他“善哉圣人”!这种故事,《史记》多有所载,此不赘述。

在这里只讲一个穿九曲明珠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途经陈国的时候,正赶上陈湣公的九曲明珠的贯线断了,因珠中孔细多弯无人能穿,望负有盛名的孔夫子赐以穿珠之法。孔子在为难之中,想起了在路上听到的一句桑女的山歌,歌中说,她深得贯穿九曲明珠的方法,便沿路探访,终于找到这位桑女,用她的办法,穿好了断线的九曲明珠。这正是孔子善于向生活学习的结果。

孔子的书本知识很丰富,但他讲究结合实际。一次带学生游泗水河,早上晴空万里,孔子却叫学生们带上雨具。学生们表示不解。但没过一会,果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学生们更是不解,孔子说:“《诗》中说‘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这就是说,月亮靠近了毕星,就一定会下大雨。昨夜我观星斗,发现毕星挨月亮很近,所以知道今天会下大雨。”弟子闵损说:“月离于毕,说明月亮离毕星远了,怎么说,月亮离毕星近了呢?”孔子说:“你不了解离字在这里的用法啊,离字在这里通‘丽’,是近的意思”……

当然,孔子的渊博主要表现在为政方面。他能根据不同国君的各自特点回答出不同的为政理论来。齐景公向他问询政治的问题,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话后世作为孔丘的一大罪状曾大加批判。

青年孔丘虽有广博的知识、有多种才艺和一腔改造社会的抱负,却得不到统治者的任用。他被逐于季氏家门,鲁昭公、齐景公、卫灵公等君主都曾想任用他,但都因为当权者的昏聩或不同政见者的反对而遭到破坏。抱负不得施展,主张不得实现,孔子只得把一腔希望寄托在教育学生身上。

孔子收徒授课是从他29岁时开始的,他的第一个学生是颜回的父亲颜路。颜路是孔子青年时代的好友,他们俩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在颜路之后,就是曾点、仲由(字子路)、闵损、秦商、冉耕、漆雕开、宰予、子贡、颜回等。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人办学。官学收费昂贵,只有一些贵族和富人子弟才能进去,一般子弟是只能望学校门而兴叹的。但是孔子授徒,不分贵贱,只要肯学,就收入门,而且收费低廉,只收十条干肉。这个规矩还是曾点开创的。

那天,曾点来到孔子家,想跟从孔子习学。他一进门,将肩上的包裹往桌上一放,就拜倒在孔子跟前,表明做孔子门徒的决心。接着,他又从包裹中取出了十条干肉,对孔子说,“学生家境贫寒,交不出更多的钱物,万望老师收下我这个学生”。孔子深为这个青年的好学精神所感动,说“我对于礼物看得是很轻的,但是对于教学倒是非常重视。我既然设教收徒就要革除官学的陋习,不管学生门第高低,只要来到我的门下,我就要对他们一视同仁。无奈当今的社会有送见面礼的风习,我也只好收下了。今后,凡是愿意以我为师的,只要送十条干肉,我就把他当我的学生,尽心地教他。”从此十条“束脩”就成了孔子收徒的学费。而且这种学费也不是人人都收,颜回家贫而品德高尚,孔子连十条干肉也不收他的。

孔子的教育方针是一视同仁,因材施教,形式生动活泼,师生平等,畅所欲言。在他的门下,既有贫穷如颜回者,也有富裕如子贡者,但只要他们好学上进,就都是他心爱的学生;而且孔子对颜回有更多的偏爱,因为,颜回具有箪食瓢饮不改其志的品格。

孔子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可以从子路的入学得到印证。

子路入学的那天,头上戴着武士的帽子,帽子上还插着鸡毛,身上穿着士子的丝绸长衫,腰里还佩戴着宝剑,大模大样地来到孔子家里。孔子一见就批评他说:“你这样一身盛装,一副如入无人之境的做派,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成何体统?山河之水出自高山,但是,它们的源头却浅得连一个酒杯也浮不起来,等到到了中游,情况才有了大的改变,不乘大船,不避大风就过不去,这不是因为河水大了的缘故吗?今天,你穿着这样华丽的服装,一副盛气凌人的派头,还有谁敢指出你的毛病呢?”听了此话,子路一言不发地出去了,换了一身武士的服装,到院子里舞起剑来,并说古代,凡君子都佩剑自卫,还说孔子的父亲也是一员虎将,孔子也应该习武。孔子说,古代君子以忠为根本,以仁为中心。用忠信去教育不善的人,用仁义去感化强暴的人。成汤讨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都没有拔剑自卫,照样征服了他们,这就是“以德服人”。子路听了,心悦诚服,立马又换了一身儒服,斯文而谦恭的走了进来。孔子进一步教导子路说,欢喜自吹的人一定是显威逞能、华而不实、处处卖弄小聪明,这样就是卑鄙的小人;而君子的心是坦荡的,从不装腔作势,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会做的就说会做,不会做的就说不会做,这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态度。一番话说得子路口服心服。

孔子教学循循善诱,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耐心的讲解。他还经常和学生们讨论问题。《论语·公冶长》中的《侍坐章》就是一例。在同学生的讨论中,孔子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学生明白道理和是非。他非常注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教学。他经常带着学生到野外观赏自然景色,以提高学生的修养和情趣。在众多弟子中,子路常和孔子取不同见解,而且态度直率,语言耿直甚至卤莽,但只要说得正确,孔子就坦然接受。遇到子路有什么过激的言谈和举动时,孔子总是耐心地开导他,严肃地指出他的问题,师生关系严肃而和谐。

他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教育。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孔子带学生参拜鲁桓公庙,见到一种名为“宥坐之器”的祭器,这祭器又名“欹器”。孔子知道这器具所含的深刻道理,就把学生集中起来,叫学生往这器皿中倒水。当水倒到合适的时候,欹器正正当当,当水倒到快满的时候,欹器就开始倾斜,几乎要翻覆,当水倒满的时候,欹器就翻过去了,里面的水全洒了出来。孔子就利用这件祭器向学生讲解谦益满损的道理。

在孔子的教学中,充满了民主的气氛。老师可以严格地教导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孔子一心入世,以自己的力量恢复周礼,但多次受阻,他因此而特别重视统治者对他的态度。在他们周游列国留居卫国时,作风淫邪的南子(卫灵公的妻子)约见孔子,孔子以为被重用的机会来了,就准备应召。这个举动引起了子路强烈的不满,当即批评孔子有失身份,孔子再三申明仍不得子路谅解。孔子只得向天盟誓说:“我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老天爷也不会饶恕我。”这才得到子路的谅解。

公山不狃派人请孔子辅助,孔子没有断然拒绝,子路也非常生气地批评说:“你整日讲仁义,却因为一时没有官做就想在不仁不义的公山不狃门下做官了,你不怕天下人耻笑你,留下骂名吗?”孔子听后,暗自责怪自己“自古蛟龙非碧水不入,凤凰非梧桐不栖,我怎么能因一时的不顺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呢?”于是,他诚恳地说:“仲由啊,你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毛病,能够这样对我论长道短的只有你一个人吧。”还有一次,叶地的主宰官叶公说当地有一人太正直,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却告了官,让他父亲吃了官司,他问孔子:“这孝吗?”孔子说:“不孝。应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听了这话,子路很生气,直到晚上气都没消,他一气之下,冲进了孔子房间,问道:“老师,你对叶公说的那些话是由衷的吗?”孔子说是由衷的。子路说:“不管做了什么事,都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还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孔子才猛然省悟到自己的观点出了毛病。他说道:“仲由啊,你才是一个正直的人哪,我一有了错误你就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我那些话是不妥当。”当然,在师生关系中,孔子的主导作用还是主要的。

孔子毕生的活动是宣传周礼,推行仁政。当这个理想在鲁国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他就别妻离子,离乡背井地去周游列国。这是孔子一生做的第三件大事。使孔子出游列国的主要原因是鲁定公的昏聩。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鲁国在孔子任大司寇时,平定了内乱,理顺了内政,取得了夹谷会盟的胜利,国家一天天强盛起来。鲁国的强大对紧邻的齐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齐国为此而担忧,于是设了一个计策:用女色和良马瓦解鲁定公的意志。因此在该年的三月,齐景公修国书一封,遣人携美女80名,赶良马120匹,送与鲁定公。从此,鲁定公沉湎于女乐犬马之中,多日不问朝政。孔子虽多方劝谏,多日等待,鲁公仍无心悔改,孔子见大势已不可挽回,于是决定出走,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壮举。

孔子的列国之行可以说是一次失败之旅,其间充满了挫折和坎坷。他出游的第一个国家是卫国。在卫国,他几进几出,都因为一些事件使他内心充满矛盾,因此舍舍取取,反反复复。其中卫灵公的昏聩和灵公夫人南子的淫邪是使孔子离开的主要原因。南子曾主动表示愿见孔子,后灵公又与南子召孔子同行,但给孔子以不恰当的待遇,孔子愤然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及至后来卫国宫廷夫妻相欺、父子相杀的种种丑行和罪恶发生,使孔子完全丧失了改变卫国的信心,于是最后决定离开。

但是孔子前行的路途却充满了坎坷。在去宋国的途中,差点被宋国司马桓杀害。在去郑国的途中,又与弟子走散,独自一人站在东门口,当子贡寻找孔子时,郑人告诉他说,东门有个人,他的头顶像尧,颈项像皋陶,肩头像子产,但是从腰以下不及大禹三寸,惶惶然像一只丧家狗。对于这话,孔子倒也泰然,他欣然地说:“形状倒是小事,而说我是丧家之狗,那是太像了,太像了!”当孔子前往陈国时,正赶上吴王夫差伐陈,赵鞅伐朝歌(朝歌,当时卫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楚围蔡,可谓天下大乱。在陈国,陈湣公虽然礼遇孔子,但关键时刻仍一意孤行,如孔子进谏请勿猎杀梅花鹿,陈湣公不听,仍然猎射温顺善良的梅花鹿,孔子一气之下,愤然离开陈国,去到蒲地。这时正赶上蒲地内乱,孔子又因此受阻,不得已返回卫国。在卫国仍不得重用,于是西往晋国,想去见赵简子,但到黄河边听到晋大夫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杀害的消息,孔子对着黄河感叹道:“多么美好的河水呀,洋洋洒洒,浩浩荡荡,我不过这条河了,这是命啊!”子贡问他为什么,孔子说:“窦鸣犊、舜华,都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势的时候,需要这两个人的帮助,等他得势之后就杀了这两个人。我听说,剖胎杀夭(未成年的小孩),麒麟就不到他的郊外,竭泽而渔,蛟龙就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凤凰就不飞翔,因为君子忌讳伤害自己的同类。鸟兽对于不义的事都知道回避,何况我呢?”于是他不去晋国,又回到了卫国。卫灵公向他询问战争的事,孔子说:“祭祀礼仪的事我曾听到过,军旅的事,我没有学过。”让卫灵公碰了一个钉子。

孔子的道不仅在统治者中不能推行,即使在老百姓中间也得不到认同。从叶邑往蔡国的途中,孔子派子路向两位隐者长沮、桀溺询问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他既是圣人,就知道渡口在哪里。桀溺也在知道了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后说:“悠悠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改变)之?与其你跟随避人的人,不如跟随避世的人(避世的人实际上指的是长沮、桀溺他们自己)”。孔子感慨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要是天下有道,我也不会去改变它了。”有一天,子路向荷蓧打听夫子的所在,荷蓧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怎么能称是夫子?”对于这些议论和嘲笑,孔子有惋惜,也有苦衷,他说:“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可惜他们只是明哲保身,洁身自好,不求推行仁政。人生在世,怎么能够脱离社会呢?正因为天下纷争,人民苦难,我才离乡背井地寻找明君,推行周礼。如果都像他们一样,周礼和仁义由谁去推行呢?”

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所受的最大困阻就是在匡地的被围和在陈、蔡的断粮。周游列国的失败,说明孔子的济世之方的确是过时了,他的主张救治不了当时的社会疾患。颜回的早逝,又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他向天疾呼:“天杀予!天杀予!”(天要我的命!)他为没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颜回而深感痛苦。他曾说,颜回像对父亲一样对待他,他也要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颜回。孔子的儿子孔鲤死后,因家贫孔子没用椁来装殓他,因此孔子也打算不用椁装殓颜回,这样就等于孔子把颜回和孔鲤一视同仁了。可是没有想到,孔门弟子为颜回置办了椁,孔子只得痛苦地说:“是他们不让我像对待儿子那样对待你啊。”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春天,孟孙氏的车夫杀死了一头麒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狩获麟”。当这事件发生后,孔子感到一切都完了,连仁兽麒麟都有人杀害了,这世道还有什么希望呢?于是他痛苦地记下了这辛酸的一笔:“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然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这一天也就是未完成的《春秋》的封笔之日。历史上曾把《春秋》的起讫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后来则以周平王东迁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

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感到“吾已矣夫”的时候,孔子陆续做起了他一生从事的第四件大事:整理古代典籍。这些典籍是《书》、《诗》、《乐》、《礼》、《春秋》。他“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司马迁《孔子世家》)。“删节古代的官书而成”《尚书》(即《书》),上起唐虞,下止秦穆公,逐年编记他们的史事。他删除《诗》中重复的篇章,选取其中可以用于礼义的作品305篇,上自契、后稷时期,中选殷、周兴盛之时,直到幽、厉之缺,使它们合于《韶》、《武》、《雅》、《颂》的旋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他订定古代旧有的《礼书》、《乐书》。他为《易》作序,以至“韦编三绝”。韦是古代串连竹简的牛皮绳。串连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可见他研读之勤苦。他在《易》的原文外又加上64条《卦象传》,384条《爻象传》和64条《象》辞。

孔子因“病(忧虑)没世(死)。而名不称焉(孔子担心死后名字不为世人称道,即死后无名)”,害怕“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于是作《春秋》。《春秋》根据鲁国的史记写成。上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记载了鲁国12位君主的史事。它以鲁国为中心,尊奉周王为正统,“以用字为褒贬”(《辞源》)。如古代吴楚的君主自称王,而《春秋》称他们为“子”(子爵),古代的践土之会实际上是晋君召周天子,而《春秋》为周天子隐讳说是“天子狩于河阳”等等。孔子用这样的笔法订正当时的贬损之意,文辞简约而内涵丰富。《春秋》的这种做法使天下的乱臣贼子都很害怕。孔子在位听讼时,有些言语还可以与人通融,但是在著《春秋》的时候,则“笔是笔,削是削”(该写的写,该删的删),毫不通融含混,致使“子夏之徒(孔门弟子)不能赞(增加)一词”。为此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后世罪丘者亦以《春秋》。”

晚年的孔子,仁政不得推行,理想不能实现,心爱的弟子相继死去,他怀着悲痛的心情看着时日与生命的流逝,在痛呼“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的同时,他感到了生命的日蹙。他叹道“泰山塌了!梁柱断了!哲人枯萎了!”一天,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我没有什么好遵从的,夏人死后停放在东阶,周人停放在西阶,殷人停放在两柱之间。昨夜我梦见我的墓在两柱之间,我是殷人啊。”说这话后的第七天,也就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农历二月十一日),孔子逝世。

孔子死后,学生为他守墓三年,子贡甚至守墓六年。孔子将理想寄托在学生身上。他的门徒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子路为正义捐躯,颜回虽然早死,但他的品德垂范后世。曾参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开门授徒,成绩卓著。中国古代四大圣人孔、孟、颜、曾中,孔子的直系门人就占了三位。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也是孔门的间接受业者。此外,子贡、宰予、高柴、损闵等为官都有政绩。

此后,孔子为历代君王追封,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司马迁说:“世上君王贤人很多,当时获得荣誉,死后就被人遗忘了。孔子是一个布衣平民,其学说流传了十多世,学者以他为宗,自天子王侯,中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看作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此文故事和引语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和曲春礼的《孔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