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年丰
年糕，许多人爱吃，我们宁波人尤其喜爱。特别是家家在农历过年所备的年货中，年糕不能少。年底年初，炒年糕、年糕汤，花样很多，吃了年糕年年高嘛。
旧时的年糕完全是用双手做成的。先将准备做年糕的米（一般是粳米）浸没在水中，浸它一天一夜后，手推石磨将浸胀了的米磨成水米粉装入布袋中，接着把装满了水米粉的布袋没入草木灰中，利用草木灰抽干水米粉中的水分后，将布袋中的米粉块倒出并且捣碎，装入蒸笼扣在大灶铁镬（内盛满了水）上，用柴火先将其蒸熟，然后将熟米粉倒入石臼（本地称捣臼碗），一人双手抡起“捣臼嘴”（读成宁波土话“拄”，形如大木榔头，榔头头部还镶有石头，因此很有分量）不停地捣熟米粉团（俗称搡年糕），另一人不断地手蘸凉开水并翻动熟米粉团。就这样将其捣成韧韧的糕团，然后将其一团团地摘下来，搓成长圆柱条形，用木模板一压，就成了一根年糕了。手工做年糕，费时又费力，相当麻烦。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先有了电动小钢磨代替石磨，省去了手推石磨的劳力。用上了压榨机，将水米粉所含的水分榨干。后来，又出现了年糕机。机器一开动，只要将蒸熟后捣碎的米粉倒入年糕机上的大漏斗形装置内，用木棍将熟米粉捣送入漏斗口，一会儿，扁扁的细长的年糕就从出口处源源不断地被挤送出来，在一小股冷水的浇淋下，只要有一个人按照要求的长度用菜刀一截一截地切下来即可。做年糕机械化了，比手工做年糕要方便、省力多了，工效提高了木佬佬。而且机制年糕比手做年糕来得韧，有咬劲，赢得大家特别是青少年、壮年朋友们的欢迎。老年人可能还是比较欢喜手做年糕，因为它相对比较脆些，但据说现在已见不到了。
作为知青，我插队务农在原霞浦公社霞南大队（村），因为霞南所在的地方在霞浦街边上，大队的队办企业就比较多。上世纪60年代末，我插队务农的第二年冬天，大队利用地域优势，购置了一台年糕机，办起了年糕加工场。年糕加工场就设在通向霞浦街的霞浦大桥边，大约五开间屋面的偌大的一个车间，小钢磨、压榨机、大灶、年糕机等全挤在里面，机声隆隆，钢磨吱吱，灶吐火焰，蒸汽弥漫，馋人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一长溜的年糕从年糕机出口处绵绵不断地被挤送出来。只见有人忙着把切成一段一段的，湿漉漉的烫手的年糕搬到竹笠上摊开来晾着。也有来料加工的主人热情地邀请别人尝尝热腾腾香喷喷的年糕。车间里沸腾着，欢乐着，洋溢着迎接新春的喜气。
年糕加工场主要为方便附近各大队（村）的社员们来料（用水浸泡过的米）加工，也做些年糕让人们兑换。一斤粳米可兑换一斤半年糕，再付加工费3分（或5分，记不清了）。也可用粮票买年糕，只要按粮价折算就成。因此，大队就在与年糕加工场隔路的对面（也在大桥边）租了一间店面，开了一爿年糕店，让我去坐店。
坐店的工作内容就是为来店要求兑换年糕的人提供服务，称米称年糕，收加工费并记上流水账，傍晚将一天的收入存入信用社，夜里管店，睡在店里（店里有许多被码起来的年糕），这些工作全是我一个人的。自开店之日起，每天24小时，除了回家吃三餐饭，就得全泡在店里了。
因为年糕店正处在通向霞浦街的路边（当时过了桥就是露天菜场），附近来赶集的人很多，他们在赶集的同时也有好多人同时兑些年糕回去。因此，上午店里的活比较忙，常常忙得我很少有坐下来歇一歇的时间。到了下午、晚上，来店兑换年糕的人就少了许多，因此下午常有人（因为是冬季农闲季节）来店里坐坐，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聊天八只脚”。我坐着听他们闲聊，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倒也其乐融融。待到夜里8点以后，如无人来店了就上好排门，坐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看看书。时正值数九寒天，也有几位农民兄弟搞到了狗肉什么的，半夜里就想吃炒年糕，会来敲门要兑年糕。大冷的天，披件棉袄称米收钱。待他们出去后，再上床睡觉。不过这样一折腾，有时我就很难再入睡，迷迷糊糊，直到蒙蒙亮光透过排门板缝。
年糕店的生意很好，到年底十二月廿五，我把年糕店开张的这段时间内加工费收入的银行存折交给了大队出纳，年糕店跟着年糕加工场一起关门了。
直到又一年的元旦前后，随着年糕加工场的机器隆隆响声，年糕店又开张了，我又走马上任。这一次，大队还派了一名女助手来帮忙，又忙乎了一个月左右，不过有了助手，要宽松了许多。
就这样，我在插队务农时，管了两期大队年糕店的事务，有社员戏称我为“年糕店老板”，实际上照现在的话说是“年糕店经理”（老板是大队集体），我这个经理又是伙计，又是收银员、保管员（现金、实物），都一身兼了。“年糕店老板”这个称呼，我被伙伴们叫了好长一段时间。
（2013年1月7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