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北宋中期的文坛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是当时诗文革新的领袖。他对梅尧臣与苏舜钦的推崇、对太学体的反对，都在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西昆文学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否定。20世纪的欧阳修研究，一是分析评价他的文学地位，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还有一场关于欧阳修文学领袖地位的争论；二是分析欧阳修诗、词、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相比于苏轼的研究，欧阳修研究在文章数量上远远不如，因而还显得稍微薄弱。总的看来，研究者都能够认识到欧阳修的重要性，对其文学创作特性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20世纪研究欧阳修生平与思想的主要成果，是几部传记和几部作品选的前言，专门的研究文章不多。已出的欧阳修的传记有：梁容若的《欧阳修》，台湾《中国文学论集》1958年第4期；刘子健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印行；袁行云编的《欧阳修》，中华书局1961年版；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张华盛的《欧阳修》，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郭正忠的《欧阳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洪本健的《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及其《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一、生平、籍贯与谪滁前的狱事
研究者一般都将欧阳修的生平按仕途的发展分期，比如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中，将欧阳修的一生分为六节论述：西京留守推官时期；从贬官夷陵到复职；参与庆历变法；中年的蹉跎与再起；嘉治平之治；由剥而复的晚年。施培毅《欧阳修诗选》的《前言》，将欧阳修的生平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并描述了其特征：一是，39岁即庆历五年以前，“满怀豪情，以天下为己任”，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很快被公认为文坛领袖；二是，39岁—48岁，“思想上开始萌发了消极的因素，但主导倾向仍是对新政失败不甘心”，具有个人思想和艺术特色的诗篇多写于此时；三是，48岁—61岁（至和元年到治平四年）重新被启用，但思想苦闷，报国无方，“归颍”无期；四是，61岁—65岁。年已垂暮，又来了一次打击，“虽仍在官身，早已身游家园了”。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论述了欧阳修的籍贯与家世以后，将其生平分为青少年、初入仕途、庆历新政、十年辗转、重返朝廷五个时期，也相应地分析了他在每一个阶段的特点。
关于欧阳修的籍贯，宋人吴充、韩琦撰写的欧阳修行状和墓志都说他是“永丰人”；20世纪的《辞源》、《辞海》等都说他是“吉安人”；王树、王水根在《欧阳修籍贯辨正》一文中认为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而非吉水或吉安人。魏峡在《欧阳修籍贯小议》中认为，欧阳修的籍贯不是庐陵，而是四川绵阳。关于欧阳修的生平考证文章，还有《争鸣》1985年第3期杨忠的《〈宋史·欧阳修传〉勘误》等。
庆历五年五月，欧阳修外甥女张氏因私通仆人而下开封府狱，欧阳修也因被认为与张氏有暧昧关系被牵连入狱，八月落榜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史贬知滁州。《宋史》对此事含糊其词，古代论者多为欧公辩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为此事展开了一场论争。胡适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中指出：“欧阳修两次被人用家庭昧事参劾，一次在庆历五年（1045），他年39；一次在治平四年（1067），他年61.”后一次属“无根之言”，而第一次牵涉他的外甥女张氏，王《默记》记录最详。胡适认为：“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39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似认为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储皖峰在《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中，考证了涉及张氏的艳词《忆江南》是欧阳修所作，且以为“他受了‘情’的支配，便投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谭正璧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虽以为此事可靠性“很脆弱”，但也基本上认为欧阳修与张氏有暧昧关系。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中，否认欧阳修张氏案与长媳案的可靠性，但他指出，在西京任官时，欧阳修少年得意，心怀大志，可私生活不免放纵，以致成为日后两件风流案——张氏案与长媳案被人诬告的原因。
谢桃坊在《欧阳修狱事考》中，详细考证了欧阳修狱事的始末及其政治原因，分析了与欧阳修“盗甥”之诬有关的艳词，认为：“欧阳修因张氏案而入狱，是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守旧势力对庆历政治革新的最后一次打击，采用了卑劣的制造阴私丑闻的手段。案件的审理过程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和守旧势力的阴谋安排。虽然当时欧阳修‘盗甥’之诬已辨清，且有定论，而12年之后政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旧案重提，煽动下度举子的反欧情绪，并附会上似是而非的艳词以广传播。”认为此案与苏轼的“乌台诗案”一样，事本莫须有，应该加以廓清。
二、政治态度、处世态度和人格
欧阳修在王安石变法中的政治态度，是有关他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世纪之初，梁启超在《王安石评传》中虽极力赞美王安石，也不过仅仅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诤臣”。而1949年以后，一些人则以王安石变法为尺度衡量欧阳修，认为他是“保守派”。至80年代中期，谈敏还在《欧阳修晚年政治态度之我见》中认为，欧阳修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态度是保守的。该文似乎是针对郭预衡的《论欧阳修》一文，郭文对欧阳修的政治思想作了重新评价，认为欧阳修“不是保守派，而是改革家”，并分析了欧阳修对宋代兵骄吏冗等现实问题的改革主张，认为他针对多年的积弊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但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改革虽不成功，但欧阳修的这些主张，却有文献可征，其思想光辉不可湮灭”。作者还认为，青苗法的目的是在取利，是为国家解决财政问题，而欧阳修主张“惠民”，他反对“青苗法”，“正表现了他的认真负责，既向朝廷负责，又向百姓负责的精神”。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来，同意郭预衡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认为，说欧阳修的政治理论有不足之处，其政治实践有局限性是可以讨论的，但说他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则论据不充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以滁州之贬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后期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有着显著变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又都有着明显不足。但是，贯穿欧阳修一生政治活动的思想基调，是革弊兴利、忧国爱民。”该书还认为，王安石重国计、轻民生的做法，违背了欧阳修的政治理论——人情说、宽简说、爱民说，况且欧阳修“算不得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晚年从未对王安石变法在整体上作出否定。相反的，王安石变法却借鉴了欧阳修的朝政改革思想与实践”。作者将欧阳修的朝政改革思想概括为：精选官吏，堵塞滥员；按察官吏，淘汰冗滥；改革科举，复兴古学；力戒因循，稳健求变。施培毅在《欧阳修诗选》的“前言”中认为，不能根据反对“青苗法”而称欧阳修为“保守派”，因为他反对新法的言论仅此一件，不久后即退休，且“检讨了不久以前反对青苗法的错误”。陈新、杜维沫在《欧阳修选集》的“前言”中也认为，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是欧阳修一生的理想，他是不避危难参与庆历新政的，他为政主张宽简，不务高论，注重实际。书中认为：“如果仅根据青苗法上的分歧，来判断欧阳修晚年趋向保守、反对变革，证据是不充分的。”
在所谓“濮议”中，欧阳修成为言路攻击的主要对象。多数学者认为，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是迂腐的，欧阳修的态度也并不值得肯定。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说，欧阳修“能通经文，善言敢言，压倒众人，使人不能抬头，于是众人也以去之为快，反倒把主持此事的韩琦认为次要”。因此，他说“濮议之争是欧阳修政治经历上的一段悲喜剧”。施培毅《欧阳修诗选》的“前言”说：“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头脑中的封建糟粕。”
欧阳修为人处世的态度，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中概括为：刚正的性格，坦荡的襟怀，进贤的热诚，谋国的忠实。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概括为：性格刚正，直身行事；襟怀坦白，宽厚待人；奖掖后进，爱人以德；谦虚谨慎，廉洁奉公。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将欧阳修的人格个性概括为两个方面，并作了详尽的论述：首先，“履之以身”、“施之于事”与“见于文章”。作者认为，欧阳修“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兼求并祈的‘复古明道’思想，有机糅合了儒学复古精神与士人传统中功名、文章两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道义为本，而又通变致用、积业成德，有着广泛的社会和人生实践性的人生理想，是兼具了学者、官僚、文士等多种角色内涵的‘士大夫’、‘文人’的人格模式；‘明道’的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士大夫淑世仁德的倾向，促进了良知和责任的自觉；事功的祈向，保证了济时泽物社会功能的实施；而‘文章’既是‘施用’的职能，更是润身自饰的内容。这些事业的诸多方面，使士大夫的人生追求不失道德之正，同时又显得左右逢源，进退宽绰”。也就是说，与传统士人徘徊于“仕”与“隐”的两难境地不同，欧阳修的人格理想提供了更多的进退选择机会，“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包含了对现实处境的理智认取和谨慎设计，其中又体现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广大庶族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的积极执著精神”。其次“达老”、“醉翁”与“六一居士”。作者认为，欧阳修洛阳时期诗酒浪漫的生活，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但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忆，几乎构成了他的诗歌吟咏不尽的主题，这折射出他“性格深处淘洗不尽的疏漫之气”，但早年放逸不羁中已“有一份感慨多思、达观迈往的理智”，景年间贬放夷陵，一反古人悲戚之态，超出了东京士人激进的“明道”观的思想影响，显示了其他方面的精神影响。滁州以后，欧阳修“走向山水须借助于酒的力量，以自己的颓然忘我与鸟兽的自然无知相谐和，从而把握心灵的自由欢乐”，与早年相比，“从自发的青春之乐到‘醉翁’的达理而后为乐，为乐则同，而人格心理已是有了绵历世事的理性厚度”。熙宁三年以后欧阳修更号“六一居士”，“反映了他开始从早年的诗酒雅放、性气外烁转向晚年的文史自娱、恬退闲适”，显示了高雅的趣味，更见出文化创造的品位，“这种多面的才艺和趣味，给文学带来了多样化的情趣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上述人格特点表现于文学创作，使其创作审美情感和艺术趣味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表现为“感慨”、“豪宕”与“愉悦”以及“平易”、“融通”与“博雅”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