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你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肖芃”，是否有你的影子？或者是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你的理想与信仰，追求与梦想？
平萍（以下简称平）：有时候，我也感觉很蹊跷。为什么我的主角总是女的，而且不小心就将她的名字写成了“肖芃”，除非我最后特意修正。这就叫我想起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回忆就是想象力！”其实，我们每个写作者笔下的人生，都或多或少会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的。评论家谢有顺说：“叙事伦理也是种生存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破碎的声音，它以个人的生活际遇，关怀人类的基本处境。”所以，我就在42岁那年，重新选择了一种生活境遇，疏离了警察岗位，专嗜文学写作。为的就是将前半生所遇所思所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用我的笔触让灵魂说话，用我的理想让生命发言。
陈：你小说中的素材，是你亲身经历的吗？
平：我看到过一份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说，警察在任职的头三年内耳闻目睹的丑陋现象和感受，比普通人一生中见到和感受的还要多。何况，我已然沉浸其中20余年。要清楚，在所有应急性职业中，警察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指数无可争议地高居首位。谁都知道，警察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但是，警察队伍更是个比较特别的职业群体。作为占据了公务员序列四分之一的这个群体，它的政权专政工具的性质决定了他必定是个准军事化组织。因此即使是离退休的老警察，岁月的磨砺也削抹不去其特殊的职业特点，我自然也是“深受其害”。媒体上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现有人口13亿，警察只有160万名，平均每万人12名警察的警力配置，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一线警察的平均寿命很短，不到48岁，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寿命74岁的水平。警察的工作时间是其他部门公务员的2-3倍，其工资水平却处于公务员序列的中下游，而且全国还有20%的警察工资无法兑现。每年平均会有500名左右警察因公殉职，警察就成为了和平年代里牺牲最多的纪律部队，也已成为国家机器上磨损最快的部件。呵呵，不好意思，一说起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所逝处，就有点滔滔不绝。
陈：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有普遍性。在创作中，你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平：世俗生活看起来很平庸很无序，其实却隐藏着真正的残忍和杀性，尤其是我参与侦破、看到和听说的那么多案例，都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这就是我所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是纯客观的，但在创作构思过程中，我会根据那些真实形象进行加工、改造、移花接木，凸出一些本质的抒写和缀合，只要符合情理哪怕很夸张很变形，只要人物性格鲜明事件描写生动，就该算是具备了艺术真实性吧。
陈：在今后的写作中，你是否打算拓宽你小说的题材？
平：那当然。我之前常常写的是通讯报道和散文随笔，小小说什么的只是偶尔为之。2007年春暖花开后才真正开始了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一些小小说，反映的都是警察生活。前几天，我刚刚写了一篇童趣系列之一“炫紫遇狼记”，算是拓宽小说题材的第一步吧。今后，我也许还会在悬疑推理等类型里试一试。
陈：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作品也受一部分人的喜欢，你如何看待这种悖论现象？
平：呵呵，我很高兴我不算美女。我认为女人美丽了是社会的进步而非罪过，美女当了作家并不意味着文坛的悲哀，鲁迅小说《伤逝》里的子君就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也该算是现当代文学女性发出的最早最亮的声音吧，像陈染、卫慧和虹影等等美女作家的作品就表现了女性长期受男权社会压迫和受男权话语压抑的疼痛记忆。她们的作品一出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统治上的“恐慌的复仇心态；说教与守墓心态；癫狂的偷窥心态；功利的欲望心理；欺弱怕强的犬儒心态”“评论家胡吉言”就彰显凸现。我以为她们的这种文学实践更接近一种道德叛逆和出版媒体商业化市场化的操作，更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评论的语言批判暴力化的趋势体现。“与女性有关的说话、写作和思考，一度被一些做秀的女性和一些庸俗的媒体合谋所损害，以致有越来越多的人误以为，新锐女性（尤其是写作者）都是身体文化的热爱者和实践者，还有一些人，甚至能从女性写的每一个字中闻出肉欲的气息。这样的误读已经接近于杀人。”“评论家谢有顺”。所以，我想，如果尊重文学，作家与性别无关，文学只与人有关。对文学的尊重，是一个有专业精神的文学评论家最起码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一底线，伪批评将批量生产、泛滥成灾。（载《文艺报》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