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做到“无中生有”呢？这就要做到：从大局着眼，从小处入手，这是培养务实精神的体现。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无中生有。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都会把计划化为乌有。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如何才能从无实权到有实权呢？曾国藩心中这条“无中生有”之计是什么呢？
至咸丰十年（1860）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1853）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4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7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3月15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樑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4月6日，清廷倚为干城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23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曾国藩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逐日记录了从3月26日到4月18日23天间的境况，其中几天很重要：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接左季高信，专人去英山迎接。
四月初四日中饭后，与季高畅谈。傍夕，与季高、次青畅谈。夜，又与季高久谈。季高言：“凡人贵从吃苦中来。”又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
初五日早饭后，与季高畅谈。中饭后，再与季高畅谈。傍夕，与（李）少荃（鸿章）、次青畅谈。是日接奉寄谕：“因金陵大营溃败，派都兴阿带五千人至江北，防贼北窜。”因与季高商谈大局，图所以补救之法。
初八日早饭后，与季高畅谈。中饭后，与季高畅谈。傍夕，与季、次、子白诸人谈。灯下接奉寄谕，令余会同（杨）厚庵（岳斌）进攻芜湖，直抵宁国。并谕询：左季高是否仍办湖南团练，抑在余处帮办一切。
初十日早饭后，与季高畅谈。未刻，与季高、次青久谈。胡宫保（林翼）自英山来宿松。将往罗（遵殿）宅会众，未刻到，畅谈至二更。
十六日早饭后，与胡中丞、左季高熟商一切。傍夕，与胡、左诸公谈江南事。
十七日早饭后，与胡润帅、左季高畅谈。申刻，与胡润帅畅谈至二更。季高、次青诸公同在坐。季高言及姚石甫晚年颓唐之状，谓：“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而任事为妙。”闻之悚然汗下，盖余精力已衰也。
此次会议，关系甚大。事后，曾国藩与书其弟国潢曰：“左季高在余营二十余日，昨已归去。渠尚肯顾大局。”又与书沈葆桢曰：“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荃及次青、筱荃（李瀚章）少荃诸人畅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几挽回于万一。”时胡林翼在宿松亦有书致焘曰：“季公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霖哥清恙，日萦于心，三五日后，由水程返湘矣。”所谓“天心大转”，即指清廷以左宗棠出处咨询曾国藩之旨；所谓“霖哥”，则指宗棠长子孝威。左孝威时为其父之案，忧急致病甚危，故左宗棠亦急于回家探视。
宿松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的出处（位置）以及湘军如何应对这场突然的变故，尽快取代正规军成为朝廷的干城之具。据4月16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昆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
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
17日胡林翼又致书彭玉麟说：
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是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
次日胡林翼复致函李续宜，并以此函附后，以足见此次宿松之会的重要性。曾国藩署任江督的上谕系4月19日所下，宿松之会则结束于19日（18日左氏赋归，20日胡氏离宿），故在江南大营溃后，朝旨决定之前，湘军将帅之志在吴越，欲取代江南防务，取代两江总督，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曾国藩本人，于防地之争，表现得尤为敏感，观其4月26日致彭玉麟信，可知其对李芾之不怿达于极点：
萧辅臣（萧翰庆字辅臣）定计由池州出江，后忽变计往援苏常，筱浦（张芾字筱浦）又揆韦（韦志俊）处一营留徽，皆出意料之外，想辅臣不愿援苏，或徽员有以参劾之言恐吓之者，遂惧而东行耶？此时苏常大乱，何、和皆已退至浒关，杭嘉大震。辅臣去后，无人维持，饷项无着，亦可悯也。小浦近日举动，殊为可骇。顷又奏请鄙人办皖军务，而渠自往苏浙，尤为难测。
曾国藩此时，兵力单薄，羽翼未丰，安庆、桐城之围已占去全军的大半，而且朝命未定，实不肯滥作牺牲，为他人作嫁。随后又于19日再函彭玉麟，授以方略：
池州不知能攻克否，如城坚守固，则令韦部迅出江滨，择要驻扎，不可再令入徽，隶张小浦麾下，反复簸弄，七颠八倒也。如徽州有私缄公牍，直可付之不理，敝部各营，进扎关内，与水师相依为命，断无舍此他适之理。如朝命饬援苏常，自当据实复陈。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大干一场了。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从无实权到有实权，与其精明的判断、深刻的体察、准确的定位、适度的手法有关。关键的还有一条是：他巧妙地运用了“无中生有”之计。离开此计，便无法晓知曾国藩之人生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