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之计是指善于留出路！出路何在？在脑中，在心里！可以讲，这种计策永远属于精明人。曾国藩就属于精明人。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了他揣摩上意、糊涂办事的精明。
1870年（同治九年）8月22日，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巨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据野史说，马新贻被刺前数日，忽然接到一份公文，封粘模糊，也不知为何署印章，折开一看，并无文书，但画死马一匹。马新贻大惊失色，寝食不安。8月21日，这是督署月课武职的日子，因雨推迟到第二天举行，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检阅。校场在督署西边，有箭道可达署后便门。马新贻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回署，将入便门，忽见有人跪在道边，“求助川资”，原来是同乡武生王咸镇。马新贻没好气地说：“已助两次矣，今胡又来？”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中取出闪闪发光的一柄短刀向马猛刺，行刺者自称张文祥，并不逃跑，束手就擒。马新贻被刺成重伤，不治而亡。
马新贻是两江总督、朝廷重臣，行刺总督，这在清朝二百多年来，还是头一遭，于是人情汹汹，讹言并兴，朝廷更是大为震惊。
案发三天后，即严令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必究出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确情。可是张文祥供词闪烁，无法定案，朝廷无奈，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赴金陵，会同审办，连日热审。张文祥供认，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不受理，后开小押店，又被严禁，因怨成仇，谋图行刺，云云，此外，“坚不吐实”。如此重案，朝野上下，人言藉藉，如不迅速结案，朝廷脸面无光。天津教案办得差不多，朝廷即令“老成宿望”的曾国藩回任两江，督饬各员“赶紧严加讯究，以期水落石出”。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协助曾国藩办案。
曾国藩深知案情重大，心中没底。赴任前试图窥探慈禧太后的态度，便上奏“恭请陛见”，得到允准。1870年10月3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他。
太后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精细和平。”
仅此寥寥数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颇令人玩味。不过，曾国藩还是心领神会。朝廷虽然谕旨一道接一道往下发，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骨子里并不是十分重视，其中的隐情，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既然慈禧太后定下基调，曾国藩办起这件十分棘手的案子来也就容易多了。他办案的情况，从他的日记来看，不过是提集凶犯人证，点个名而已。如：
1871年2月17日：夜将张汶（文）祥之案细阅一遍，将凶党余犯及承审之名开一清单。
3月14日：夜阅本日文件，核科房批稿各簿。郑星使（郑敦谨）拟张汶（文）祥一案奏结稿，请余会核，余因细核一过，签出数条。
3月17日：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郑敦谨）尚书会审张汶（文）祥之案，将首犯等十八人点名一过，并未问供。
3月19日：午正二刻出门至贡院，与郑小山同拜发折件，即会审张汶（文）祥之案也。在渠处吃中饭。申刻出城，至水西门外官厅，送小山还京。
曾国藩办事一向比较严谨，可是处理张文祥刺马案，显然有些粗疏了。这也是看朝廷眼色行事而已。既然朝廷要求曾国藩把“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曾国藩当然要有所交待。1871年3月19日，即为钦差郑敦谨送行这一天，上了一个《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的折子，上报复审张文祥刺马缘由。
曾国藩为何草草结案，不再深究呢？曾国藩深感案情重大而复杂。越审越可怕，赶紧结案。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已熬审二十余日，该犯屡次绝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奄奄待毙，如旦夕丧命，反而让他逃脱残酷的死刑，所以应该迅速了结此案。
结案并不难，张文祥胆敢戕害重臣，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藐视，“情同叛逆”，何况张文祥实属“漏网发逆”，又与浙江南田海盗有勾结。及此都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理应凌迟（活剐）处死。1871年4月3日，曾国藩将张文祥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前摘取张文祥的心进行祭奠，以伸张国法而告慰死者。沸沸扬扬半年多的“刺马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落下帏幕。
曾国藩真是糊里糊涂了吗？恐怕不是！因为他在形势面前，早已选择好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否则，他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种答案。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曾国藩办事一向比较严谨，可是处理张文祥刺马案，显然有些粗疏了。这也是看朝廷眼色行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