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生要知道的中国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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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刘大姚鼐——桐城派的发展人和集大成者

刘大櫆与姚鼐是桐城派文学的另两位创始人,他们与方苞一样,被列入“桐城三祖”之列。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因他尚通晓医术,故又自号医林丈人,安徽桐城人,生于1698年,卒于1779年(一说卒于1780年,此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刘大櫆“貌丰伟,性直谅,好读书,工为文章”。他体高髯美,“口大容拳”,他常常纵声朗读古诗文,“聆听其音节”,理解其精神。

姚鼐字姬传,另字梦谷,安徽桐城人,生于1732年(一说1731年,此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卷》),卒于1815年。

当我们翻阅有关的文学和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两位文学宗师的生活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生活在清代较鼎盛的时期。这个政治背景,对他们文学上的成功有一定作用。他们都出生在安徽桐城这块土地上,是这方水土滋养了这两位文学大师。而且,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两位文学大师(当然还有比他们年长一些的方苞,甚至更早一些的戴名世),教养和哺育了这个地方的众多学人,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番伟业。

其次,他们的童年也颇为相似。他们的家境都因为败落而贫困。刘大櫆的曾祖是明末贡生,当过安徽歙县的训导。祖父、父亲和长兄,都以教书为业。姚鼐的祖上是桐城的书香门第,也都作过大官,先祖姚之兰在明代当过汀州知府,加按察副使衔,为官颇有政声,名入《明史·循吏传》。姚鼐的高祖姚文然在康熙朝任过刑部尚书,是清初名臣。曾祖姚士基当过湖北罗田知县。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当过翰林院编修。不过,这个仕宦人家,到姚鼐出生之前就开始败落了。他的祖父早亡,父亲姚淑也只是一介布衣。因此,也是“少家贫”。而且,姚鼐少年“体羸多病”。但是,他从小就“嗜学”上进。

此外,他们的好学也都是一样的。刘大櫆7岁时从塾师就读,而且非常刻苦,每到隆冬,“阴风积雪”的时候,有时要到“夜分”(半夜)时才得回家。因此他很早就有了文名。他13岁时作的《观化》一文,被《国史文苑传》誉为“奇诡似《庄子》”。

姚鼐的好学故事更多。他5岁发蒙读书,8岁师从伯父姚范学经。当时,学人刘大櫆与地方贤学常到姚家集聚,煮酒高会,谈诗论文,引得姚家子弟非常企羡。姚范往往屏退诸子而留下姚鼐。姚鼐不仅羡慕刘大櫆的文才,也仰慕他的风度,刘大櫆是一个仪表丰伟,才华出众的人。这种出众的风范,在少年姚鼐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常常在客人们散去之后,扮演刘大櫆的模样,模仿他的音容笑貌。

再次,他们的科举之途都不算顺利。刘大櫆当时享有文名,29岁时漫游京师,结交了当时已有盛名的方苞,得到了他的器重和推举。但是,刘大櫆虽然文名响亮,科举考试却并不理想,他33岁和36岁时参加过顺天乡试,都只中了个副榜。39岁时,他再一次参加顺天乡试,这次还是名落孙山。这年方苞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特科御试,卷已合格,但被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了。不久,安徽巡抚准备举荐刘大櫆为孝廉方正,但被他拒绝了。乾隆十五年,刘大櫆54岁的时候,张廷玉举荐他参加诏举“经学”考试,又不幸落榜。当时,朝廷在西北用兵,刘大櫆就想投笔从戎,但又没有成功。

在这方面,姚鼐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虽然在乾隆十五年考中了江南乡试,但是在乾隆十六年,应试于礼部时却不幸落第。随后的几年考场中他又连连失利,一直到乾隆二十八年的春天,才在会试中,中了个二甲第五名进士,这才逐渐走入仕途。这时,他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不过,这次中了进士之后,他得以选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习学3年,散馆后,到六部的兵部、礼部先后充任主事,不久外放到山东乡试和湖南乡试任副考官、恩科会试同考官等职务。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姚鼐被破格录用为校办。一般来说,这一职衔需要有翰林宿学的人才能入选,而姚鼐却非翰林出身。他是当时8个入四库馆而不具备翰林资格的人员之一,只因为他的名望很高而被破格录用的。看来姚鼐的仕途似乎比刘大櫆稍好一些,但是,他生性恬淡,不喜为官,因此,在四库纂修馆做了一年多之后,他就辞官归里了。没有了官场的逢迎,没有了公务的劳顿,他重新回到了他所追求的清淡平静的生活之中。在归里的旅途,他登上了泰山,游览了灵岩,写下了著名的散文《登泰山记》和《游灵岩记》,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名篇。姚鼐的仕途不爽,并不完全是他求官不来,而是他生性平淡。他在家中闲居两年后,相国梁国治托人请他出山,并保证他的特殊升迁,但仍被姚鼐婉言辞谢了。

此外,他们俩最为相近的是他们执教为师的人生道路。幼年的好学以及文才上的天赋,使他们具备了为人师表的品格和条件。这两位桐城巨子,似乎是应上天所遣,在我国散文经过两汉、唐宋的辉煌时期,进入明清渐进低谷之时,来创建一个新的高峰,让他们不当官,不执政,一心来造就和培养新的人才。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也都顺应潮流,担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而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大櫆在21岁的时候,就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一直在县城张氏勺园担任塾师。那时他就与包括姚鼐的伯父姚范在内的著名文士交往,与他们说文论经,畅叙为文心得。不久,他就开始了在家乡闭门授徒的生涯。这件事,他一做就是一辈子,其间只有几年的时间,做过两次小官,而且还都与授徒育人有关。一次是,他因方苞的举荐,在江苏学政的门下担任学幕,但为时很短,两三年即告结束。一次是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他被选入黟县教谕。这个职务,他担任得比较久。但这个职位,无权无势,仍然是作为人梯,栽培人才。不过当时的“名贤隽杰”多围绕在他的身边,有为有这样的乐趣,他也安贫守道,乐此不疲。他说:“我平生所经历的快乐,没有能比得上这段时间的。”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时候,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应歙县问政书院之聘,主讲于该书院。4年之后,他告老回乡。一生以培养后学为任的刘大櫆,在对国家人才的培养上,呕心沥血,桃李满天下。但是,他除了作为一根蜡烛,逐渐燃尽自己外,并未攒下什么家产。所以告老回乡之后,他的生活十分困顿,有时连正常的饭食也供应不上,经常要以蔬菜代粮,需人济粮而食。但他始终育人不辍,仍然聚徒讲学,门生弟子也常来看望。每逢学生来访,他不顾白天黑夜,不顾自己病体羸弱,都要扶杖出迎,与弟子论文谈经,常至深夜,直到病疴沉重,卧床不起。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月初八日,一代宗师,溘然长逝。

姚鼐的执教时间比他的老师刘大櫆还长一些,他一生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四所当时最著名的书院任教,时间长达40年之久,职务是书院的山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院长吧。他这段生涯的具体年表是,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他46岁的时候,应两淮盐运使朱子颖的邀请,任教梅花书院。乾隆四十四年(1780年)他年近五旬时,任教安庆敬敷书院。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他57岁的时候,任教紫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五年(1790—1801)他59到70岁的时候,主讲于钟山书院。后来因为年事太高,不便行动,才在70岁以后,改讲于敬敷书院,74岁时再讲于中山书院。他多年执教,培养了众多弟子,因此嘉庆皇帝给了他一个极大的荣誉——重赴江南乡试鹿鸣宴(科举时考试后举行的宴会,由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及中式诸生。姚鼐所参加的这次鹿鸣宴因是嘉庆皇帝钦点,所以特别荣耀),并诏加四品官衔。姚鼐晚年身体健康,但嘉庆二十年(1815年)因偶感风寒,于九月二十三日病逝于他所主讲的钟山书院,一代宗师与世长辞。

最后,他们都是桐城派的创建者和承传者,都有极大的成就。他们都学习方苞所提倡的“义法”学说。所谓“义法”,就是指文章的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同时又提出自己的主张。刘大櫆提倡“行文之道”和词章之学,还特别提出了“神气”之说。他以为,所谓作文,就是从字句之中求得音节之迹,最后达到神气出之的目的。也就是“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他把一种比较抽象的、感觉方面的东西——“神气”具体化为字句、音节这些易于感知和表现的东西来表达,不仅便于操作,也便于初学之人学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大量以意气见长的散文作品,也培养了包括姚鼐、吴定等一代文人在内的门生。刘大櫆著有《海峰文集》八卷,《游万柳堂记》等是优秀的篇章。姚鼐除培养大批的弟子人才外,自己的创作成就也是巨大的。有人认为姚鼐的文学理论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不仅把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的文学理论全面系统地继承下来,在方苞义法说和刘大櫆神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他还从美学的角度,把千姿百态的文学美,归纳成“阳刚”和“阴柔”两种,提出文章风格与作者个性密切相关,而且“阳刚”、“阴柔”是相对而言、相辅相成的。他的另一大功绩,就是为了弟子学习的方便,编著了闻名史册的《古文词类纂》,此书成为后人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读物。因为他的书斋名为“惜抱轩”,所以他的文集名为《惜抱轩文集》。

关于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流传着很多故事。首先,他们虽属同时同地的“文人”,可是,他们并不“相轻”;不但不相轻,而且还互相学习,相互提携。这些故事,包括戴名世、方苞在内。这种优良的品格,也许就是“桐城”文章能够自成一家,而且雄踞中国文坛二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些有关的记载来看,“桐城三祖”都是互相激励、互相提携的。在方苞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戴名世对他的指点和互相的切磋。方苞对刘大櫆的提携也是如此。当刘大櫆以一个布衣之身出游京师而且科举落第的时候,方苞看了他的文章后对人说:“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子尔!”(像我方苞哪里值得一提呢,我的同乡刘大櫆先生才是国家的人才哩。国子,原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在他的举荐下,人们看了刘大櫆的文章,才深为叹服,这样,刘大櫆才能誉满京城。后来,刘大櫆又拜在方苞的门下,在方苞的精心指教下,刘大櫆的文章才具有更大的声望。刘大櫆对于姚鼐也是如此。当姚鼐会试落选居留北京时,刘大櫆对他的诗论和古文法却表示出“甚喜”的鼓励。当姚鼐返回南方的时候,刘大櫆又作文相送,称赞姚鼐诗文比自己的文章更胜一筹,几乎要压倒自己,并且鼓励他说“君方及壮多宏才”,“后来居上待子耳”。

姚鼐也有同样的举动。他不仅教书育人,而且与学生地位平等。他和门人梅曾亮、管同同题作文的故事就是一段佳话。一天,姚鼐的好友陶子静在书室后修了一座高台,请姚鼐为台题名。姚鼐以“余霞阁”相赠,紧接着又赋文一篇,名曰《余霞阁记》。不久,弟子梅曾亮、管同知道了,也各写一篇《余霞阁记》,师生三人同题作文,可以看出姚鼐鼓励后学的宽厚风度。姚鼐执教多年,培养了像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鲍桂星等一批有名的文人。

此外,姚鼐另有一些佳话传世。他好学。有一天,一个名叫朱子颖的人拿自己的一首诗请刘大櫆指点。刘大櫆看过之后,放在座位边,这时,恰好姚鼐来访,看到之后非常佩服,当即打听朱氏住处,登门拜访,向他学习,从此,两人成为好友。

姚鼐不仅如此好学,他还能够倾听意见,从善如流。清代中叶,文人的填词之风又起,姚鼐也想学习填词。考据大师王鸣盛对戴震说,我原来害怕姬传,现在不怕了,因为他什么都想学,而做学问要专心才能精深,样样都涉猎,就容易粗疏,因而,姬传就不足以让人害怕了。姚鼐听到这种议论后,立即停止了词的填写,专心致志地写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