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1927年提出，曹丕的一个朝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随后的60余年中，这个论断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论争比较激烈。概略言之，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二是认为文学自觉发生在魏晋之后的六朝时期；三是在局部修正鲁迅和铃木虎雄说法的基础上，依然坚持“魏晋说”。同一个“文学自觉”的命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的解说呢？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文学自觉”的概念界定上标准不一。
我们认为，自觉的文学应该是独立于政教之外的、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提出过“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命题得到深化和趋同。只要不把这个“人”理解为哲学上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理解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这个命题是能正确反映文学本质的。当然，文学所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的人，除了人的外部活动外，还包括人的命运、人的心灵和人的个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或者自觉的文学应该是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汉代的大赋，何曾见到一个人影！枚乘《七发》中的太子和吴客，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亡是公等大赋中的代表人物，都是虚拟的，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大赋只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不能算得是“自觉的文学”。东汉中后期，大一统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式微，使文人在长期的禁锢和压抑后，目光逐渐内敛，并因此而真正发现了自我，实现了文学自觉的重要前提——人的自觉。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觉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有哪些内涵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人的觉醒，即人的个体意识的出现，特别是人的自我意识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了。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为了社会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获得心灵上的快感。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在东汉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出现。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现。《归田赋》中描写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景物清新和美，生活自由逍遥，诗人借此“娱情”、“纵心”。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在汉魏六朝时期取代了大赋的地位。从此，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首先，“古诗”的数量很多。梁代钟嵘在《诗品》中说：“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两数合计共59首，昭明太子萧统看到的可能还要多一些。可以说，五言古诗这种诗体是当时文人普遍使用的诗歌形式，甚至可能存在着写作五言古诗的创作群体。其次，古诗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的觉醒”。“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不外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两个方面，诗人们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写了离别相思，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在这些咏叹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人生短暂的感叹。不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的；不管是庸俗的，还是高尚的；都体现出对个人人生价值的肯定与追求。再次，“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实强烈，作者们对自己的悲哀、苦闷、不平、愤慨、向往、思念等种种情感，毫不掩饰，连“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这样违背传统道德观念、前人一度难以启齿的话都写了出来，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这说明古诗的作者们不再把文学作政教的附庸，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进行创作；人的主题鲜明了，文学成了表现人生、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文学，所以我们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东汉中后期文学自觉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很明显，《古诗十九首》对生命意义的深切思考和率真表达是超越其前期任何作品的，孕育着文学自觉的因子。它首先突破了传统诗教的束缚，使诗歌成为个性化的抒情，而诗缘情又是文学自觉的关键。其次是对文学的风格及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从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一系列突破和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魏晋南北朝漫长的文学自觉之路，正是由此契入和演进的。至于建安文学，不仅在时间上与东汉中后期文学紧密相连，而且在文学创作的精神上也与东汉中后期文学一脉相承，它把肇始于东汉中后期的文学自觉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探讨《古诗十九首》生命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便会发觉，东汉末年文学风格正处于由西汉形成的恢弘壮丽的浪漫化向关注流连哀思个性化转折的十字路口，社会地位的转化与士人心态的改易是其表象，创作主题的突破才是其深层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生命自觉昭示了儒学传统诗教的坍塌。当大一统的辉煌壮丽连同梁园氛围一同成为扬州旧梦，凶险的时代与解体的儒学诗教使文人的心灵与创作都蒙上了哀伤。其中的失落和痛苦反映了文人地位从帝国形成前的独立走向依附时的不安以及依附也变得不再可恃时的焦虑，当政权不能庇护这种依附时，个体的失落与痛苦无意中却孕育了诗性精神的高扬。由于现实的追求往往是失落的，及时行乐和人格萎缩便成乱世一景。其中虽不乏以天下为己任清刚贞亮的党人名士，也有全身远祸又追求精神生活的玄儒名流，而更多的则是追名逐利和不时营造另一精神家园的俗士。后者则是《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创作队伍。在游学游宦为特征的世俗风气中，大批中下层文人把生活中的失意和精神抑郁用文学表现出来，生长出其永恒的意义——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反思与取舍。他们是生活在汉末中下层社会的文人士子，有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但生不逢时、志不得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为摆脱穷困潦倒的境遇，投身于激烈的仕途竞争中，沦落天涯，虽身在异乡，仍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生活的漂泊不定，人生追求的茫然若失，使他们面对四季交替、草木枯荣、飞鸟虫鸣、风云霜露、日月星辰等，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离别相思、感时伤志、知音难遇、光阴易逝、生命短促、叹老嗟卑的世俗情怀。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感悟是：不是官场倾轧中的胜利、功名利禄的获取，而应该是和平安稳的世俗生活、真挚无比的男女情爱、千金难买的青春光阴。文人们突破了传统诗教“美人伦、厚教化”的言志空间，使诗成为抒发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要方式，真正把诗歌带到了缘情的道路上来，这使得《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了某种转折性的标示意义。
生命意识应是源于对生命有限性和生存价值的深远认知与哲学感悟，并自觉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我们必然要死亡，这一事实对人来说是不可更改的，人意识到这一事实，这种意识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生存”。而对生命脆弱的悲哀及生命焦虑的消解无疑在深层影响着文学史的走向和品格。从建安文学的励勉功业，到正始文人狂放于药及酒，直至陶渊明不以生死为念顺其自然的态度，甚而连同永明文学对声律美、宫体诗人对女性的审美观照，无不是文学对生命的求证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这些都是以对生命的焦虑为基础的，只不过是消解途径不同罢了。故而，文学史上生命意识及社会精神的突破，在《古诗十九首》前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其深远影响便在于：文学史上的时空意义，以真为美的思潮，以及文风多向突破，便以生命意识觉醒为基点生长起来，使文学的自觉从此成为必然。
《古诗十九首》里享受生命的激情是真实可感的。不论是先据要路津的欲望还是放纵挥霍的生活，都是在于企图使精神超越肉体的局限，获得永恒的意义。“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受、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而这恰是文士永恒的心灵历程和艺术的审美特质。怀才不遇和忧患意识提升了文学的价值和品格，也注定了文学史演变的方向。这种痛苦和哀伤，不但不会降低《古诗十九首》的价值，反而是生命意识的浪漫盛开，也是文学的核心价值。它所连接的是创作的个性化和文学的自觉。
综观文学史，反映人的困境与突围是文学的根本动力源。在生命意识大规模的觉醒后，人生短暂的压迫让作家竭力寻求解脱。《古诗十九首》突出告诉人们生命的脆弱性，这对人类是个巨大的震撼。“在所有动人心弦的事情中，对死的恐惧是首当其冲的”个性化的创作对此表现出内心极度的敏感和悲伤。在享受现实的大背景下，建安文学的主旨在于生命不朽和建功立业，而在“三曹”“七子”身上，这个曾经的目标又让人认识到功业最终和人是分离的，而且诗化的功业和政治的功业是两回事。到阮籍诗中，黑暗的政治把功业理想吞没了，生命又坠入了更寒冷的绝望中。如果说诗化的功业理想从政治中退出来是曹植的一个努力，这一矛盾到陆机的诗中就彻底消失了，转化为自然和女性。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存在，是人心灵的另一生存空间，是灵魂的另一安顿形式。而且自然作为和社会相对应的一种解脱方式是最直接的，在自然中，生命是纯净而自由的，六朝诗歌便在自然和女性这两种元素上生长起来。陶渊明诗中一大哲理便是人在向外追求时，不是得到，而是失去，导致的是人的焦虑和缺损。田园诗强调的是自然，是自足，与普遍人群的追求相反。因为自然不需在对象中找到自己的价值，避免了心为物役，“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所以《古诗十九首》直接显示的就是人生的悲哀和不完整，从而揭开文学自觉关键的一个环节，经过整个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发展演变，使文学自觉成为现实。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而儒学的人生伦理是建立在对生命价值孜孜以求和精神上的积极向上前提之下的，它带有较强的理性约束力，而对人的生死并不看重，要讲求大济苍生和兼济天下。故而在《古诗十九首》之前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对生命短暂的悲伤抒怀。而《古诗十九首》如此集中而强烈地抒发生命困境与脆弱，进而发展成为文人诗歌中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对传统诗教的一个突破，把诗歌带到缘情的道路上来。文学的自觉是需要一种社会思潮为基础的，这种思潮当然不是极少数人，只能是得到广大士人阶层的普遍认同。无论从诗歌主体的性情而言，还是从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风貌而论，《古诗十九首》已形成了一个价值取向的转变，使诗言志向诗言情过渡。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的分别论述得很具体，“吟咏风摇，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唯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此说强调的是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已经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故言《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标志之一当不为过。
文学的自觉还应包括对文学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古诗十九首》之前儒学诗教讲的是“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以善为美，缺乏对激烈感情的直接抒发，艺术表现浮泛说教化。而《古诗十九首》以真为美，以深切的真实感产生巨大的感染力，正如元人陈绎所言：“《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诗谱》）诗中对生命短暂的忧伤屡屡出现，而与之相参照的则是不凋的松柏，坚固的金石，悠悠的天地，这些事物的永恒与人生的短促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由于对人生命的珍视，风骨，风韵，形象这些新的理念才会深入文学创作，社会也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古诗十九首》之后，这种步伐和节奏才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一般来讲，魏晋六朝是一个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走向成熟的时代，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学中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的特征。所有的这一切都应是由对生命意识及其价值的探寻为基本要素的。
在剧变的时代中，思想的碰撞异常复杂，可能以前还是遮遮掩掩的东西，随着束缚力的减弱，会爆发出更为明亮的火花。以简明取代繁琐、以人性取代神性、以个性取代共性、以真实取代虚妄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风格恰恰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进程中最为核心的条件。我们不能说《古诗十九首》有如此伟大的作用，但文学确实赋予了它开启第一道大门的使命，我们也应正确评价《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这一标志性的转折意义。从此之后，文学最终指向了审美型的人生，使汉代以来功利型人生变化为非功利的审美人生，转化为重视个体的社会文化价值，个人的精神与情性也得到了充分开掘，为文的自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文学的自觉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个体意识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因为艺术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中，从《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唐代近体诗发展的源头意义上加以论证。首先，《古诗十九首》是抒情方式转变的显著标志，之前的乐府民歌呈现的慷慨悲凉之美学风貌依然转化，形成了意象遥深，幽微婉约。古代诗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精心构筑着自己的世界。其次，《古诗十九首》之后，文学观念日益明确，抒情技巧日益完善，文学创作活动已逐渐摆脱经史附庸的地位而走向独立。尽管刘先生语言上还没有这么果断下结论，但从其论述的脉络中依然是清晰可辨的。不知我的理解得其精髓否？
综而言之，以真为美的魏晋风度，其实质就是标榜个性的自由和生命的潇洒，也可说是对文学抒情功能的重新强调和发扬，它带来了诗的突破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多样。因为文学的本原应该是以超脱事务为表征，以满足内心为旨归，以审美愉悦为实质。如果没有生命意识的高扬便不会有魏晋风度的核心理论，更不会产生六朝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观念，也就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虽然还不好确定的说文学的自觉之路由此开始，但是《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地位确实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