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天祥及其作品
单就诗歌的艺术技巧而言，文天祥的造诣算不得很高，他前期的诗作与普通士大夫的作品并无多大区别，其词的数量也很少。但20世纪关于他和他的诗词的文章却远远超过一些宋代的大家，如欧阳修、黄庭坚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文天祥的民族气节一直在感召着研究者，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20世纪前50年还是后50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在论南宋文学时说：“南渡以来诗人犹承江西余韵，放翁石湖，格调平正，最为大家。朱晦庵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而水心四灵，效晚唐体。沧浪又持妙悟之论，以盛唐为宗，皆力有未宏，其流不广。于是江湖诗人多纤琐粗犷之习。文文山留意杜诗，指南前后集中，每有可观之作。”
但人们一直在探索、在重复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天祥的爱国思想与爱国精神。李洁非1936年刊于《图书展望》第2卷第2期的《中国男儿文文山先生》，黄清1948年刊于《协大文艺》第21期的《文山先生诗之风格》等，以及后来王冰彦刊于《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的《文天祥诗歌的爱国思想初探》、王水根发表于《华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的《文天祥的爱国思想评述》、胡守仁刊于《争鸣》1983年第3期的《文天祥的爱国思想》、孙昌武刊于《散文》1982年第9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颂歌》等数目众多的文章，无一不是突出其爱国这一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指南录后序》和《正气歌》等作品的研究。
何迦陵在《读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一文中，对文天祥写作的背景等问题作了分析，指出：“《指南录》和《指南后录》是流传不朽的给人以爱国主义教育的伟大史诗，他的精神是不死的。”并指出，“本篇在选材方面是极善于剪裁的，叙事繁简各得其当”，“这是一篇说明文，却含有极浓厚的抒情意味，由头到尾，寓抒情于叙、议之中，可以说没有一件事不包孕着恳挚的性情，没有一句话不流露着坦白的胸怀。由于作者感情热烈，学养深粹，他写出的文章常常因时、地、人不同而发生变化”。吴海发的《〈指南录〉编辑年代和〈后序〉写作年代考辨》一文中认为，当前流行的关于《指南录后序》的写作年代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如杨德恩《文天祥年谱》第237页将其系于景炎元年五月之下，说“是月编《指南录》，并作后序”。中学语文课本亦如此解释。作者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其不可能是景炎元年夏五月之作，并证明是辛巳年（1281）夏作于狱中，在他被杀害之前的一年半。后来作者又在《文天祥〈自序〉与〈后序〉的再研究》中指出，《自序》是一篇传记，不是为《指南录》所写的序言。
伯山的《文文山临刑诗的真伪问题》一文，考证现文天祥的两首《临刑诗》均非他自己的作品，而有可能是元人的伪作。这一发现并未引起争议。唐圭璋在《文天祥〈念奴娇〉词辨伪》中提出：署名文天祥的《念奴娇》（水天空阔）一词，是系其友人邓光荐作。因为《文山先生全集》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刻本；一种是雍正三年文天祥十四世孙的家刻本。两种刻本卷数不同，编次不同，内容文字也有出入。后来沿袭鄢懋卿本的还有嘉靖三十九年罗洪先刻本，崇祯二年钟越刻本，康熙十年曾弘刻本。沿袭雍正三年家刻本的还有乾隆二年刻本和道光十年刻本。该首《念奴娇》词在嘉靖刻本中题作《驿中言别友人》，明清以来词选如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十，清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三，沈辰垣《历代诗余》卷六十九，张宗肃《词林纪事》卷十四及江标刻的《文山乐府》皆据嘉靖本定为文山词。但雍正以来的家刻本皆题为《驿中言别》而旁注“友人作”。在此首词的下面有一首和词，正是文天祥自己的作品。由原词中“牛斗空认奇杰”一语，可以知不是文天祥自己的口气。于是作者推断是文天祥的友人邓光荐的作品。但这首词是文山词之名作，许多词选均以此词入选。后来韩志远在《文天祥〈念奴娇〉不是伪作》中，对唐文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较早的文天祥诗文集的版本有道体堂刻本，已佚，现存《文山先生全集》的刻本是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介的刻本，收入此词，明代一直没有人怀疑该词是伪作。雍正文有焕刊本距离元代年代久远，不足为据。且该本一直不为人们所注重。元代和明代人们对文天祥的精神都极力宣扬，但家刊本一直不刊行，说明“文家并没有藏有文天祥诗文原稿”。至于《驿中别友人》之后的和词也不难解释，将几首和词排列在一起，在其全集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从词的内容来看，该词也应该是文天祥所作。
关于文天祥的词，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正之变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而观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龙榆生在《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中说：“文天祥于宋室垂亡之际，慷慨勤王，虽兵败被囚，就义柴市，而精忠浩气，长留宇宙间。偶作歌词，非有意于学苏、辛，而风格与之相似。”并评其《大江东去·驿中言别友人》一说：“以此殿天水一朝，与岳飞之‘怒发冲冠’，遥遥相望，为吾民族生色不少。”胡云翼说：“文天祥晚年的作品不论文章、诗、词都是用血泪书写的，情辞哀苦，而意气激昂”，“反映了作者生死不渝的民族气节和顽强斗志，感染的力量极其强烈，简直使读者觉得艺术技巧和修辞是多余的了”。缪钺在《灵词说——论文天祥词、论刘辰翁词》中指出：文天祥“平生作诗很多，而作词则甚少，他大概也是余事填词的人。《文山先生全集》中载词七首，后又从《草堂诗余》中辑录《沁园春》一首，共八首，唐圭璋《全宋词》中即录此八首。而其最佳之作则是在宋帝籨祥兴二年己卯（1279）北行途中暂居建康时所写的数首。”并指出文天祥在词史上应有较重要的地位。
关于文天祥的诗，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成前后两期，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作的诗比例上大的使我们吃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他在这一个时期里的各种遭遇和情绪都记载在《指南录》、《吟啸集》里，大多是直抒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文天祥集杜甫诗句，著有《集杜诗》200多首、《胡笳诗》18首，颇有特色。莫砺锋在《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一文中指出：“文天祥的这些《集杜诗》是历代集句诗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它的出现说明集句诗也可以改变其文字游戏的性质而步入严肃创作的殿堂，虽说这也许是古代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文天祥的这些诗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集句诗的对象“必须是一位诗歌题材内容十分丰富的大诗人”，才能很好地表达集句者的思想感情，而杜甫最符合这一条件；其次，要作好专集某家诗句的集句诗，作者必须与原作者在思想情操、生活经历等方面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文天祥集杜甫诗句符合这一条件。文章还对文天祥的这些诗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性作了论述。
金其在《文天祥诗歌散论》指出，文天祥前期的诗可以分为言志、闲适、应酬三类，“从内容到形式风格仍未脱南宋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诗人的常规表现，而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这245首诗似都称不上‘文天祥诗歌’”。而德以后出现典型的、真正的文天祥诗歌“是一个身负军国大任的政治家的从容自序”，“如果说《指南录》是文天祥无畏奋斗的抗争记事、遇难历险的逃亡实录，那么，《指南后录》则是他国破家亡、身入囹圄的壮烈誓言和内心独白。两者皆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却沸腾着爱国的热血，涌泻出纯洁、光明和赤诚”。并认为文天祥诗是：“把杜诗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传统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他的创作实践所代表的诗论主张和审美理想翻开了杜诗传统灿烂辉煌的新的一页。”
二、汪元量、刘辰翁等作家
除文天祥以外，在宋末的遗民作家里，较受研究者重视的还有汪元量和刘辰翁等。现将有关论述分别介绍如下。
（一）汪元量：
首先是关于汪元量的生平事迹问题。30年代，郁达夫1934年11月发表在《人间世》第15期的文章《钱塘汪水云的诗词》对汪元量的生卒年作过考证，后来，史树青发表在《历史教学》1963年第6期的《爱国诗人汪元量的抗元斗争事迹》、孔凡礼发表于《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的《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平和著述》，及杨树增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的《汪元量祖籍、生卒、行实考辨》等，对汪元量的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考辨。有两个问题引起了讨论。
1.汪元量的生、卒年。
关于汪元量的生年，郁达夫以为当生在嘉定、宝庆之间，或在绍定年间出世的也说不定，其卒年则当在元贞元年前后。史树青同意郁氏之说。孔凡礼则认为汪元量生于宋理宗淳元年（1241），而其最晚活动时间是大德十年（1306），当时汪元量“最少已是66岁的老人了”。杨树增认为，汪元量的生年当在淳六年至十年（1246—1250）之间，又根据危素对汪元量音容笑貌的熟悉，假定他15岁时见过汪元量，推知至治三年（1323）汪元量还活着，“这时已年近八旬了”。
2.关于汪元量是否仕元的问题。
王国维《书宋旧宫人诗词、水云集、湖山类稿后》认为汪元量曾仕元，且在元颇为显贵，说：“汪水云以宋室小臣，国亡北徙，侍三宫于燕邸，从幼主于龙荒，其时大臣如留梦炎辈，当为愧死。后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具在，不必讳也。”“水云在元颇为贵显，故得橐留官俸，衣带御香，即黄冠之请，亦非羁旅小臣所能。后世乃以宋遗民称之，与谢翱、方凤等同列，殊为失实。然水云本以琴师出入宫禁，乃娼优卜祝之流，与委质为臣有别。其仕元亦别有用意，与方、谢诸贤异迹同心，有宋近臣，一人而已。”孔凡礼又补充说：“元量素以淡泊为怀，由于处于特殊之环境，特殊之地位，其任元职有无穷之隐衷在。平心而论，元量以元官为掩护，有便于坊间。后者更为元量用心所在……要之，元量所持之立场，乃爱国主义之具体表现。由于忠宋立场之坚定，故于谢后去世、少主西行、金后为尼之后，即黄冠难归，地老天荒，抱恨无穷，萧然水云之间，以明心迹于天下。”杨树增则认为，从汪元量的思想看，他没有丝毫仕元的动机，也无仕元的实际行迹，刘辰翁、谢枋得对汪元量的评价都很高。因此，他也认为“汪元量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文学家”。
汪元量的诗，以宋亡时被迫随宫人北上的记实之作最为有名。柯敦伯《宋文学史》云：“汪元量尝随三宫入燕，久之，为黄冠南归，往来匡庐彭蠡间。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闲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逴而悲。时人称以为诗史，比之杜少陵云。”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98首和俞德邻的《京口遣怀》一百题算规模最大，但是他写得具体生动，远在俞德邻之上。从全部作品来看，他也是学江湖派的，虽然有时借用些黄庭坚、陈师道的句式。”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说：“汪元量（生卒不详），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他本是宫廷的琴师，南宋亡后随六宫到燕京，晚年请为黄冠道士，归老南方……他的诗中最著名的是《醉歌》、《湖州歌》、《越州歌》。这些诗用七言联章的形式，纪实的手法，把他所目击的南宋亡国、六宫北迁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心情十分辛酸沉痛。当时刘辰翁等人称他为‘诗史’。”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有关汪元量诗歌的单篇论文，如杨积庆的《论汪元量及其诗》以探讨汪元量的生平为背景，描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对其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另外还有程亦军发表在《广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的《论爱国诗人汪元量及其诗歌》、沙灵娜发表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的《论爱国诗人汪元量》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征引。
3.关于汪元量的词。
缪钺在《论汪元量词》中指出，汪元量词52首皆“直抒胸臆，自然流露，无意求工，也不受当时词坛之影响”，与张炎、王沂孙皆无往来，“不多用典故及辞藻，常用比兴而不流于隐晦，着笔疏淡而不失于枯寂”，与刘辰翁的《须溪词》接近，“盖两人均抱遗民之痛，怀故国之思，而其作品亦如笙磬之同音也”。
（二）刘辰翁：
刘辰翁的生平事迹，以往研究的不多，马群的《刘辰翁事迹考》称“今据两种须溪集本，及刘辰翁之子刘将孙的《养吾斋集》，参正万氏（万斯同《宋季忠义录》）所撰，和其他有关资料，钩稽排比，考定其生平事迹”。据作者考证，刘辰翁生年当在宋宁宗绍定五年（1232），卒年当在大得元年年初，其时或犹为元贞。并对其生平事迹、著述版本考证甚详。王士博的《刘辰翁评传》说：“刘辰翁生当末世，虽然关心国事，鲠直敢言，但只能碌碌依人，浮沉下僚，无所作为。后来，国事日益败坏，他便转而致力于著述和文学创作……亡国的悲愤是刘辰翁创作的动力，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是刘辰翁创作的思想源泉。”又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刘辰翁所作诗文“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或不可句读，尤不免溢于绳墨之外。特其蹊径本自蒙庄，故惝恍迷离，亦兼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且其于宗邦沦陷之后，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涕多有可取者”。认为所论大意不错，“不过务为艰涩原非作者本意，所受蒙庄影响也并不多，只是杈竍不平的心境和抑郁难宣的情绪使他造意遣词往往流为奇怪迷离惝恍罢了”。
关于刘辰翁的词，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的评价很高，说：“《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又说：
“《须溪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假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龙榆生在《南宋苏辛词派的渊源与流变》中即引其语说：“况周颐云：‘《须溪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假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其词笔多用中锋，风格遒上，略与稼轩旗鼓相当。’（《餐樱庑词话》）集中如《兰陵王》、《宝鼎现》、《永遇乐》、《摸鱼儿》诸调，并沉郁苍凉，表现亡国之哀，绝无萎靡不振之气，苏、辛词派，至此又别放异彩，而河山终沦异族，其遇重可悲已！”薛砺若则说：“辰翁为宋末一大作家，其词轻灵豪健，兼苏、辛之长，而无造作矫揉之失，其轻灵之作如《浣溪沙·感别》云：‘点点疏林欲雪天，竹篱斜闭自清妍，为伊憔悴得人怜’；又前调《春日即事》云：‘睡起有情和画卷，燕归无语傍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皆轻灵婉丽，不亚小晏、秦郎。其豪健本色之作，多淑世悱恻感慨之音，尤为擅长。”所以刘辰翁被认为是南宋末的辛派词人。王士博在《刘辰翁评传》中指出，《须溪集》第八卷、九卷、十卷收词350余首，大半是宋亡后所作，其中除小部分写景、咏物、应酬之作外，都是感怀时事，悼念故国，抒发兴亡感慨，表达亡国遗民悲愤的作品。“当时最著名的词人如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都谨持周邦彦、姜夔的衣钵，以低回掩抑的词笔，效寒蝉孤雁的哀鸣，咽沉凄楚，婉转动人，固然有其长处；但就爱国思想的鲜明、强烈，反映现实的广阔、深刻来说，比之于苏、辛词派的后劲如文天祥、邓剡、刘辰翁等人来说，就略逊一筹了。在后一派词人中，民族英雄文天祥词作甚少，然其光焰气概，高出侪辈，但如果不以词人来论文天祥的话，那么，刘辰翁就是宋末元初词人的冠冕了。”并指出，刘辰翁不但善于写《兰陵王》那种雄浑苍凉、有高度概括力的慢词，也善于抓住生活细节，而写出节奏轻快而内容深厚沉重的小令。
关于刘辰翁的小说评点，陈金泉在《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中认为，刘辰翁“注重对人物形象的阐释，把人放在小说艺术的审美核心这个位置上来进行考察”，“还较为深刻地阐释了小说艺术中的情感表现的特征”，“认为小说的情感与人物形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情感放在社会的人情事态中去剖析，提倡“神”的审美境界与“鄙”的审美语言等等。作者认为，“刘辰翁不仅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真正的开山者”。
（三）其他遗民作家。
郑思肖也是遗民作家里较受人重视的一位，考证文章有倪墨炎《战地增刊》1979年第2期的《郑所南和他的〈锦钱余笑〉》、姜纬堂《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等；论述文章有陈节《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的《试论郑思肖的爱国主义诗歌》、陈福康《福建论坛》1988年第3期的《论郑思肖的创作道路与成就》等。关于谢翱的研究文章有缪品枚《宁德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的《论谢翱的诗歌创作》、汤鸣统《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3年第6期的《谢翱生平新探》、鲁同群《宁德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的《宋末诗人之冠——谢翱》等。林景熙、谢枋得等诗人也有文章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