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庄子》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校注阐释、理论研究、工具书修订三大类。校、注、译、释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和突破。崔大华的《庄子歧解》和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堪称《庄子》校勘注释的两大力作。崔氏《歧解》重在校注，征引前人庄学研究书目达100多种，重要版本大多罗列在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从郭象的庄子注到80年代初的庄学研究成果都在他关注的范围内；对于前人在校勘、注释方面的纷争，甚至一字一词，他都一一列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有关《庄子》校勘注释的“百科全书”，无愧为集大成的校注本。陈氏的《今注今译》是作者研究《庄子》多年的心血结晶，在王孝渔点校的郭庆藩释本的基础上，作者取精用弘，参校各种版本、校注本60余种，在校勘注释之余一并考证，对前人校注中的疑难讹误进行了补正。为了照顾各个层次读者，全文还在注释后面附有白话翻译，并对每篇进行节段划分，以进一步明析各节思想。由于此书考订精审，立论严谨，博取恢弘，注译深入浅出，此书为治庄者所必读。
尽管学界在确定《庄子》内、外篇划分，何时、何人所为，区分《庄子》思想内容和辨析《庄子》内、外、杂篇关系上还尚有分歧，但有五点越来越取得共识：《庄子》内、外篇之最初划分非郭象所为，班固之前就有内、外篇之分；《庄子》内篇成书时代总体上早于外、杂篇；《庄子》内篇和外杂、篇中的《秋水》、《知北游》、《达生》、《至乐》、《山木》、《寓言》等篇思想内容上可划分为一类，是庄子及其庄子后学中的嫡派所撰写，是《庄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庄子》外、杂篇的思想继承了庄子思想同时又有了发展和改造，里面融合了儒家、法家、老子的一些思想成分；《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集。这些共识的取得是庄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又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综合研究方面有张恒寿的《庄子新探》、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学研究》、崔宜明的《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等。他们注重庄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从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等各个层面切入《庄子》思想，同时也在某个局部上发力，如刘笑敢侧重于庄子、庄子后学三派（述庄派、无君派、黄老派）之间思想差异及内在变迁的梳理，崔大华致力于庄子思想与中国历代思潮内在关联的考察。他们这样做，既照顾庄学思想的复杂性、系统性，又不失自己独到的理解，为后人庄学思想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奠定了基础。专题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庄子》的文学艺术风格、美学思想、道论、天命观、语言与言说等等。有关《庄子》文学艺术风格研究的回顾，时下学人已有较好的总结，这里不再赘述，只强调两点：对庄子文体的研究比以往加强了。在先秦时代，《论语》是语录体写的，《老子》是用韵体写的，《孟子》是用论辩体写的，唯独庄子是用寓言体写的，一些学者对庄子寓言体写作的思维特色、表达方式以及为何采用这种体裁写作进行了系统探讨；对庄子的文学倾向与楚文化的关系以及庄子文学中的神话思维也作了探讨。
《庄子》的语言与言说研究也是庄学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研究又可细分为言说方式研究和言意观研究。言意观研究的论文有陈引驰《言意之辨导向文学的逻辑线索》、朱立元《试论庄子言意观》等。主要论述庄子“言意观”对魏晋“言、意之辨”和后世美学观、文学观的影响。《庄子》言说方式主要体现为“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杨柳桥在《庄子译诂·序》中、崔宜明在《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第一章中、叶舒宪在《庄子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第二章中专门涉及这一问题。崔氏把“重言”的“重”释为“重复”的“重”，而不是“为人所重”的“重”“重言”就是“重复”地说，“就是展示语言自身的某种悖反性的言说方式”，一洗旧俗把“重言”释为“为人所重者之言”，可备一说。杨氏认为“寓言”是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它的思想内容。叶氏则反对杨氏从内容与形式划分“三言”的方式，叶氏认为“三言”尤其“卮言”，不单纯是修辞技巧，而是形式内容与文字思想的水乳交融的匠意所在，它的展开方式是与回环运行的道同步的，由于道的回环运行，所以它也运用了“轮转无端、回环往返的语言表达形式”。叶氏一说颇有新意，应受重视。
在庄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特殊时代的热潮在庄学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痕迹，解放前胡适、梁启超、郎擎霄用进化论思想对《庄子》的解读，“文革”中庄子阶级性的讨论，改革开放后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庄子》的定位，无不反映出时代热潮对庄学研究的冲击。这种借特定时代“显学”来研究《庄子》的举措，至今看来弊大于利。它明显违背了这样一个从文本本身出发来研究对象的学术原则，他们庄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阐释《庄子》，而是利用《庄子》来说明和论证时代热潮。《庄子》成了证明特殊思潮的一个较好的脚注。由于没有从文本本身出发，他们阐释《庄子》难免差强人意，甚至十分离谱，自然，他们留下的学术成果经得起今人检阅的很少。
对于在正常的学术范围内且又在鼓励学术创新的学术语境中的当代学人的一些研究，我们往往对其所解读的研究对象是否切合《庄子》本身反思不够。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庄子》美学研究就是一例。《庄子》美学研究是八九十年代庄学研究新开辟的一个领域，但学人们在确定《庄子》美学这个研究对象时却往往照搬西方或今人眼光中的美学概念，而没有从《庄子》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思考《庄子》美学的特殊性，即庄子是以人生而不是以文学艺术为基点谈论美学，因此在他那里，还没有对文学艺术进行专门的美学评价，当代学人谈论庄子的美学范畴、艺术社会功能等等，事实上都偏离了《庄子》本文和当时的历史语境。百年庄学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校勘考注释本，如王叔岷、刘文典、陈鼓应等校勘注释本。可以这样说，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今人的《庄子》校勘考注释很难超越前人，因此，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庄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义理阐发成了时代的一种发展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当今。但这并不表明，庄学研究中相对属于传统研究领域的都已穷尽，实际上很多重要的甚至属于基础性的研究亟待展开，如庄子是宋国人为何受楚文化影响特别深这一问题，虽有庄学研究专家崔大华认为：“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可能是在楚国吴起变法时期（约在楚悼王十五年到二十一年，即公元前387-前381年）被迫迁移到楚国北陲，最后流落到宋国的楚国贵族后裔。”但这仅是推测性的，不能成为定论。可以这样说，至今为止，学界还没有系统地对庄子文学风格承继和思想资源来历作颇具说服力的说明。同样，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庄学史问世，无论是材料性梳理的、罗列每朝每代庄学研究概况的庄学史，还是以问题或人物为中心选取几个关键点写成的学术思想史。崔大华先生的《庄学研究》虽也具备庄子思想发展史的性质，但在问题取向上，不侧重于历代的庄学研究，而侧重于庄子思想在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历代思潮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且这种分析概括很粗略，严格说来不属于真正的庄学史研究。
《庄子》与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关系的专题性研究也势在必行，这方面虽有郭沫若先生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过《庄子与鲁迅》一文，并详细地分析了鲁迅文学、思想与《庄子》之间的关系，但这远远无法回应《庄子》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
另外，国外庄学研究与本土庄学研究在材料取舍、解读以及问题取向上所呈现出来的异同倾向，学界也关注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