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四梦”是汤显祖的四部传奇，即《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
《紫钗记》是汤显祖在其早年创作的《紫箫记》传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紫箫记》为汤显祖于万历五年至七年（1577-1579）间，以唐人蒋防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为素材创作的、未完成的一部作品，现存34出。至于未完成的原因，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中说：“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初名《紫箫》，实未成。”据此推论，似乎《紫箫记》未成是因为有影射时事之嫌。关于《紫箫记》未成而辍的原因，当今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徐朔方在其《汤显祖年谱》中专列“《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无关”一节，指出《紫箫记》未成而辍，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近年来，邓长风等人认定《紫箫记》对当朝首辅张居正有所讥刺，其未成与政治有关，见《〈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有关》。针对这种观点，徐朔方坚持自己的看法，依然认为“《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无关”，为此撰写论文《再论〈紫箫记〉未成与政治无关》。《紫箫记》对《霍小玉传》的故事情节、人物、结局多所改益，曲词华美，文采艳丽，关目平板，缺乏精彩的戏剧冲突，也完全改变了原著的悲剧结局和谴责批判意义。时人帅机批评其“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
一般认为，《紫钗记》为汤显祖万历十五年（1587）任南京太常博士时将未完成的《紫箫记》改写成的。全剧53出，多本自《霍小玉传》，写出身低微的霍小玉与流寓长安的书生李益在上元节之夜相会，霍小玉坠钗，李益拾钗并以此为聘礼托媒向霍小玉求婚，二人彼此爱慕。但卢太尉千方百计要将李益招赘为婿，始而笼络，进而软禁，还派人到霍小玉处声称李益已被卢府招赘。霍小玉典卖金钗，又被卢太尉所购，卢太尉又以金钗为凭，在李益面前言说霍小玉已经改嫁他人。黄衫客路见不平，将李益挟持到相思成疾的霍小玉处，夫妻终于团圆。
《紫钗记》塑造了霍小玉“情痴”的形象，是属于汤显祖的儿女风情剧作。
关于《紫钗记》的创作时间，夏写时的《汤显祖〈紫钗记〉成年考》认为万历十五年（1587）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博士时，《紫钗记》并未定稿，汤显祖任遂昌县令时，“在遂昌再度改写《紫钗记》，并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完成。”从而认为：“《紫钗记》虽是‘四梦’中艺术成就稍次之作，却是一个认识汤显祖、探究汤显祖曲意的关键性作品。”
《南柯记》共44出，取材于唐人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剧中淳于棼被免职后终日饮酒解愁，一日，于醉梦中为大槐安国使者迎去，与瑶芳公主相爱，被国王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因政绩显著，被国王招回朝廷加封为左丞相，权门贵戚，无不趋迎，以致于“乐以忘忧，夜而继日”，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为右相段功所妒，为国王所防范。瑶芳公主病逝后，在政敌的排挤陷害下，被以“非俺族类，其心必异”之名驱逐出大槐安国。惊梦醒后，才知道所谓的大槐安国原来就是自家庭前大槐树下的蚁穴。但他明知自己是在梦中结下的情缘、享受的荣华，还是舍不得亡妻，且要让契玄禅师将亡妻及其国人超度升天，最后，是契玄禅师的无情之剑斩断了淳于棼与瑶芳公主的情缘。
此剧叙官场险恶情状、难测世态，也写情为虚空，人生无常。
郭预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谈到《南柯记》的结局时说：“表现了汤显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弃绝”，“隐含了他对现实政治无可救药的感伤”。
吴梅对此剧的寄寓手法十分赞赏，认为“‘四梦’中惟此梦最为高贵”，因为它“借至微至思之蚁为一切有情物说法”，“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已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此临川填词之旨也。”但也指出了它是“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亦为见道之言。”
周贻白认为“《邯郸记》和《南柯记》都表现出他（汤显祖）对于当时所谓宦海升沉只看作顷刻之间就归于幻灭的一种梦境，但是，在以假作真的剧情进行时，却具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
大多学者认为《南柯记》不及《邯郸记》，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南柯记》的结构“有散漫拖沓之感。”徐朔方也认为“《南柯记》和《邯郸记》一样是人所共知的出世思想的题材，所不同的是它没有像《邯郸记》一样写出积极的内容来。”
《邯郸记》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汤显祖的剧本共30出，写吕洞宾来到邯郸赵州酒店，听到贫困潦倒的卢生对自己境遇的牢骚不平，和自己要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抱负。为度脱卢生，在邯郸道的旅舍内，吕洞宾给他一只瓷枕，使之酣睡入梦。卢生在梦中得美妻崔氏，在崔氏的安排下，进京应试。进京后，卢生以重金贿赂权贵，打通门路，中状元，入翰林。因利用职权，偷写夫人诰命，而被奸臣宇文融弹劾，贬往陕州。在陕州，他以“盐蒸醋煮”之法开通河道。后又被宇文融播弄到了天山边塞，因祸得福，以“御沟红叶之计”破了敌兵，立下功勋。但功成还朝，反而遭诬陷。宇文融被诛，卢生还朝，做了20多年的宰相。期间，皇帝赐给他土地，敕建园林亭台；又赏给他24名女乐，以供歌舞淫逸之用。梦中的结局是享尽荣华富贵后纵欲身亡。卢生梦醒时，黄粱饭未熟，而梦中却历尽人生宠辱生死。
在《邯郸记》中，梦中的卢生沉浮宦海，由潦倒困顿，而位极人臣；在剧本结尾，醒后的卢生幡然彻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期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于是抛弃一切，随吕洞宾远离红尘，飘然而去。这似乎是一种警示，是对现实政治的否定。
学者普遍认为，《邯郸记》是“临川四梦”中艺术成就仅次于《牡丹亭》的剧作。徐朔方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说《邯郸记》的成就“仅次于《牡丹亭》”，并指出它之所以成就高于《南柯记》，原因之一在于：“《南柯记》和《邯郸记》一样是人所共知的出世思想的题材，所不同的是它没有像《邯郸记》一样写出积极的内容来。”吴梅认为《邯郸记》的内容“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海习气，足以考万历间仕宦况味。”艺术上，“直截了当，无一泛语，增一折不得，删一节不得。”
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更多地关注《邯郸记》和《南柯记》的研究，对于《邯郸记》的成就，学者们的观点更多集中在了它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上。
怀玉《汤显祖创作思想的伟大飞跃》一文将《邯郸记》、《南柯记》与《牡丹亭》相比，认为：比起《牡丹亭》来，《邯郸记》、《南柯记》使汤显祖“从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局部否定走向全局的否定。”
何苏仲发表《应当重新评价〈南柯梦〉与〈邯郸梦〉》一文，指出“二梦”是对封建主义和当时政治的批判，且批判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就艺术而论，“感情醇浓，内容真切，形象鲜明，语言朴素自然。像这样的杰作在全部明人传奇里，也属罕见。”尽管有些夸张，但说明人们对《邯郸记》和《南柯记》的评价有了新的认识。
黄文锡、吴凤雏的《汤显祖传》认为：“《邯郸记》尽管也保留了有关神仙道化的构思，并生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但就其主要内容来看，却充满了战斗精神。”
张燕瑾在其《〈牡丹亭〉语言琐谈》一文中指出：《南柯记》、《邯郸记》的主导倾向是回首过去，总结过去，表现剧作家对功名利欲、官场生活的厌倦与否定。
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邯郸记》和《南柯记》都是“表现人生如梦的戏曲”，但它们“仍曲折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荒淫无耻，偶然还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邯郸记》中卢生“所创建的轰轰烈烈的功业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都成为有迹可寻但却毫无价值、全无意义的虚妄世界。这实则是对明代官场社会的深刻鞭挞和总体否定。”“全剧描摹了官场之上无好人的整幅朝廷群丑图。”“卢生的形象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黑幕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邯郸记》何止于痴人说梦，分明是直逼现实！”同时，也肯定了《邯郸记》的艺术成就，认为：《邯郸记》和《南柯记》“都是以外结构套内结构的方式展开剧情，但《邯郸记》的两套结构要精巧得多，不像前者有散漫拖沓之感。”
随着研究的升温，出现了一批有独到见解的关于《邯郸记》的研究论文。李晓于《艺术百家》撰文《〈邯郸记〉本事考及主要版本》；王南平著《〈邯郸梦〉创作成就浅谈》；程建忠发表了《〈邯郸梦〉思想内容新议》；吴秀华发表论文《解读人生何其悲——试论汤显祖〈邯郸梦记〉的思想意蕴》等，分别从版本、艺术、思想等方面评价了《邯郸记》的文学成就与地位。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吴秀华、李晓校注的《邯郸梦记》，对于研究《邯郸记》提供了较好的文本支持。
关于“临川四梦”的文学渊源，赵山林在《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文学渊源，在情感内涵上表现为对“魏晋风流”的继承，对于英雄豪杰、古今才子的多情的肯定，对人生中美的妙赏；在创作精神上表现为对唐人才情的倾慕，对元曲意趣神色的妙悟；在故事情节上表现为对魏晋志怪、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的有关内容的选择吸收，精心熔铸；在戏曲语言上表现为对唐诗、唐五代两宋词、元曲的融会贯通，点化出神。在多方面汲取的过程中，汤显祖都能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从而创造出“临川四梦”独特的风格面貌。对“临川四梦”的文学渊源做出了全方位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