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之计讲做事要能抓住根本。什么是根本？就是主要问题。曾国藩做事力戒不关痛痒，特别擅长“釜底抽薪”，所以事事容易办成。
《三十六计》第十九计“釜底抽薪”曰：“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其大意是：不直接抗击强敌的锋芒，而设法削弱对手的气势，这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取胜之法。
“釜底抽薪”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指在现实生活中，要求做人者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无论竞争双方哪一方实力强大，哪一方实力微弱，都可以借用最厉害的计谋、最可靠的帮手来消弱竞争对手的势力，如果运用得巧妙，将会使对方彻底失败，难以翻身。
“釜底抽薪”之计讲做事要能抓住根本。什么是根本？就是主要问题。曾国藩做事力戒不关痛痒，特别擅长“釜底抽薪”，所以事事容易办成。
下面来体察一下曾国藩“釜底抽薪”的典型案例：
自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着手编练湘军，就已经开始研究应对太平军之战略战术。其时，太平军一路攻城陷镇，势如破竹，举国震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将金陵定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5月，天王洪秀全命太平天国主力溯江西征；6月，二克安庆，进围南昌，久攻不克；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独坐危城。曾国藩惊呼：太平军攻取安庆、九江等地后，“长江两岸各数十百里，该逆查户编籍，勒人蓄发，乃将污秽吾土，椎结吾民，吾辈岂能袖手旁观？”拟派王统率部分湘军驰援武汉。他致书王珍，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说：“荆州、襄阳扼长江之上游，控扼陕西、河南之要害，确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时异势迁，以目前的形势而论，则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既已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翼蔽东路，远处所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三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图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江、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可谓眼光独具。清廷以往对太平军的用兵重点只在乎“围困天京”，在天京周围相继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但几乎没有效果。在天京之外的太平军顺江而上，对东南、江北大营稍一冲击，大营随即攻破，徒具形式。曾国藩的眼光绝不局取在金陵一城，而在乎满盘的得失，他下决心要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眼光放在长江的中上游地区，首先是武汉，其次才有九江、湖口、安庆，占据上中游，俯视下游，乃可气势如虹，建瓴而下，大破金陵。
1854年初，正当太平军第一次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之际，清廷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此时，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份奏折：
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得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
这段奏辞反映了曾国藩把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上游重镇武昌。对于九江、湖口，曾国藩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他在一份奏折中说：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截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
对于安庆，曾国藩则认为“安庆之得失，定乾坤之转与不转”，“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安庆一失，天京门户洞开，将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同时安庆又是陈玉成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它与李秀成新近所开辟的苏常根据地，形成天京的左右臂。安庆一失，则去一臂。1860年，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图解“江、浙安危”，曾国藩一再婉拒，坚持围攻安庆。
曾国藩为何要采取“武汉——九江——安庆”三步走的以上制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方针呢？对于湘军来说，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即可控制鄂、赣、皖三省长江两岸广大地区，湘军就有了巩固的后方，湘军的粮饷来源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武汉、九江、安庆均为沿江城池，湘军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亦即控制了长江制江权，从而可以断绝天京的水路运输。因此，太平军丢失武汉、九江、安庆三城，其危害不在于丢失了广大的粮饷供应地，而在于丢失了生命线——长江运输线。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东图江、浙，其版图不可谓不大，其粮饷不可谓不丰，但靠“肩挑担运”来解决天京的粮草供给，只能是杯水车薪，最后，天京太平军终被湘军围困而死。曾国藩真可谓“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