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张孝祥等词人在南渡前后的创作，以其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相对而言，人们对他们的词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易于理解，所以研究中的争议不大；而他们的生平事迹尚不是很清楚，有的问题尚待探讨。岳飞是当时的名将，一阕《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在20世纪争议较大，其中所蕴涵的感情应如何评价，也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一、张元研究
张元是南渡前后的爱国词人，1949年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只有少数文学史或词史提到他的名字。比如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薛砺若的《宋词通论》等。在1949年以后，他因被列入爱国词人而得到较高的评价，才有学者关注他的生平事迹等问题。其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生平考辨，包括生卒年、籍贯、家世等。
梁廷灿在民国22年商务初版《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中将张元之生年定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卒年定为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稍后姜亮夫在民国26年商务版《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也同意此说，后来这一说法被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盛静霞《唐宋词选》、胡云翼《宋词选》及一些高校教材采用。曹济平在《南宋词人张元的生卒年问题》一文中认为，该说其实不正确。他指出，关于张元的生年，据《芦川归来集》（振起堂归抄本和依阁抄本）附录里他的孙子张钦臣写的跋语：“诵《甲戌自赞》而知芦川初度之年在辛未”，据此及相关资料辅证，张元的生年应该是宋哲宗元六年辛未（1091）；至于张元的卒年，尚不确定。据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三《挽张元国禄词》“归蒠三千远，亲年八十余”之说，知他活了八十多岁。后来作者又在《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张元生平事迹考略》、《词学》1981年11月第1辑《张元及其〈芦川词〉》中，把张元的卒年定为孝宗乾道六年（1170）以后。香港学者黄癿玉的《张元研究》一书中同意曹济平关于张元生年的推算，关于其卒年，则推断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理由为：其一，绍兴三十年前，张元有诗词作品，以后则一篇也没有；其二，据张元死后韩元吉写的《挽张元国禄词》的相关内容推断；关于韩元吉哀悼元死时“亲年八十余”的说法推断，元寿不可能过八十一。
关于张元的籍贯问题，历史上即有不同说法，如王浚明《幽岩尊俎录》说“永福张仲宗”，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十七《跋张仲宗送胡邦衡词》说“长乐张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他是“三山人”等。受不同古人的影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载《宋词四考》）、胡云翼《宋词选》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芦川归来集》，皆以为张元的籍贯是“福建长乐”，夏承焘等则沿袭三山之说。曹济平在《关于张元的籍贯问题》一文中，指出张元的籍贯应该是福建永福。黄癿玉也认为张元是“永福人”。因为：王浚明是张元同时而稍长的人；再是，从史料中关于张元叔父张励道、祖父张肩孟的记载看。曾意丹在《张元生平及其思想渊源考辨》中称，他见到《张氏族谱》，认为谱中所记张元事迹都是十分真实的，并指出张元的爱国思想是受其家族的影响，“其家族的人皆为显宦，所以在朝廷多与朝廷重臣交往，但却不与蔡京、王黼及以后的秦桧等权臣交往”。
（二）某些作品或史实的考辨。
段熙中在《张元“晚盖”质疑》一文中，指出《瑶台第一层》、《瑞鹤仙》二词不是张元的作品。这是针对夏承焘在《瞿髯论词绝句》中的说法。夏承焘认为，《瑶台第一层》、《瑞鹤仙》二词，是张元晚年献给秦桧或其家人祝寿的词，“但后来因作词送主战派胡铨、李纲，而遭致主和派的迫害，即此可见张元晚年品节”。故他在《论词绝句》中说张元是“堂堂晚盖一人豪”。段文认为，《瑶台第一层》、《瑞鹤仙》二词确系献媚于秦桧夫妇，但并非张元作。据作者考证，上述二词之出笼皆在绍兴十五六年前后，而张元作词送胡铨则在绍兴十二年，当时张元五十二岁，尚非晚年；作者还考证了秦桧对胡铨的态度、张元的个人遭遇以及绍兴十五六年张元的行踪，得出综合的结论：此二词绝非张元作。
王兆鹏在《读张元词札记》中，澄清了张元词中的一些注解所涉及的史实问题：其一，张元词中提到的“洛滨”，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唐宋词选》注“不详，疑是陈与义”。作者考证，洛滨是富直柔之别号。其二，针对吴启明在《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读词札丛》中说张元《贺新郎》词中“谪仙”指苏轼（而非如各家宋词选本所言为李纲）的说法，考证此“谪仙”只能指李纲。其三，针对《唐宋词选》前言中评张元送胡铨、李纲的词“两首词写得慷慨悲愤。张元在编自己的词集时，特意把这两首词压卷”的说法，指出张元并未自编词集，更未曾特意以此二词压卷。（按：“自定词集”说是很有影响的，程千帆、吴新雷在《两宋文学史》中仍持此说，并以之为张元能够突破自己早年词风的证据。）曹济平在《〈读张元词札记〉补正》一文中，肯定了王兆鹏的说法，又对其中引用材料的某些疏漏处作了补正。
（三）对张元词的评价。论者多突出其爱国词的地位与影响。如郑宾于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说他的词长于悲慨，极发扬蹈厉之致。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说他送胡铨、李纲的两首词“将当日河山之痛，赠别之怀，及牢骚抑郁之情，均直贯纸背，已开辛词先河，使稼轩为之，亦不是过”。胡云翼在《宋词选》中，针对毛晋在《芦川词跋》中说张元词极妩秀，“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的说法，提出：“这说得不确切。尽管张元的词有其妩秀的一面，决不能拉进周邦彦、姜夔一派里去。他的作品里最杰出的仍然是以悲愤为主的‘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一类的主题，这些作品给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开辟出一条康庄的创作道路。”作者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将他的地位安排得偏低，“我们认为应当把他和南宋杰出的词人相提并论”。
曹济平对胡云翼的看法不以为然。他在《张元及其芦川词》一文中，虽高度评价了张元具有爱国热情的词，但还指出，张元的词风是多样化的，有些词“委婉清丽”，与他那慷慨悲歌的豪放词是完全两样的。
白敦仁的《张元评传》，有一节专谈《芦川词》，认为“张元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的诗歌和散文都有较高的成就，但最出色的是他的词。他和另一个年辈稍晚的爱国词人张孝祥都是上继苏轼，下开辛弃疾的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张元词“长于悲愤”的原因是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其特点为：用词作武器，直接参加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现实政治斗争；通过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感时抚事，托之于音，表现了对国耻民瘼的深广忧愤；惆怅追欢，俯仰欲绝，通过今昔对比，曲折地表现出国土沦丧的悲愤。文章认为《芦川词》“集中也有一种如毛晋所说的‘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芦川词跋》）的作品”。
二、张孝祥研究
张孝祥作词出入东坡，而风格又极似稼轩，是南宋初年词风转变的著名作家。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陈郡汤衡《序〈于湖词〉》云：‘元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微张公之词，同一关键’。以于湖并东坡，论亦不误，惟才气较薄弱耳。”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说，张孝祥作词的作风极似东坡，如《念奴娇·过洞庭》、《西江月·丹阳湖》等词“清疏的音节，与潇洒的情怀，神似东坡中秋及重九诸作”，而《满江红·听雨》则“清幽流畅，一气呵成，则又极似稼轩《满江红》‘满言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三山绿……’，他有时‘兴酣笔健’，发为慷慨壮烈之音，且有更甚于苏、辛者”，如《六州歌头》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说他的作风“实介在苏轼与辛弃疾间，近苏是由于他的生性，近辛是受时代的影响”。又说他的词“无论是写景、言情以及颂美，大抵以清隽为宗，‘读之泠然洒然’。‘肝肺皆冰雪’，我们愿以此语品题张词”。胡云翼说，张孝祥与张元是“南宋初期词坛的双璧，是伟大词人辛弃疾的先行者”。
刘强在《试论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的主要成就》中，先分析了张孝祥的文学观，说“他把学习和创作当成教化风俗、振兴国家的手段”，以填词反映更广阔的现实生活，作为战斗武器，不但要继承苏轼“不喜剪裁就声律”的传统，“更注重于词情词气上激昂排宕、气势猛足，思想内容上忧愤深广、纵横开阔”。文章又分析了张孝祥的创作实践，从思想内容上说，他“用词来反映民族矛盾和朝廷内部的和战之争”，“对国土分裂，南北割据的痛心局面作了真实描绘，表现了他至死不忘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唱和应酬词“一反专写离愁别绪的传统，唱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新战歌”；从风格上说，他介于苏轼与辛弃疾之间，“虽承袭了苏轼那种洒脱旷达的成分，但由于时代环境不同，他平时欲‘扫平虏寇’的‘湖海豪气’则占据了主要地位，同时他那广博多识的胸次笔力，又使其词‘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反复究观，无一字无来处’，呈现出‘词论’、‘词文’的特色”。从艺术手法上说：词人善于把自己的政治观点通过高度概括的阔大景象来传达，而论事是目的，写景是辅助手段；词人“极富于驰骋想像，驾驭古今，把现实斗争同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穿插起来描写”；词人在驾驭语言上，张词“典丽”的色彩尤为突出；词人写景词“以纵横开合的大笔，极度夸张的手法，描绘高山大川，明河星辰，最后落笔却在词人拔天耸地的高大形象上，突出了自己冰清玉洁的品格，叱咤风云的本色”。文章最后指出了张孝祥的不足，对他的评价是：总的来说不及苏轼，有时过分逞才使气，一挥而就，未加思考，不免时露竭促之处，议论过多，流于太浅直，缺乏形象性。但词人的革新创造精神和某些大胆尝试，为辛词的崛起开辟了新路。
在张孝祥研究中，宛敏灏是用力最勤、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学者。他早于1937年2月即在《学风》7卷2期发表过《于湖先生张孝祥》；后在1957年的第1期《安徽师院学报》发表《张孝祥世系里贯考辨》；在《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4、5期发表《张孝祥年谱》，其后又在《词学》第2、3辑刊发了《张孝祥年谱》（重写稿），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著有《张孝祥评传》；可说是在张孝祥的研究中用功最多，收获最大的学者之一。他在《张孝祥评传》中评其词说：“大抵激于爱国热情，发抒忠义之气者，则如惊涛出壑。这是于湖词的主要部分，正如谢尧仁所云：‘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薐，荡朱、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忠愤激切之情往往不能自已而发之于词，其最著者如《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等都是。前人论词，如陈廷焯、张德瀛、冯煦等多予此类作品以很高的评价。其直抒胸臆者，则如净练赴海。宋周密选的《绝妙好词》，以孝祥为首，其所取者似侧重这类作品……至于摹景融情，别有清隽自然之趣者，则似绉鄃纹江。这类词小令如《浣溪沙·洞庭》，长调如《多丽》（景萧疏）等。”这是将张孝祥的于湖词按风格分为三类来论述。后来他还作了《张孝祥词笺校》，被誉为“当今最佳（于湖词）校本”。他的《张孝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定张孝祥的生年为高宗绍兴二年壬子（1132），卒年为孝宗乾道五年乙丑（1169），卒年38岁。该文还分析了张孝祥与张同母子的关系，并分析了《于湖词》中难以索解的一些本事。
三、岳飞《满江红》词真伪辨析
岳飞虽为武将，但20世纪的文学史或词史著作常常要提到他，原因在于他写了传诵千古的《满江红》词。但有学者认为，这首词并非岳飞的作品，是伪作。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余嘉锡（他可能受到清代王昶的启发），他在《四库提要辨正》之卷二三《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条证据：一是《满江红》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不见于宋元人的记载，及所题咏的跋尾，实出于明代中叶以后。二是岳飞之子孙霖、珂两代搜访父祖遗稿不遗余力，而岳珂的《金陀粹编》却未收此词，且岳珂平生富收藏，精鉴赏，苟得名人法书，必著录于宝真斋而为之赞，使当时手泽犹有存者，肯不亟亟录访而听其放失哉！他自嘉定三年十一月作序后，直至端平元年十二月重刊《金陀粹编》，时凡三十一年，其所刊《鄂王家集》仍只三万余言，而无《满江红》词。夏承焘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中，又提出了新的证据：第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有问题。岳飞要攻打的是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内，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由唐至明，以贺兰山入诗词者多是实指，宋人以贺兰山入诗词者极少，他们指宋、金边塞，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从来没有用贺兰山的。贺兰山在那时属于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元路和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打西夏，那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而宋人则不可能。《满江红》词中如此说，反映的正是明代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杭州岳坟有赵书碑阴《书武穆王词后》，末署“弘治十五年壬戌”，前此四年正是王越在贺兰山打了胜仗。第二，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四折皆岳飞一人唱，没有一句引用《满江红》词语；而明代姚茂良作《精忠记传奇》，则多处引用该词。根据这些证据，他推测该词可能作于明天顺初（1457）至弘治十五年（1502）的五十年间，作者可能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同意夏承焘说的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0年第10期徐著新的《不是岳飞的〈满江红〉》、《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吴战垒《难以推倒的疑案——谈岳飞〈满江红〉词》等。
坚持主张《满江红》是岳飞作品的，以邓广铭为代表，他发表在《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哲》1982年第1期发表《再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是：首先，从史料关于岳飞的记载和岳飞其他可信的作品看，岳飞有写作《满江红》词的才能。其次，从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岳飞时时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家国之恨。他的诗词与该词属于“无差别境界”。他反驳了余嘉锡、夏承焘的意见，认为岳霖确实对其父的各类作品作过搜求工作，但岳珂所作的只是编次刊印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而否认其为岳飞作一样，也不能因《满江红》不收入其中而否定其为岳飞作”，不见于宋元人笔记、杂录，并不等于宋元人书中从未出现过这一作品。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有一块刻着《满江红》的石碑，书者为该县秀才王熙，落款为英宗天顺二年（1458）春二月，比杭州岳坟的碑早了40年。汤阴岳庙建于明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落成后袁纯选录岳飞诗文编为《精忠录》，卷三即收入此词。则此词的出现，最迟应在15世纪50年代的初期。其来历，或据南宋的著述，或据元代的著述，二者必居其一。所谓“踏破贺兰山缺”，应该是泛指，而非实指，或用前人成典，也不应该对此句作孤立的推敲。且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和岳飞的生平事迹十分吻合。元人《宋大将岳飞精忠》杂剧无《满江红》词语，只能说明作者见识不广，就连岳飞写在“题记”中的富有报国热情的语句，该剧也未曾引用过。
在争论之中，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最有代表性，可以说基本代表了从30年代问题提出以来到80年代初整个争论的焦点问题。
1985年，王克、孙本祥、李文辉发表论文《从“贺兰山”看〈满江红〉词的真伪》，指出《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是泛指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作者收集到的用“贺兰山”一词的诗词，不论是明代、清代还是近代，都是实指，没有泛指者。同时，作者又指出实指论者的观点也是漏洞百出的，如果说是明代人伪作，则“靖康耻”等句无法解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与明代王越的胜利相去甚远。作者指出，在中国有两个贺兰山。另一个是在河北磁县境内，是当时南北官道的要冲，也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岳飞最早认识到该地的战略地位，这一带是岳飞早期军事生涯的活动中心，且是他驻兵岳城时的练兵场，也是他预计将与金国决战的战场。他曾六经贺兰山，对该地有深刻的印象。作者认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不但不是该词为明代人伪作的证据，恰恰是该词为岳飞作的证据。但这一说法也并非没有问题，马里千在《贺兰山和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一文中指出，历史上还有一座贺兰山，在江西赣州市西北，但它与磁县的贺兰山都不可能是岳飞所指的地方，磁县的贺兰山是后来取的名字。它当时虽已沦陷于金国，但仍是南北相持时，河朔起义豪杰出没的地方，如果岳飞要收复的仅仅是此贺兰山，志向未免太小。作者以为，词中的“贺兰山”是用唐诗的典故，是指宁夏境内的贺兰山。词中“笑谈渴饮匈奴血”而非“金人血”，也是用的典故。作者也倾向于该词系岳飞自己所作。
1988年，周少雄在《祝氏族谱及岳飞〈满江红〉词考异》一文中，利用李庄临在《岳飞〈满江红〉词新证》（《戏文》1986年第2期）中刊载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记载的岳飞与祝允哲唱和《满江红》词的材料，对该族谱进行了一些考证，认为该族谱有一定的可靠性。关于祝允哲的材料鱼龙混杂，但真多于伪。他又分析了祝允哲与岳飞可能的种种交往情况，认为“无论如何，种种存疑，岳、祝唱和词并非凭空捏造，当有出处。疑当时岳、祝往来书札，祝家存有不少，岳飞获罪后，家人销毁，后岳飞平反，祝人修谱又寻检岳残札存录其中”。祝氏族谱的价值在于“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了岳飞《满江红》早期流传的另一版文字”，与历来传写的《满江红》词相比，该谱所记者“似乎更为朴实、粗率、沉郁，并且无引起疑问最大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及‘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用自己事迹的典故”。
由上述可见，关于《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的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清，但倾向于真的材料似乎比较多一些。
除了该词的真伪问题外，还有对《满江红》词的解释问题。对其“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传统的解释是：将功名视为尘土。1982年《文史哲》杂志刊登了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臧克家指出“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邓广铭也认为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与全词高昂气概相吻合，“且还能使这一句与岳飞其他诗文中所表现的意境全相吻合”。
另外还有对此词的艺术评价问题。陶尔夫、刘敬圻在《南宋词史》中说：“这首词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感情饱满，气势雄伟，风格豪壮，加之以音调激越与拗怒情感的完美结合，取得了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认为它应“理所当然地进入文学史中第一流作品的行列”。这可以代表肯定《满江红》词的大部分人的意见。王富仁在《诗与英雄——对岳飞〈满江红〉词的一点异议》中说：“对英雄人物的词也要以审美的标准衡量。”他认为，这首词“在感情上疏离了与君的关系，以臣子自称的诗人把君臣关系纳入到了上下尊卑关系之中”；“疏离了与广大社会成员的关系，把诗人的感情倾注在了君主一人身上”；“疏离了抒情主人公和诗人自身的关系，在词中抒情的我是作为臣子的我，而不是本我”。并说这首词思想有些空洞、感情有些浮薄，给人的不是美的精神享受，“如观勇士献技，虽见其勇，服其志，感其气，一时情绪振奋，心神俱旺，但终觉与自己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