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125，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此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钺之诛，谨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宣统（溥仪）临朝，摄政王载沣曾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这时老臣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反对，庆亲王奕？也表示反对。当天载沣还密电征询北方几个北洋系的汉族军事首长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答复都是：“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大臣的反对，和可能发生兵变，就使袁世凯逃脱了“诛戮”的命运。下面抄录一段宣统废帝溥仪关涉这一幕的回忆――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赏给他祖父奕讠斤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和载泽。奕？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相对立的态度，奕？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就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诛袁计划既然难行，载沣乃于光绪30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以皇帝名义明降上谕：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奉到“回籍养疴”的诏旨，这时他还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取得联络，这位洋朋友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们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据说朱尔典拍了胸膛愿意担保袁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才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遄返北京，向皇帝谢恩和辞行。
权势火亘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三十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离北京时，只有严复和杨度两人送行。
袁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副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这时随袁在洹上的有两大智囊，两人都是姓杨的，一个是杨度，他原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后来投入袁的门下满以为可以成为立宪的风云人物，怎知袁被逐，他亦只好随袁出走，失去腾达机会。他常叹息地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杨士琦。杨是安徽泗州人，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骧亦是袁党。
袁在归隐期间，曾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头，翻觉太行低”。袁的门下士一面作诗奉和，一面则贡以谀词：“宫保珠玉在前，我辈不敢献丑了。”这些趋附之辈又窃窃私议说：“诗虽不佳，可是气魄雄伟，大似开国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50岁，可是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七房太太，已生了15个儿子。他最宠爱的姨太太是五姨太，据说是段芝贵奉献的。
载沣当政后，一方面放逐袁世凯，一方面更进一步排斥汉族。首先是在军事方面，他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手里，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就在他担任摄政和放逐袁世凯的同时，他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设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同时并宣布今后军队首长的任用计划，新军三十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绿营和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
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载涛都是载沣的亲兄弟，也是光绪的小弟弟，这两人是清末全国闻名的大贝勒。海军大臣载洵有一次被派到奉天去查案，他是坐火车前往的，到了奉天车站，满城文武官员都到火车站恭迎，可是钦差大臣却在车厢内发了脾气，怎么请也不肯下车。欢迎行列见钦差不下车，自然也不敢散走，其中有聪明的官儿们猜想钦差大臣大约是有什么需求，乃偷偷地向钦差的亲信随从打听。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可把人骇坏了，原来钦差大臣要地方官孝敬他3000套貂皮，如果不答应钦差就不下车。这可把地方官难倒了，因为关外虽然盛产貂皮，立刻要凑3000套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凑不齐，钦差大臣就不肯下车，这样地方官就要担承很大的干系，因此只好答应下来，立刻派人赴各地搜购，总算在钦差回京之前凑齐了。钦差虽然满载而归，可是搜刮的丑闻已传遍了关内外，从此载洵就被人称为“三千套”。载涛虽然没有这类笑话，但他却是一个出名的胆小鬼。至于摄政王载沣呢？他当国后很像模像样，每天坐朝听政，批阅公文，可惜他听政时，对群臣的报告，呐呐不能作指示，而批示则又别字连篇不知所云，常在朝堂上好像睡眠不足，哈欠连连。还有他是出名怕太太的。
禁卫军虽由载沣统率，实际责任却在载涛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又交给士官毕业生良弼负责。良弼本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其后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是满族亲贵中敢作敢为的少壮派，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
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当君主立宪派的康、梁流亡到东京后，他们的声势始终不比革命党弱，但是清廷不懂得运用这批保皇党来和革命党对抗，抵消革命党的力量，而把康、梁这群保皇党的人也视为大逆不道。
孙中山先生当时极希望能拉拢康、梁联合反对清廷。他曾和梁启超接触，梁依违不决，而康有为则仍以要拥戴他的“圣主”为目的，最后双方谈不拢。退而求其次，想拉杨度，杨却介绍同乡黄兴给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名叫“兴中会”，黄兴则与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孙、黄一见如故，政治立场也完全相同，于是合并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同盟会”，同时吸收章炳麟（号太炎）的“光复会”。这个光复会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参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参加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但焘、马君武、邓家彦、黄复生、朱执信、古应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70余人，通过同盟会会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下午，同盟会正式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爵邸开成立大会，总部组织，设总理一人，公举孙中山先生，下设三部，（一）执事部，（二）评议部，（三）司法部。执事部负责人黄兴，地位如协理。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各省党务负责人是：直隶张继，山东徐镜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陕西谷思慎、康宝忠，安徽吴春阳、高荫藻、孙毓筠，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木辛，浙江秋瑾，湖北时功玖、张日方、陈镇藩，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黄复生、董修武，云南吕天民、贵州于德坤、平刚，河南杜潜、朱炳麒，福建林时爽，江西张世膺、钟震川，广西刘崛、卢汝翼，广东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汉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同盟会成立后，编订革命方略，策划全国各地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军队编制，招降清军条件，攻城略地，囤粮安民各项办法和对外宣言等等。
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同志们又在东京赤坂坂本金弥爵邸决议创立《民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借以对抗立宪党党魁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新民业报》鼓吹立宪，立场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报》出版后使革命理论才有系统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东京牛127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搞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由张继担任编辑，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编。章在《民报》发刊时还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东渡，接办《民报》。
《民报》第一期出版后，恰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当时留学生极为愤懑，罢课者八千余人，而留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秋瑾等，主张全体归国，是激烈派；一派是维持会的汪精卫，主张继续留学，是平和派。同时又传说日本外务省以6000元付孙中山先生，迫其离去横滨。这种种压迫，驱使一位卓越的革命党人陈天华亲书绝命书一篇，告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一篇，然后投海殉职。陈天华的自杀，使《民报》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为这一风潮，遂使日本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