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2009年4月，湖北省作协为32位农民作家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写作培训班。你当时参加了。时隔一年，包括你在内的10位重点扶持对象都写出了初稿。你的长篇小说《荒湖》，是否有望出版并被改编成影视剧。长篇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是非常重要的，开头是作家才华的起点，而结尾则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境界，因此，写好一部长篇小说很难。请简要介绍一下此书的创作过程。
余书林（湖北省作协会员，潜江市作协副主席。以下简称余）：大凡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写出来的作品能够发表和出版。作品只有出版发行了，才像农民种地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之后，收到粮食和棉花一样——这才是劳动的果实。我希望我的长篇小说《荒湖》获得出版权。但是，省作家协会和长江出版集团有个约定：这套《农民作家丛书》只出六本。毫无疑问，有四位作家将被残酷的淘汰出局。要想不被淘汰，只有把作品写好。至于改编成影视剧的事，那是后话，我现在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想它。关于长篇小说《荒湖》的创作，应该说在选题申报之时，人物和故事在心目中都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比如，我所居住的村子南边和北边分别有一个返湾湖和借粮湖。而这两个湖泊里的章华台和贬王岛都与的楚国的君王有些联系。这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解放以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里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把民风民俗作为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进行了批判。好的东西得不到正当的发扬和继承。但有不少农民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于自己的利益和生命而不顾，暗中保护这些濒临摧毁的物种和遗产。使之得以传承和延续。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些物种和特产为人们的生活富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觉得这些人和事，正是文学工作者（特别是我们农民作家）要歌颂和反映的对象。我产生了《荒湖》的创作激情。
“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就像我的责任田——她是我长期耕耘的一块土地。农村的人和事都是我所熟悉的，写来有些得心应手。
陈：你笔下的乡村，是你家乡“这一个”，还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余：应该说我所写的乡村，只能是我的家乡“这一个”。我们农民作家没有条件和机会像专业作家那样到更多的地方去采访和挂职体验生活，汲取多元的养料和水分。我的小说中，都有一个“水月村”。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虽然算不上物华天宝，确实是人杰地灵，两百来户人家的一个村子，人口不足够1000，就有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老师30多人，甚至有我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教授。县团（处）职以上的干部也有10多人。企业家和老板的人数也在10人以上，并且还有两位学子旅美和留学日本。这里的土地肥沃、民风淳朴、老龄人善良、青年人风流。一个人和一件事就是一部书。富饶美丽而又多姿多彩的水月村是我创作的源泉，我一辈子也写不完。
陈：你的乡土小说的人物与语言，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有你的影子？你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
余：应该说我的小说人物都是我身边的人物，没有一个例外。我一般不用“自己”塑造人物形象。尽量避免可谓的人言。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应该说是两个概念。生活的真实往往受事件的束缚，它只是个别突出的现象，不很全面和高大、完美。不具备艺术真实的那种感染力、感召力、感动力。为了把艺术的真实还原于生活的真实，我往往用好几个人拼凑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形象（事件）得以升华和拔高，值得人们学习、借鉴和向往，这就达到了艺术的真实。
陈：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指出：“故乡的经历，故乡的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于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将如何超越故乡？
余：我同意莫言的这种说法。我觉得“超越故乡”就是要使故乡得到发展和壮大。过去以及现在的故乡是一个坚守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的。那就是精神文明的故乡。将来的故乡（也就是说进步了的故乡。）将是经济文明的时代。故乡的超越就是从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位文学工作者，要让故乡“超越”历史，肩负的责任就是用先进的思想耕耘故乡这块肥沃的土地，以哲学的灵光照耀故乡，使她由肤浅变为深刻。让故乡物以文扬，扩大故乡对外的影响力，推动故乡急步前进。
陈：请谈一下近期和未来的文学思考。
余：到目前，我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半辈子，我一刻也没离开过乡村和泥土。我的身份也一直是农民。在我想当个好农民之余，还想做点别的什么，我想到了写作当作家。
作家算不算一个成功人士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社会上从来就没有几个人把作家当作成功人士，更没有多少成功人士，靠的是吃亏不讨好的写作这一行当。
我是觉得，在生我养我的乡村，有一些淳朴的民风，一些古老的乡俗，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一些别具一格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一些各具特色的饮食男女……都应该有个人把她们记录下来，使之传承下去。让后来人看到这些往事和屐痕，有点惊奇和愕然——原来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么多令人引为自豪的历史、文化和人物。
可是，要做好这件事，远比种庄稼难得多。我们出生在农村的人，对于种庄稼，从小不仅之耳濡目染，而且是融会贯通，到一定的年纪，就像水到渠成一样，自然而然地也就会种了。再说，种庄稼，春天里播下种子，就算不是风调雨顺，到了秋后总会有些收获的。写作却不尽然，我们这些农村人，自然没有好高的文化（有文化的人就不是农民。）对于写文章就像狗子咬刺猬，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要写成一篇文章谈何容易。即使你写好了（这个好不是好坏的好，是完成的意思。）一篇文章，也不一定有人要。虽然说：“文无定法。”其实文章是讲究一些技巧的，比放：“小说的三要素”；“散文的六要素”等等。没人要的文章就像稻田里的稗子，占了田地，浪费了肥料，甚至还荒芜了庄稼。更像路边的狗屎，看见了叫人生厌，闻到了让人恶心，踩到脚下更使人嫌脏，恨不得把脚都剁掉。
写文章，切不可悲观厌世和表现自我，这种文章尽管写得再好，也不会受到社会的承认和读者的亲睐，甚至会受到社会的摒弃和人们的嘲讽。我的出生在那个讲阶级的时代，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外的那种家庭。开始学写文章时，我觉得当时的我受到了社会的排斥和压制，没有出头露面时候和机会，就想借写文章来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于是，就写了一首题为《砖的辩护》的诗歌来为自己辩护。诗歌是这样写得：也许是天地的主宰，或许是神灵的恩赐，生命和灾难一道降临，我不得而知之。/大概是先天性的臭名，我生来只能砌粪池，不该享受阳光的沐浴，不该承受华丽的粉饰。/于是乎，我极力为我辩护，何惧也，有人骂我凶残放肆，倘将我砌进高楼大厦，我同样能有顶天立地之志；倘将我砌进桥梁闸室，我同样能有降龙伏虎之势。/我不相信天地的主宰，我不相信神灵的恩赐。但我深信造物主的人类，他有任意摆弄万物的权职。诗歌写好后，我很得意，就把这首诗稿寄到了当时的县文艺杂志（一本油印刊物。那时能在这种刊物上发一篇小东西，都受人们刮目相看）。一位叫李运棣的编辑看到了我的这首诗后，为我叹息说：“这首诗要是在三十年代，会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轰动。可是在现在，这样的诗歌，就是在和这个时代唱对台戏。”在此后的一次县业余作者座谈会时，李老师通知我去出席这次会议。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当时，参加这种会议，住县招待所自己不掏钱，每天只出一角钱的生活费，来往的路费由生产队报销，还记工分。这对于当时的一个农民，就是十分奢侈的事了。会上，李老师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我们县里有一位业余作者写了一篇极为悲观厌世的诗歌”。接着，他朗读了我的《砖的辩护》，又说：“这是对于业余作者初学创作极为不利的一种消极的创作因素，我们业余作者要杜绝这种创作动机。”紧接着，与会的一些业余作者不知道在场的我就是写这首诗歌的人，针对我的创作倾向作了很尖锐的批评。说我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极力吹嘘自己，把“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革命的砖”，污辱成“只能砌粪池”臭名昭著的砖。之后，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做了《为砖的辩护再作一次辩护》的自我批评，我说，一个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但我们这些人也是愿意走革命的路的。一次生产队里选机务员，生产队长推荐了我，紧接着，一位所谓的老贫下中农站出来，拍胸亮掌的指责队长说：“他都能到队里开抽水机，我的儿子不要去开飞机大炮？”我的诉说和辩护得到了与会老师和作者们的同情和婉惜。
通过这件事后，使我认识到了要写好文章，就必须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与时俱进，为谁写作。社会主义的文艺，宗旨就是要服务于社会。此后，我创作了一篇歌颂计划生育的曲艺（湖北道情）《榜样》在《荆州报》发表后，又被《布谷鸟》杂志增刊（春节演唱材料）选刊。接着，我又创作了《农家读书室》、《嫁哥要等树成材》等诗歌发表于《荆州报》和《湖北农民报》上。
一个农民要在文学创作上走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我开始写作时，还是吃大锅饭的年代，那时的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当时的阶级社会批评解放前地主压迫穷人的情景一样：“半夜就出门，回来落日头。”白天是没有时间让你读书和写作的，写点东西只有在夜里进行。可想而知，经过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还有多少精力呢！也许农民当作家的不多，就是源于这种原因。
农民写作要一定的毅力和恒心。
当时，报刊杂志的投稿要求都是要用300字的稿纸誊写。我不是机关单位的人，没有公家供应写作专用的那种稿纸，连街上也买不到稿纸。我只好买来一些白纸，把它裁成16K稿纸一样大小，再用尺子、圆珠笔和复写纸在白纸上划成稿纸样的格子，用来誊写稿件。做这种事要有一些细心。稿纸的格子都很规范，稍不注意，就会划长线段，或者格子大小不一，使自制出来的稿纸不那么整体划一，不中看。
我就是用这种稿纸写出我的第一篇小说的。这篇小说叫《村里，要修条大路》。稿件初稿完成在汉江防汛期间。一天晚上，我没有值夜班的任务，于是就揣着稿件，步行上十多里路，过桥（要是乘渡船过江，会近一些，可是汛期，江上没有渡船）到县文化馆去找辅导老师指导我修改。我说的这位辅导老师也就是那位因《砖的的辩护》而结识的李老师。我到李老师家里时，他正在辅导他分儿子做作业。我的不期而至，他忙令儿子收起作业，要他先睡一会觉，我走后，他再辅导他。我说：“我说我真不该来的，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李老师说：“孩子先休息一会，再做作业时，头脑会清醒一些。”显然，这是李老师对我的不安的一种安慰。李老师看了我的这篇稿子后，欣喜若狂地对我开玩笑说：“老余：我不是说你老了，我是说你已经是一位老作者了，今天终于看到了你的一篇好作品。你的这篇小小说，比我近期在《小说选刊》里看到的小小说还要好。”我有些不信，瞪大眼睛望着眼前这位十分熟悉而现在又觉得很陌生的李老师。他看到我有些不信的神情，接着说：“时间会印证我的这句话的。”并嘱咐我把稿子修改好后，寄给《芳草》杂志的易原符老师。按李老师说的，我把稿件寄给了易老师。两个月后，我收对的不是《芳草》的样刊，而是易老师的的特殊退稿。这稿不是我寄出的稿件，而是一篇印有《芳草》期数和页码的小说。易老师在简短的退稿信里说：“余书林：因稿挤，退了。易”。我看到这样一封退稿，联想到李老师当时说的话。我甚至对李老师对文章的审评眼光都有些怀疑了。我反复看了这篇退稿后，冷静下来想。稿挤把我的稿子挤下来，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我的稿子可能还是没有别人的好；再一种可能就是我是一位无名小卒，没有名气，当在该挤之列。看着这篇被人称赞、而又被人排斥的小说，我真的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把这篇小说丢掉，从此，洗手不干，于心不甘。我想，写了上十年，就这么半途而废么？难道这写作当作家的事就真的不是我么这些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干的么？通过几个晚上的斗争，我决定还是要把这篇小说修改好，再试试。修改后的稿子，我还是寄给了《芳草》的易老师。次年第二期的《芳草》终于把我的小说刊登出来了，不过排在小说栏的最后一篇。我看了，还是高兴。人们都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嘛。又过了两个月，《小小说选刊》选用了我的这篇小说，排在我前头的却没有选上，这时我真的有些得意了，我能写小说了。紧接着，又选入了《全国优秀小小说选》，再后来就是被海南的一位很有影响的银行家作家所剽窃发表在《青年作家》后，又被《微型小说选刊》选用。我与之和他在《青年作家》上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从此，我侧重于写小说，并且每年都能在报刊上发几篇小说。一年春节，我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种田无术，荒芜良田四五亩；习文不精，胡诌拙文两三篇。（横额）年年如此”。
时间一长，写的文章也有了些数量，省作家协会十分宽容地接纳了我为会员。所在市里的作家们，一直推举我当了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前年（2007年）还荣幸地出席了“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工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我出了两部集子，小小说集《蛇缘》，长篇小说《天灾》。现汇编的有民间文学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一部（待出）。
去年，有幸出席了“湖北省农民作家培训班”，之后，所报选题《荒湖》被省作家协会评审通过，现已完成初稿。
从农民到作家是一条艰辛的路，也是一条幸福的路，她穿过广袤的田野，沐浴着大好河山自然风光。
文学对每一位文学工作者（包括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值得产长期思考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注重了文化，冷淡了文学。使文学处于低迷和冷漠的状态，文学作品的阅读者和受众率很小。无论怎样，文学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对政治、对经济、对文化都是起推动作用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学，绝对是相当落后和贫穷的。我以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坚守和创新。坚守是保住阵地，不让文学失去存在的领土。创新是让文学发挥她更多更大更好的作用。让人们重新认识文学、理解文学、热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