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购买洋炮、洋船稍后一点时间发生的“借洋助剿”，更是曾国藩进行自救的重要计策，其目的是借人治人。
咸丰十一年（1861）12月，“借洋助剿”的问题被苏州绅士潘曾玮等再次提了出来，经薛焕上奏朝廷。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正月22日议复，明确说：“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由于后来又有两次上谕，令曾国藩“悉心筹酌”，曾国藩于3月24日第三次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其后，据清朝廷说，“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帮同战守，是以始示羁縻，未经阻止”，使得华尔的“常胜军”进入了青浦、嘉定二城。太平军猛烈反击，大队涌进，华尔畏之如虎，惨无人道地焚毁二城而逃。事后，英国领事吉必勋声称，是年秋天将调印度兵来华大举进剿太平军，作为报复。通商大臣崇厚听到这一信息，大为赞赏，建议朝廷“许其兴兵，约其助剿，即令由镇江一路水陆并进，直捣金陵贼”。并且说，此时英国侵略军已与太平军为仇，中国约其战亦战，不约其战亦战，与其不约其战而虞无穷之患，不若约其战而收有用之效”。封建地主阶级欲与外国侵略军相互勾结，以镇压太平天国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但是，较为开明的议政王奕不同意崇厚的意见，他上奏说：“若令外国带兵入内地攻剿，不待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亦实为地方疮痈之灾。”一又说：“以内地城池竟全委于外国，无论流弊滋多，即使并无他意，亦太觉中国无人，实为外国轻视。”事下曾国藩等会商时，曾国藩于6月22日上奏，冷静地分析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按指焚毁青浦、嘉定二城事），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印度纵有兵来，其数未必能多。”又说，万一果调印度兵前来，则当“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正告外国侵略兵：中国的灾难，由中国来承担。作为皇帝，自然拥有强国的办法，不会因时势艰难而向外邦求援。作为臣子，自然有应尽之职责，岂能轻易向外借兵而贻笑于他人？这是曾国藩第四次正式表明自己对“借洋助剿”的态度。
当时在“助剿”的名义下，英国兵进驻上海，法国兵进驻宁波，垂涎三尺的俄国也照会清廷，拟派俄国兵船水师提督波波夫带领兵船来“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事下曾国藩等议筹，并询问可否让俄舰驶入里下河，会同江北水师防剿。曾国藩认为，“里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却可以将俄国兵船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遥壮声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
可见，曾国藩是不反对“借洋助剿”的。他甚至提出，如在“芜湖、梁山一带官兵战守之处，恰与洋人会合”，湘军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见轻外国”，活活地画出了他自己主张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意图。事实上，他曾调白齐文的洋枪队围攻金陵。但他与外国人的勾结，是有条件的，即与洋兵会攻，“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仍以湘军以为师，而以洋兵为偏师。当时，湘军的兵力尚未抵达苏浙，淮军新建，甫至上海，只堪自守，不能远征，因而没有劲旅与洋兵会战。曾国藩筹思道：“若使洋兵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则三吴父老方迓王师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曾国藩的这种考虑，是出于极想利用洋枪洋炮，但反对洋兵喧宾夺主，以致授柄于彼。他这种既拟引狼入室，又积极设法防范的方针，基调仍然是要引进西人长技，为我所用，借人治人以进行自救。
“左宗棠等俱称其才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而且江西纷纷言其通贼，吾既违众而杀张氏，亦可能不顺人心而杀李氏乎？”
“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
“里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却可以将俄国兵船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遥壮声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