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最令人神往和陶醉的人生方式无疑是诗酒风流，作为这个精神行为系统中最有神采的人物又当数李白。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摄下这样的镜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真乃谪仙人也，竟借诗酒风流的旷世才华，于醺醺然的状态中超越了几乎是不可超越的市井与朝廷、布衣与天子的等级台阶，这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史的奇迹。其实，杜甫之所谓“饮中八仙”，在人物品位上包括贵族显宦、清流文官和平民书生，涉及到他们不拘礼节的形形色色的生活趣味、公事之余的人生形态、消愁避祸的方式，以及宗教态度、世俗智慧和艺术创造的特殊精神状态。也就是说，杜甫在这些品位不等、年代略有参差的人物身上，描绘了一个未能躬逢其盛、而心向往之的精神自由雄放而清雅脱俗的“理想国”，一个富有魅力的“醉态盛唐”。
“斗酒诗百篇”已经成为“醉态盛唐”的旺盛蓬勃的艺术创造力的象征。杜甫以后的唐宋之世，文人们怀着无限钦慕而又难免自惭形秽的复杂心理，借此创造着有关李白的“新神话”。新神话的焦点始终不离布衣诗仙与盛世天子的话题，不离李白于天宝初年以布衣入朝而待诏翰林的诗酒轶闻，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对盛唐时代诗人面对天子乘醉逞才的行为，已经多有渲染：（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会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
在这则记载的人物要素方面，诗人与皇帝之外，宫人有了，但不是杨贵妃；高力士有了，但并没有屈尊侍候诗人。具备“四个第一”的人物要素，即诗才第一的李白、地位第一的玄宗、美貌第一的杨贵妃和内臣第一的高力士，则是唐人韦睿的《松窗杂录》所记载的李白醉赋《清平调》词三章。这里甚至让乐律第一的李龟年持金花笺去宣召李白，李白以名花第一的牡丹比喻杨贵妃，而且也写到高力士以脱靴为耻而谗毁李白了。以这类顶尖的人物要素，极写“醉态盛唐”的诗家殊荣和隐藏着的政治危机者，前尚有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后又有宋初乐史的《杨太真外传》，数代传闻都在苦苦地寻找着一种失落了的“李白现象”。
诗酒因缘，众所周知，是中国文学史中非常重要、非常广泛、非常久远的精神文化现象，韩愈称之为“文字饮”。李白代表盛唐风采，从诗酒因缘中创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他自然受过孔融、曹植、阮籍、陶渊明、贺知章、孟浩然的影响。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这是李白的原创，具有李白的专利权。“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嗜酒如命，但《咏怀诗》八十二首，仅一首言酒：“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因此醉态仅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非诗学思维方式。陶渊明把酒向诗学思维推进了一步，他述酒之诗甚多，但由于性情高逸恬淡，往往在吟咏酒中“深味”之时，以明净之心感悟和思考着生命哲学，未能潜入醉态狂幻的诗学思维方式的深处。如他的《饮酒》诗之十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阮籍的“对酒不能言”到陶渊明的“欲辨已忘言”，从其中一“不能”、一“忘”来看，醉态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方式，还不是他们的诗学思维方式。李白把醉态作为诗学思维方式则有了实质性的、原创性的进展。杜甫《饮中八仙歌》（同上）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简直是把李白作为“诗酒谪仙人”来描绘，斗酒诗百篇成了他醉态思维方式的概括性说明。这也就像王羲之也饮酒，我们在他的《兰亭序》书法中发现不了多少酒气，而到“张旭三杯草圣传，……挥毫落纸如云烟”，到了“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的时候，已是满纸醉态淋漓了。把醉态融于笔墨，乃是盛唐人的一大创造，是盛唐气象的重要体现。
没有醉态思维，是很难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样的句子，一句把时空拓展到黄河、天上、大海，一句把时间凝缩到一朝一暮。没有醉态思维，也很难写出“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样的句子，用散文写法，“昨天不可留”就足矣，不可留当然是“弃我去者”，昨日又何必加上“之日”；“今日多烦忧”就足矣，多烦忧当然是“乱我心者”，今日再加上“之日”，也打破常规。接下来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一是仰视青天，一是俯视流水，俯仰之间出入于人心和天地。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诗句都属于全人类诗歌中最有才华、最为美妙的句子。这就是醉态焕发出浪漫诗人自由创造潜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