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权
闽都文化是闽台文化交流的主力。三坊七巷是海西的重要瑰宝，是闽都文化的精华，是福州的人脉、文脉的集中传承。三坊七巷中文物蕴藏丰富，它与台湾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和深刻的影响。现就其特点分述如下。
一、三坊七巷涉台文物的数量多且密集
在40公顷的方圆内，据统计，可数的涉台文物达28处。其中文儒坊最多，共有9处：甘国宝故居、甘国宝祠堂、叶观国故居、罗必魁故居、梁鸣谦故居、陈承裘故居、陈衍故居、何振岱故居、许倜业故居；光禄坊有四处：何勉故居遗址、黄任故居、刘家大院、林纾故居遗址；黄巷有4处：黄楼、萨氏故居、郭柏荫故居、高拜石故居；宫巷也有4处：沈葆桢故居、刘齐衔故居、林聪彝故居、吴石故居；杨桥巷2处：林觉民故居、台湾林故居遗址；塔巷1处：王麒故居；南后街1处：董执谊故居。
这些建筑物大都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纵深三四进，数座毗连的比比皆是。这28处共有近50座建筑，百进上下院落；既有主座大院、厅堂，又有花厅、园林的达20座。
诸如沈葆桢故居，位于宫巷中段北侧26号，建于明天启年间，清同治年间重修。故居规模恢弘，布局严谨，装饰富丽，是福州明清时期的典型豪门大宅。它主座前后四进，每进之间均有围墙分割，进与进之间以覆龟亭连接，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47平方米。墙头弧形翘角，彩色人物、花鸟、虫鱼，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为门头房、厅堂、正座、藏书楼。一进厅堂为康艮厅，宽敞明亮，阳光充足，是待客和婚丧喜庆的场所。二、三进为正座，面阔五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架构，双坡顶。中分前后厅，左右厢房也分前后间。四进倒朝双层木楼。主座西侧隔墙外花厅，分别为“补竹斋”、“三友斋”、“海棠轩”，还有“饮翠楼”，各座之间都有天井，种花养鱼，环境优美。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家大院：位于光禄坊东段北侧28、30、32、34号，为福州市区规模最大的一姓宅院。四面风火高墙，临街大门，进内又有石框大门，三面环廊，中为天井；每座三进，都是面阔五间、进深七柱的大厅堂。四座共有12个大厅、48间厢房、6座花厅、3口鱼池、3座假山、6处亭阁；还有藏书楼、观音阁、佛堂等。民国时期，爱国诗人郁达夫曾寓此，董秋芳、楼适夷等常来作客。2005年公布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二、三坊七巷涉台文物均系明清时期古建筑，价值高
28处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占17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7处，即：沈葆桢故居、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黄楼、林聪彝故居、二梅书屋和陈承裘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郭柏荫故居、刘家大院、王麒故居、陈衍故居、天后宫；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光禄吟台内何勉故居遗址、林纾故居遗址；市政府挂牌保护名人故居3处：黄任故居、刘齐衔故居、何振岱故居。其余的也多属于保护性建筑。
以林聪彝故居为例，它位于宫巷中段北侧24号。建于明代；清顺治二年（1645），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大理寺衙署设此。故居四座毗邻，庭院深深，空间宽广，在福州古民居中较为罕见。面积3056平方米。主座四进，门头房的斗拱、雀替、悬钟等雕刻精致，墙檐下灰塑优美。右折入主座，一进的天井南面照墙上堆塑一只獬，为明代大理寺衙门的标志。主座为三进加倒朝。东墙外花厅园林，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鱼池、假山景色宜人。花厅梁柱硕大，做工细腻。整个建筑群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承裘故居：位于文儒坊西段南侧45、47号，是一座花园式的宅院。建于清初，清末重修，面积1092平方米。主座富丽堂皇，并以用材考究、雕工精巧闻名。大门两侧马头墙高耸，排堵上灰塑人物。临街六扇大门，门扇下半部用藤条和门钉装饰成喜字、万字图案；卷棚屋檐，双坡泄水，一对莲花垂柱，美观大方。进石框大门为大院，前后两进，共有四道马鞍墙，雀尾翘角，造型优美。首进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七柱，高达8米，高贵气派。正房四扇楠木门，门上半部框架饰漏花，中嵌楠木花窗，分别为壶、鼎、爵、簋等精雕博古，刀工细腻，线条流畅，曾收入《中国古建筑艺术》画册。厅上原有吴大澂、张佩纶、张之洞等题联。二进面阔三间，进深五柱，双层楼房，共高达10米。大厅额枋与梁柱间有三个大驼峰，上部雕刻楼阁形，下顶三枚金钱，厅檐下精雕吊柱、雀替；左右厢房八扇房门，用整块楠木阴刻“梅鹊争春”、“一路（鹭）连科”、“富贵（牡丹）白头（白头翁）”等8种花鸟图案，神态各异，不可多得。隔墙外东园林，有“天香楼”、花园、“梅舫”等，各尽其幽美之致。古有王仁堪、左宗棠题写的楹联。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三坊七巷涉台文物保护好，修复快
据调查，28处中，原来保护完好的有19处，基本完好的5处。其中，杨桥路林觉民、故居，1992年修复，辟作“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开放，现为林觉民、冰心生平陈列馆。郎官巷严复故居，也于2001年修复开放；2007年再修，重新陈列，继续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大力斥资，拆迁住户，加紧修复。至今已修复或正在修复的达16处。三坊七巷中的瑰宝日益呈现。
黄楼：位于黄巷中段北侧36号。这里是唐文士黄璞的故里，又是清名臣梁章钜的故居。主座三进，已重新修复，气势雄浑；尤其黄楼，花厅、园林十分典雅。花厅为双层楼阁，楹门窗户全用楠木，做工讲究，雕刻精巧。楼两侧雪洞，云海苍茫，峥嵘突兀。楼前假山、鱼池，架以石拱小桥，桥栏板上刻“知鱼乐处”，水清见底，群鱼游弋；东侧一座半凉亭，宝珠结顶，翘角飞檐，雕梁画栋，玲珑剔透。庭内环境清幽，格调高雅，具有江南园林特色。
二梅书屋：位于郎官巷西段南侧25号，因院内植有两棵梅花而得名。始建于明末，清代几次大修。三座毗邻，前后五进，自郎官巷通达塔巷，面积2434平方米。一进七柱大厅，前廊特宽特长，古时可排列六顶大轿。二进大略相同。东墙外为二梅书屋，既为藏书屋，又为书房；其东侧灰塑雪洞，曰“七星洞”，别有一番韵味。再东隔墙外连结两进三间排庭院，门开塔巷。中国科学院院士林惠民曾住这里。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柏荫故居：位于黄巷东头北侧4号，俗称“五子登科”宅第。始建于明代，原系衙署，建筑面积2130平方米。主座前后三进，规模宏伟，门面壮观，东西间距20余米，临街六扇大门，两侧马头墙。入门为门厅，一进厅堂面阔五间，进深七柱，抬梁减柱造木架构，双坡顶，鞍式山墙。前廊宽敞，厅中28根大木柱，用材硕大，青石柱础，古朴雄伟。二进结构相同；三进倒朝。东墙外花厅园林，造型别致的假山、水清见底的鱼池、小巧玲珑的花亭、错落有致的树木，相映成趣。2005年公布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物，对于显示榕台的密切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三坊七巷涉台文物品位高，对台影响大
与28处涉台文物相关的人物数以百计。他们对台湾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不少人是对台湾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福州几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甘国宝，19岁就从古田来到福州，住进三坊七巷中的文儒坊。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任台湾挂印总兵，两次赴台，不仅为安定海疆、保卫台湾作出贡献，而且团结高山族同胞，教民农耕，休养生息。他的故居在文儒坊64号，附近的文儒坊51号还有甘国宝祠堂。
其实在甘国宝之前，福州侯官人何勉（1681～1752），于乾隆四年（1739）已任过福建台湾镇总兵，平乱有功。其子何思和，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也出任台湾镇总兵，并卒于任上。台湾《彰化县志》载：“父子两人皆任台湾镇总兵，惟此一对。”他父子都曾住在光禄吟台内。以后，罗必魁（1792～1842），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也以守备，往台湾南路搜剿滋事，获得战功，升为都司、游击，终于抗英战争中重伤，为国捐躯。其故居在文儒坊55号。
三坊七巷人物中为台湾作出卓越建树的首推沈葆桢。清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本政府制造牡丹社事件，派兵侵犯台湾社棠港，占琅乔（今恒春）。六月，清廷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师入台。沈决定以“理谕”、“设防”、“开禁”作为处理原则，调兵驻守各要塞，建筑炮台，铺设海底电缆，严巡闽台军务，又抽调淮军到台。日本探知沈加强战备后，不敢轻举妄动，转而要求抚恤琉球遇害人员家属及赔偿军费，终于退出台湾，从而平定了一场战祸。接着，沈葆桢又留在台湾处理善后。他首先奏请朝廷，在台湾北部地区设台北府，将福建巡抚轮驻台湾，以加强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和建设。台湾府设立后，知府陈星聚筹划建城，请林维源参与，三年内竣工。今日的台北市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还将台北府治下分为淡水、新竹、宜兰等三县一厅，并在琅乔增设恒春县；又分南北两道开山抚番，奖励移民；到厦门、汕头和香港等处设招商局，招来内地人民开发台湾山区，宣布编户口、禁仇杀、立总目、垦荒地、设番塾等七条约法，更引进西洋机器，开采台南煤矿；修建郑成功祠，发扬民族正气。他在台湾一年多，直至光绪元年（1875）八月才离开台湾。他深受台湾同胞敬仰。沈葆桢于同治年间手置并重修宫巷沈家大院，百余年来沈氏后裔世居于此。其中不少人也在台湾建功立业。
在沈葆桢抚台、建台中，另一位三坊七巷人梁鸣谦（1826～1877）也不能忽略，他作为沈葆桢的幕僚，随沈视台，兼办各国通商事务，他主张对日不能屈服，给沈有一定影响；沈的某些奏章也出自其手。沈葆桢赴台时，还命严复随往台东背旂、来苏屿各海口调查，计月余，写出报告；后沈即据此呈奏加强台海保卫，积极备战，维护国家主权。此外，文史学家陈衍，也于光绪十二年（1886）赴台，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协助刘铭传招抚土著，开疆筑城，修筑铁路，发展经济，陈衍故居在文儒坊8号。
据统计，清一代在台湾府县学任教授、教谕、训导的646人中，福州人占192人。其中大家熟悉的福州人谢金銮，于嘉庆十年（1805）任台湾嘉义县学教谕。他发现蛤仔难（今宜兰）是个十分富饶的地方，然而当时尚未列入清廷的版图。他认为这不利于巩固台湾防卫，于是考图经、征始末，编著了《蛤仔难纪略》，多次上书，请求设置宜兰政区；可是人微言轻，屡请不准。正当此时，当朝的少詹事梁上国（他是闽人梁章钜的叔父，家住黄巷黄楼附近），到台调查，见到谢金銮的《蛤仔难纪略》，深表赞同，回京后将其呈给嘉庆皇帝，很快地获准，终于嘉庆十六年（1811）置葛玛兰厅，就是现在的宜兰县，至今宜兰人民还怀念他们。
另一位佼佼者是光禄坊刘家的后裔刘家谋。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任台湾府儒学训导，怜才爱士，勤于执教，为人师表，因劳瘁而卒于台湾，年仅40岁。他著《海音》两本，对台湾风土人情及官吏施政利弊都有论述并写了《台湾竹枝词》十首，记述台湾民情风俗，对研究台湾乡土文化有一定价值。郭柏荫的胞弟郭柏芗，于同治十三年（1874），任葛玛兰厅儒学训导。他也是三坊七巷人。
南后街的董炳章（1828～1877），清举人，任台湾淡水县学教谕。其子董执谊，刊刻过《闽都别记》，其中记述开辟台湾的历史，诸多章节内容都与台湾有关，在台湾有广大的读者。
清初著名诗人黄任，其诗集《秋江集》、《香草笺》流播台湾，对台湾诗坛影响很大。黄任故居（香草斋），在光禄坊早题巷4号。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其父曾在台湾经商。林纾年轻时两次赴台，在淡水生活两年。他后来创作了以台湾生活为内容的作品。
尤其必须提到的黄花岗辛亥广州起义“福建十杰”之一林觉民的《与妻书》编入台湾诸多课本，教育了千百万台湾青少年。
“台湾林”的名声在福州曾经颇为响亮。他们同三坊七巷也结下不解之缘。从林本源由龙海到新竹屯垦农田，介籍台北，到其子国华创业有成，率领兄弟移迁板桥，人称“板桥林”。国华生三子：维让、维源、维德。维让生尔康，字镜帆。他就是文儒坊陈承裘的女婿。其妻陈芷芳，是陈宝琛同父异母的妹妹。陈宝琛于光绪十二年（1886）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招赴台，结识了林维源。维源为其侄尔康求婚，陈宝琛奉其父陈承裘命以妹许之。甲午战争后割台给日本，芷芳夫妇以民族大义内徙厦门，不久尔康病卒，芷芳携带儿子和家人长期住在杨桥巷，直至去世，偕夫同葬于福州鼓山廨院金牛山麓。其子熊祥，字文访，又是陈宝琛的女婿。他住在杨桥巷期间，发展大陆商会，对福建财政多作支持。严复晚年住在郎官巷时，又经陈宝琛为媒，让熊祥的女儿慕兰与严复的儿子叔夏成婚。慕兰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携子女返台。其长子严侨就是李敖的老师，长女倬云嫁与辜振甫；次女停云（即女作家严华）嫁与台湾企业家、报界人士叶名勋。“台湾林”的杨桥巷宅院仍有遗址可寻。陈芷芳出资修复的文儒坊陈承裘故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完好，并将进一步修复、开放。
三坊七巷涉台文物是一项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再一次证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不仅要守住这笔财富，更要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我们要运用这一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进一步促进榕台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携手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同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闽台刻书中心的转移与跨越闽台刻书中心的转移与跨越
——以福州南后街为重点的考察方彦寿闽台刻书的发展，从地域来说，经历了从闽北向闽都（省会福州）转移的过程；从文化形态来看，这一发展进程则表现为，早期的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清廷统一台湾后，为福建刻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刻书业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在这一转移和跨越中，有三地的刻书业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宋明时期的建阳书坊、清代福州的南后街和台湾的台南书坊。其中，建阳书坊可称为山林文化的代表，福州南后街是都市文化的代表，而台南书坊，则是福建刻书业从“海西”向“海东”跨越并得以成功实现的主要代表。
一
宋明以来，福建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刻书中心，以建阳坊刻为主体的刻书业极为发达。其具体表现不仅仅是书坊众多（宋元繁荣时期有数十家，鼎盛的明万历年间多达200多家），刻本众多（传世的刻本迄今不下千种），更重要的是，建阳书坊还承担了大量来自省内外官私方面的委托刻书。
对地处山区的建阳竟能保持数百年刻书业的繁荣，许多学者感到困惑。同样，在探讨朱子学产生的背景时，对“朱子这样一个僻处福建的穷儒，能成为众所敬仰的一代儒宗”，也叹为“异数”。实际上，朱子理学与建阳刻书这一几乎在同时同地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种内在联系就是二者所具备的“山林文化”的共性。
唐五代时期，福建各地寺庙林立，高僧云集。受此影响，两宋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名山大川之中建书院，以便与佛学相抗衡。朱熹将此描述为“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表明早期书院多建置在山川名胜之中，远离市井喧嚣，其目的是为了“群居讲习”，吸引各地青年才俊投身到儒学的阵营中来。
据统计，两宋时期福建书院有85所，其中闽北有44所，占全闽书院的52%。由此可见宋代闽北书院在全闽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些书院，绝大部分是朱熹及其后学所建，闽北因此成为当时书院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当时，来自南方各省的一大批门人聚集在此，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
这一“中心”与处于同一地域的“刻书中心”的结合，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这些书院的生员往往就是书坊刻本的读者。同时，他们为了发布研究成果，其书稿往往就近在书坊刻印，因此，他们也是书坊的作者。这种书院与书坊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建阳书坊地处深山的劣势，由于处于众多的书院包围之中，反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优势。而这种“山林文化”的优势，是繁华喧闹的大都市所欠缺的。这是宋代建阳刻书业能够繁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
入清以后，福建刻书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阳刻书业逐渐衰亡，坊刻的重心由建阳向四堡、福州、泉州等地分散转移。
其原因，从外因来说，清初福建遭受了长期的战乱，许多书版毁于战火之中，宋明以来数百年刻书业的积累至此毁于一旦，建阳刻书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优势就此中断！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之乱，潭阳古城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死伤惨重。刻书家和刻工纷纷外逃，造成人口锐减，从出版、印刷到发行的产业生态链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难以愈合的断裂。
从内因来说，则是福建文化的重心由山林向都市转移的必然结果。宋代建阳刻书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众多理学书院建置在名山大川之中这一“山林文化”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元明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延续。而到了清代，早期学者所推崇的“择胜地，立精舍”的恋山情结得到根本扭转，书院文化的重心向都市转移。这在福州书院发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清代全省的四大书院鳌峰、凤池、正谊和致用书院均集中在福州；二是从数量来说，清代福州新建书院36所，比闽北延平、邵武、建宁三府新创书院的总和还多出3所。这说明，清代的福州已成为全省书院文化的中心。而伴随着书院文化重心转移的，就是刻书中心从建阳向省城福州的转移。
应该说，这种转移暂时还不是集中地移向某一个点，而是呈现出一种向福建各地扩散的趋势；或者可以这么认为，由于建阳刻书业所撂下的担子太重，全省任何一地的刻书业均无力单独承担，于是，就出现了各地分而担之的现象。大体表现为，官刻和私刻部分，主要向省城福州转移；坊刻部分，清中叶以前主要转向连城四堡，清中叶以后，则转向福州南后街。就各地具体表现而言，又各有所侧重。福州的书坊，承担起了原先由建阳接受官私刻书的大部分重任；四堡书坊，接过了建阳刊刻普及读物的传统；此外，还有泉州等地的书坊，则二者或兼而有之。
四堡坊刻在清乾嘉之后，也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坊刻的重心和官私刻书一样，也向省城福州转移。到嘉庆、道光之后，福州的刻书业形成了官、私、坊刻全面发展的局面。清初福建刻书中心的分散转移至此一变，变为主要向省城福州集中。此举既为福建古代刻书业点亮了最后的辉煌，也为现代福建出版业主要集中在省城福州奠定了基础。
福州的坊刻主要集中在南后街。南后街地处三坊七巷中心，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从事古旧图书、字画销售的书肆众多，其中一些书肆则兼营刻书，前店后坊，集出版社与书店于一体。刻书名家有吴玉田、陈文鸣、陈聚旺、林士灿、施志宝、王友士、陈金鸣等，其中以吴玉田名气最大，刊刻图书数量多，影响大，上至达官显宦，下至市井细民都乐于委其刻版。与四堡书坊只刻印坊刻本不同的是，福州坊刻大量接受官私方委托刻书。如嘉庆年间，福州吴大擀为福鼎王遐春刻印《王氏汇刊唐人集》。咸丰年间，设肆文儒坊的陈仁权刻书坊，承刻永泰余潜士的《耕邨全集》，晋江杨庆琛的《绛雪山房诗钞》、《绛雪山房诗续钞》，长乐梁章钜《东南峤外诗话》和侯官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等。所刻书卷末有“后街文儒坊陈仁权刊刻”、“榕城陈仁权镌”等刊记。同治年间，官府刻印《重纂福建通志》270多卷，主事者侯官杨浚召集“匠首八人”承刻这部志书，即上文所言的吴玉田、陈文鸣等八位名家。吴玉田还参与了同治本《正谊堂全书》这一大型丛书的刊刻。侯官魏秀仁的通俗小说《花月痕》也是由他承刻的。光绪年间，林士灿承刻郭柏苍编撰的《全闽明诗传》、《郭氏丛刻》。光绪十年（1884），王友士承刻《福安县志》、《莆阳文辑》、《国朝莆阳诗辑》等。董执谊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曾在南后街开办“味芸庐”书坊，刊刻了不少闽中地方文献，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闽都别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轶事》由吴玉田刻坊刊行，卷末有“福州吴玉田镌字”一行。此书乃我国翻译出版的首部域外小说，印出后洛阳纸贵，风靡一时，影响十分深远。
对南后街在闽中文化史上的地位，人们通常多喜欢引用清末广东番禺举人王国瑞的诗：
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
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
此诗将福州南后街与北京的古文化街琉璃厂相提并论，表面上看，似乎很有分量。实际上，此诗只是从南后街与北京琉璃厂两者的表面相似之处着笔，远未揭示出南后街在福建刻书史上的传承作用与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知道，早在宋代，福州的三坊七巷就已是达官显贵和文士名流的聚居地，但为什么下延至清代才到达文化发展的高峰？这就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山林文化”的特性有关。宋明时期，福建文化的主流是山林文化，所以书院文化的重心在闽北，刻书中心也在闽北的建阳。到了清初，福建文化的重心从“山林”向“都市”转移，其标志之一，是福建以鳌峰书院为首的四大书院均在福州，标志之二就是在坊刻为中心的福建刻书业的重心也从建阳转移到了福州！因此，要评说“刻书史上的南后街”，与其说它是福州的琉璃厂，不如说，它是宋明时期刻书作坊林立，鳞次栉比，“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建阳古书林街从“山林”往“都市”转移的最终结果。
三
闽台两地的书缘，始于明郑时期。跟随郑成功移台的军士中，就有能雕版印刷术的工匠。他们被视为是“引发了闽南传统刻书移转台南的源起，成为汉民族所发明的雕版印刷术进入台地的发轫。”清廷统一台湾后，更为福建刻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刻书业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此即台湾学者所说的“台湾先民由福建播迁台湾，经营海角三百年，也将传统刻书一术移植斯土”。
应该说，将跨越海峡的刻书业仅视为从“闽南传统刻书移转台南”还是不够的，这只是从台南刻书业的最近的来源而得出的结论。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应该说宋明刻书中心建阳、清代的福州南后街、泉州等地的刻书，都应视为台南刻书业的源头。
如被认为是“台湾最早的汉文印刷品”、现存的台湾早期印本《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由明郑集团“户官”杨英于永历八年（1654）组织刻印。他还主持了《命令八条》的刻板和颁行，刻工和印工则必为随军赴台的能工巧匠。明末，福建刻书业比较发达的有建阳、福州、泉州等地，而曾被唐王朱聿键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起家于闽北，其时，随郑成功抗清复明后又随其攻克台湾的兵将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闽北，其中就不乏能操刀镌刻的工匠，清一代赴台的闽北人士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仅来自建阳的就有随靖海侯施琅攻克澎湖三十六岛屿，招抚台湾授左都督的江靖；出生于建阳著名刻书世家的刘自成（字超五，建阳崇化里人），他由廪生捐贡入国子监肄业，选漳浦县学训导，调台湾凤山县学训导，等等。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从延平知府调任台湾知府的周元文（字洛书，号济庵），5年后（康熙五十一年），在台南主修并刊印《重修台湾府志》10卷，而在此前，他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延平就刊印了朱熹编纂的《延平答问》，是此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扉页题“紫阳朱子辑延平李先生答问”、“延平府署藏版”。而刊行此书的具体地点，应是建阳书坊。正因为周氏在闽北有刻书的经验，赴台任职后，很快就能在台出版志书，这就把建阳刻书的技艺，通过赴台官员的中介作用，间接地传播到了台南。
泉州刻书对台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彰化县学职员、诗人施钰所撰的《台湾别录》，由其婿和子刊行于泉州施唐培刻坊。创立于道光初年，被称为是“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的台南松云轩，其创办人卢崇玉（字耀昆），原籍就是泉州晋江县人。
连横《雅言》一二一：“活板未兴以前，台之印书，多在泉、厦刊行。府县各志，则募工来刻，故板藏台湾。然台南之松云轩亦能雕镌；余有《海东校士录》、《澄怀园唱和集》二书，则松云轩之刻本。纸墨俱佳，不逊泉、厦。《校士录》为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干所取海东诸生之诗文，而《唱和集》则光绪十五年台南府唐赞衮所辑唐景松之诗也。松云轩在上横街，今废。”
但不论是建阳，还是泉州或闽南的其他地区，对台湾刻书的影响，都不如清代福州的南后街。其原因上文已指出，入清以后，福建坊刻的重心和官私刻书一样，也向省城福州转移。清嘉庆、道光之后，福州的刻书业形成了官、私、坊刻全面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还有福州的书坊主迁居台南从事刻书的个案。据谢水顺等撰《福建古代刻书》记载有王兴源，为“福建刻工，道光二十年（1840）在台湾刻官献瑶《官石溪文集初刻》3卷、郑兼才《六亭文集》12卷，书尾均有‘福省王兴源在台湾刊’一行。”而我则怀疑此王兴源，极可能是从福州迁居台南的书坊主，而非刻工。因为，如果仅仅是受雇于人的刻工，在书中雇主（书坊老板）的大名不出现，而只出现个别刻工之名，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如刻于中缝下角的，则又当另作别论）。
更为重要的是，清代全省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在福州，台海最优秀的学者，无论是从事学术交流，还是赴省深造，福州都是首选之地。而这一群体恰恰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界的最高水平。他们对台湾刻书业的影响不容低估。
如台湾嘉义陈震曜，字焕东，号星舟，以博通经传而闻名。在台居家之时，就被凤山知县聘为凤仪书院主讲。嘉庆十五年（1810），以优行贡太学。他先后历任福建建安、闽清、平和等县教谕、陕西宁羌州州同、城固县令等职。道光五年（1825）调省城福州，任鳌峰书院监理一职。因其博通经史，文才出众，被聘为协助修纂《福建通志》。而鳌峰书院藏书丰富，从创建书院以来，就有着编书、刻书的优良传统。故陈震曜在鳌峰书院时，就曾在省城南后街各坊肆“访刻先儒遗书”，得到当地学者的好评。后调任同安县任儒学训导，又倡修《同安县志》。陈震曜的著作有《小沧桑外史》、《风鹤余录》、《海内义门集》、《归田间俗记》和《东海壶杓集》等。连横称其“所著书，皆足资台事，非泛泛也。”道光三十年（1850），陈震曜因病归家。行囊中“唯携书籍古帖十数笥，多为汉、唐石刻”。这些书籍刻本，毫无疑问，应来源于南后街书坊。
因某些偶然原因，一些赴台的学者或官员在台编纂的著作未能在台刊印，而由后来的福建学者为其刊刻出版，地点就在福州，且很有可能就在三坊七巷内。
如金门卢若腾（1599～1664），字闲之，号牧洲。明崇祯十二年（1639）进士。在崇祯朝历官武选司郎中，总京卫武学、浙江宁绍巡海道等职，以犯颜敢谏著称。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立国，下旨征辟，卢若腾单骑赴召。郑成功开府思明，招徕遗老，若腾依之，礼为上客，军国大事，每向其咨询。康熙三年（1664）三月，卢若腾与沈佺期、许吉燝等同舟入台。至澎湖，因病逝世。卢若腾的著作有《留庵文集》26卷，还有《方舆互考》、《与耕堂随笔》、《岛噫诗》、《岛居随录》、《浯洲节烈传》、《印谱》等。“稿多散佚，其同乡林树梅经多方寻求，得数种而刊行。”为卢氏刻印遗著的林树梅，字瘦云，号啸云山人，亦金门人氏。出身将门而习文，曾从高澍然学诗，尤喜刻书。道光十一年（1831），他从同乡某人处得到卢氏《岛居随录》残稿两册，次年又从卢氏侄卢逢时处得到此稿的另一部分，遂于是年将此书校订刊印，并于该年九月成书。此即连横《台湾通史·艺文志》中所据以著录的《岛居随录》2卷本。何以断定此书刊刻于大陆而不是台湾？这与林树梅所刊印的卢若腾的另一部著作即《岛噫诗》有关。此书林氏印本全称为《留庵岛噫诗集》一卷，为铜活字印本，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存。书中有清末福州著名藏书家丁芸的一则题识：“此集仅一卷，道光十二年，林瘦云先生从林君文仪借活字铜板排印，仅印五十部，传本渐少。余从旧书肆觅得之……”文中提到的林文仪，字祖瑜，闽县（今福州）人，是清道光年间以铜活字印书的知名刻书家。林树梅向他借铜板印书，当然只能在福州本地使用，而不太可能借到台湾，由此可以推定与《留庵岛噫诗集》同时刊行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岛居随录》，其刊行地点应就在书坊云集的福州南后街。
侯官周长庚（1847～1892），字莘仲，又字味禅。同治元年（1862）举人，初选任建阳教谕。光绪十年（1884）调任彰化教谕，在台著有《周莘仲广文遗诗》一卷。光绪二十一年（1841）由林纾作序，由福州李宗典出资，刊行于福州南后街。
不管是建阳、福州或是泉州，在版刻技艺方面，传承给台南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图书版本、刻本内容的交流方面，应以福州南后街更胜一筹。
我们知道，清代以洪潮和继成堂为主的泉州书坊，侧重在编刊通书为主，流传到台湾的，也是此类俗书；上文所说的台南松云轩刻坊也是“主要刊印善书、神佛像、诗文集”。而南后街刻本的内容，除了也刊刻这些通俗读物之外，则以经、史和朱子理学等闽学文献为主。如参与承刻闽版官刊大型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张伯行编辑理学丛书《正谊堂全书》；地方文献《重纂福建通志》以及福建名士如孟超然、陈寿祺、梁章钜、林则徐、郭柏苍等人的著述等。南后街书坊因地处省城中心之利，在经、史和闽学文献的刊刻方面比其他地方承担了更多的份额。其原因在于，清代的福州人文荟萃，全省各地包括台湾的最高层次的学者、文人都在此会集。应这一阶层人士的阅读需求，内容也就起到了引领社会潮流的作用。这对台湾的刻书业，以及全省其他地区的刻书业起到了一个正面引导和影响的作用。
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闽籍官员或曾有过仕闽经历的官员，在台传播朱子理学文教活动中，或直接、或间接传播到台湾。如曾历任福建巡抚，清康熙五十年（1711），官台湾、厦门道的陈瑸在台湾府学刊刻《台厦试牍》，又名《海外人文》，是台湾刊刻最早的岁科试卷选刊本，开启了后来台湾学校刻印同类著作的先河。又如曾先后担任闽县知县、福州府海防同知后又赴台任凤山知县的曹谨，字怀朴，道光二十年（1840）升任淡水同知，“莅治五年，日以兴文教，崇实学，为淡人士倡。朔望必诣明伦堂，宣讲圣谕”，又在明伦堂“刊《孝经》、《小学》，付蒙塾习诵。公余之暇，每引诸生课试，分奖花红”。由此促进了“淡之文风自是盛”。侯官人氏刘家谋，于道光年间任台湾府学训导，先后于道光二十八（1848）、二十九年（1849）和三十年（1850），在海东书院选录书院诸生课试之文编为《东瀛试牍》初集、二集、三集，逐年刊行。曾任福建巡抚的叶世倬，嘉庆二十五年（1820）赴任台湾巡道，在台南海东书院“重刊朱子《小学》，统郡士而励以必读。见圣庙书籍残缺，购置多部以补之。”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载，清人得台之后，在各地推行教育，“四民之子，凡年七八皆入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这些推行童蒙教育的课本，显然应由台湾当地出版印刷。
从以上所述闽台刻书源流中，可以看出，台湾的刻书是福建刻书在清代的传承与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其一脉相承之处。
闽台刊刻经、史，朱子理学等闽学文献的传统之所以能得以传承和保持，与清初的统治者所提倡的以闽学治台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康熙年间名宦陈瑸在台湾府儒学首建朱子祠，他在《新建台湾朱子祠记》中说：“自孔孟而后，正学失传，斯道不绝如线，朱子剖晰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他希望台湾学子“切己精察，实力躬行”，从而使朱子的思想和精神能“周流海外”，这是他建朱子祠的主要目的。邓传安则坚持“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而台湾刻书传承内地刊刻闽学文献的传统，正是“八闽之所同”在刻书这一领域的合理延伸。
从台湾学校和书院的教材来看，清康熙年间，台湾知府蒋毓英兴学即要求学生在教材上“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四子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得名于朱熹为这四部儒学经典作注，下称“且读朱注”，指的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应该说，内容较为深奥的朱子学著作，在台湾早期的刻书业中，品种和数量均不多，缺口部分，主要还是来自福建内地的支援，或从内地调拨，或从内地购买，体现了内地刻书与台湾刻书的互补与互动。
如道光六年（1826），福建巡抚孙尔准巡视台湾，从福州鳌峰书院调拨了45种166部图书给台湾仰山书院。从这一时期福建刻书中心已在福州来看，这些书应大部分出自南后街所刻印。从内容来看，其中以朱子理学的著作，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黄幹、真德秀、熊禾等理学家的著作为主。这些著作，既是台湾书院藏书构成的主体，也是台湾刻书业刊行闽学著作的重要底本，也由此促进了台湾书院的藏书建设和朱子理学的传播。
综上所述，以台南书坊为代表的台湾刻书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以福建刻书业由海西向海东跨越的历史，是福建刻书业从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得以确立之后，在台海的一种延续和发展。这种跨越表现为，跨海而来的福建官员和学者，以及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书坊主和来自福建的刻工的共同努力，成为台湾刻书业成功的关键；福建刻书业的成功经验在台湾刻书的兴起中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主导作用。而其中，福州南后街刻书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不可小视，还仍有待于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