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文坛上，桐城派散文独占了重要的一席。这一流派，崛起于清朝的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历时两百多载。它创立了完整的创作体系，集合了1200多位作家，创造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为有清一代，乃至中国文学史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所以散文史学家郭绍虞先生给它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因这一流派的创始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人们便把这一流派文学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的特点是以学习先秦散文为宗旨，反对束缚拘泥的八股文。桐城派散文讲究义理、考据、词章的结合，主张典雅、凝练的风格。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三祖”。
方苞，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安徽桐城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在世81年，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方苞童年时家里非常贫困。他的祖辈和父辈虽然都是官宦或文士，但是家境都比较清贫，尤其是父亲仲舒，只是一个国子监生，平日以写诗自娱，没有宦禄，家境更是贫寒，只得入赘岳家。而当时的岳家，景况也不好，所以，童年的方苞没有见过“父母有一日之安”。一家人，经时累月闻不到肉味。冬天，无火取暖，又“贫而无衣”，兄弟姊妹就“逐日而息”。他们家的房外有一堆陈年木头，每到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兄弟姊妹就“互呼列坐木上，渐移就暄（暖）至东墙下”。太阳西下之后，才“牵连入室”，后来“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累不再食”，由此可见少年方苞家的困苦情况。方苞少时好学。他熟读经史，对于《易》、《诗》、《书》、《礼记》、《左传》等书，都达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年纪稍长以后，他对于经书的学习和研究更加勤勉。为了家计，他20岁就开始授徒教书。22岁获得岁试第一。但是，他科举之途并不平坦，几次落榜，不过他的文名已经传到了大学士李光地的耳里，并且得到了他的赏识。方苞在32岁获得江南乡试第一之后的两次考试均未中第，直到39岁时，他才在礼部考试中得了个第四名进士。可是，正当他要参加殿试时，传来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他只得放弃这次可以获得官位的考试。
在方苞的一生中，有几个年号是值得记取的。一是康熙五十年，这是他一生中发生转机的一年。这一年，他牵连进了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中，几乎成了清代文字狱的刀下之鬼。但是，也就是这一年，却又打开了他生活的另一条道路——后半世飞黄腾达的官宦之途。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这样形成的。
方苞是戴名世的表弟，他的姑母是戴名世的母亲，他比戴名世小15岁。少年时代，因两家各居一地，表兄弟很少会面，直长到十几岁，两表兄弟才得以谋面。这一谋面，就揭开了两人长达几十年亲情文谊的生活。他们不仅是表亲，而且是莫逆的文友。在文学上，他们互相切磋，探讨文理。方苞拜戴名世为师，有了作品，必先给戴名世过目，请求指点。如果被指出毛病，方苞便立即毁稿重作，另起炉灶。这样的虚心求教，方苞的著文水平自然突飞猛进，因此，很快就有了文名。他们还互相为对方的书稿作序，恰恰因为这篇序，方苞被裹进了《南山集》的狱案之中，入了刑部大牢，判了个“论斩”，并株连家人子弟。在死牢中，方苞仍不停地研读写作，以致同狱难友都说，都快死的人了，还写什么书？方苞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研读不辍，终于写出了《礼记析疑》。
在方苞一生中应当记取的第二个年号是康熙五十二年，这一年是真正给方苞的命运带来转机的一年。这年的二月，正当戴名世和方苞即将问斩的时候，一天，康熙突发感慨地说：“如今汪霦死了，没有能够作古文的人了。”这时，一心指望营救方苞的大学士李光地乘机进言：“只有戴名世案中的方苞还能。”这样，方苞就免除了死刑，获得了释放，不过，他的“隶旗籍”（给旗人当奴隶）的身份仍没有赦免。这年三月，康熙特批“戴名世一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闻”，第二天，方苞就被召至南书房（清朝翰林在内廷侍侯皇帝的地方）。
方苞的被赦，主要还是靠他的才学。在被召至南书房后，没有几天，他就写出了《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赋》等几篇文赋，得到了康熙的赞赏，康熙认为即使翰林中的老辈来写，也无法超越，因此，方苞以白衣（没有官职的人）入南书房，从此，方苞就以一个平头百姓的身份，在南书房当差，充当文学侍臣。这也就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这一年的八月，他获“直蒙养斋”（在蒙养斋当值），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这一时期，他研究《周官》、《春秋》，撰写了《周官辨》、《春秋通论》、《周官析疑》等著作。
在方苞的一生中应当记取的第三个年号是康熙六十一年。这一年，第一件大事是他入武英殿（清朝的修书处），充任修书总裁等职达10年之久。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摘除了“隶旗籍”的帽子。南山狱案之后，他虽然被赦免了死刑，开始了仕宦生涯，但他仍是带罪之身，他家人的“隶旗籍”身份并没有改变。这一身份的改变，是在公元1723年，雍正嗣位之后，颁诏“以族人犯罪牵连入狱者，赦归籍”。就是说，以株连入狱而被判隶旗籍的人，可以赦免归回本籍。当时合乎这个诏条的只有戴名世一个案子，而戴名世的案子又原定是“不得援赦”的。这一问题最后是由刑部进行了特请，雍正进行了特批，才获得解决的。直到这时，方苞和他家人的“隶旗籍”身份才得以赦免。雍正元年，方苞获假归葬父母，3年之后回京，雍正召见他说：“先帝所实行的法度，我只得按照原来的章程办事，你是老学者，当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看来，雍正对方苞怀有歉意。
在雍正的治下，方苞进一步得到重用，他的官职，步步升迁，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到“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
乾隆时期，他升任礼部右侍郎、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深知方苞为人耿直，“其设心故无他”。所以当吏部需要一位祭酒官的时候，乾隆说：“是官应使方苞为之方称其任。”可惜的是没有别的官员响应而作罢。
雍乾二帝不仅重用了他，而且很关爱他，方苞擢升内阁学士的时候，雍正曾因他的足疾而命他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准许“有大议，即家上之”。乾隆六年，皇帝怜悯他年高体弱，常命太医“时往诊视”。在乾隆二年方苞擢升礼部右侍郎的时候，因他的足疾，皇上又下诏“免随班趋走”，而且准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这说明，方苞的仕途一直很通达。他也没有辜负皇上的信任和关怀，为国为民，多次上书，得到了皇帝的采纳。如《征收地丁银两之期》、《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恢复河南漕运旧制》、《请备荒政兼修地治疏》等，都是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疏奏。这些疏奏，都得到了皇上的首肯，并及时加以采纳。
但是，人间之事，都是盛极必衰，乾隆二年，出现了不利于方苞的形势。这一年，他上的《请矫除积习兴选人材疏》和《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疏》两个奏折引起了同僚的反对。乾隆四年，皇帝下谕，其中在叙述对于方苞的皇恩浩荡之后说他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锢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又因被皇帝召见之后，“出外即私告于人”，又在皇帝面前“蔫魏廷珍而参任兰枝，以至外间人言籍籍”，凡此种种，认为“方苞深负国恩”，“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这一些罪行，都见之于《清史·列传》。但根据方苞的一贯为人，可能有些不实之处。总之，乾隆四年，皇帝下过这样的谕旨，这一年也应该算做方苞一生中应当记取的时间。
乾隆五年，庶吉士散馆，方苞请对后到的人进行考试，引起了同僚的忌恨。总之，方苞的辉煌时期是过去了，不过，他仍勤勉效力。乾隆六年他的《周官义疏》写成，乾隆“留览兼旬，一无所改，下令刊刻”。可见皇帝仍是满意他的著作的。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他因疾“企解书局之职”，获准，赐翰林院侍讲衔。这年的四月，他回归故里，从此闭门谢客，一心著述，江南总都尹继善三次登门求见，都被谢绝。他以这种方式生活了六七年，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他病逝于上元家中，享年81岁。
方苞以性格耿直著称于京城。他的落职，和这种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乾隆时期的大学士朱轼曾因此而规劝过他，但成效不大。对这一点，乾隆也深有所感，他说：“方苞惟天性执拗，自是而非人，其设心故无他也。”这是对方苞的理解，大概也是凭了这一点，方苞才没有落到最坏的下场。
方苞一生，著作很多，有《方望溪先生文集》传世。他的代表作有著名的《狱中杂记》，记录自己因《南山集》狱案时身陷囹圄中的亲身见闻，对于清代监狱的黑暗，记叙得具体而深刻。这在封建时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从而也可看出方苞性格的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