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初定后，刘秀与一同出生入死的功臣勋将们宴饮时，突发感慨说：“朕要是不起兵讨逆，可能就要终身做学问了。”的确，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太学生出身。刘秀接着又问道：“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意思是说：大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又是怎样的境遇呢？）”太傅邓禹说：“我要是没有遇到陛下，可能是一个五经博士了。”扬虚侯马武见皇帝和首辅都这么谦虚，就说：“马武要是没有遇到陛下，一定是去做县里抓捕强盗的捕头了。”光武说：“你马武自己不去做强盗就万幸了，哪还指望着你去抓强盗？”君臣相对大笑。
这是何等其乐融融的场面，试想怎样的君主才能与自己的臣下有这份融洽？如果他不是个重情重义、宽容仁爱的人，他的属下会在他面前流露出开怀的笑声吗？
刘秀手下的猛将贾复作战勇猛，常置生死于度外，刘秀时刻关注贾复的生命安全。当听说贾复伤重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听说贾复的夫人怀孕了，如果生的是女孩，我的儿子就娶她；如果生的是男孩，将来我的女儿就嫁给他。”由于刘秀有意不让贾复出征，使他具体战功不多，但每当诸将论功时，刘秀都要替贾复说上一句：“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刘秀早年有“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叹，后来他就把执金吾一职许给了贾复，足见对他的赏识之心。为这样的君主效力，谁又能不舍生忘死呢！
冯异先前是王莽阵营中人，后又依附刘秀，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冯异曾连续数年镇抚关中，威权日重，民间称之为“关中王”，朝中亦有人非议。刘秀便将参毁的书信交给冯异本人，冯异看后惊恐异常，上表自辩，刘秀安慰他说：“没什么可以担忧的！”后来冯异入朝觐见，刘秀向满朝文武介绍：“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回忆起几年前在河北逃难时，冯异为自己弄来豆粥与麦饭充饥，刘秀又感慨地说那是一份无法报答的厚意，这些话让冯异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
大将李忠从军之后，不能照顾家人，往往失散。刘秀对李忠说出了这样的话来：“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
《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说道：“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刘秀一生勤俭节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他人，都是如此。
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开源，又要节流。为了减少用度，刘秀裁减了大量官员。建武六年六月的诏书中说：“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仅此一举，就省并了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其后，又省并了一些官职。“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不难设想，仅此一项节省的经费开支就是数以万计。
刘秀本人从不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他“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对于滥用民力，挥霍民脂民膏，他始终保持着警惕之心。建武十三年正月的诏书中说：“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由于刘秀严于律己，使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宫廷开支大为缩小。
对于民间，刘秀也提倡节俭精神。当时，厚葬之风盛行，刘秀为之下诏“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提倡薄葬，既可移风易俗，又能节约开支，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刘秀不仅提倡民间薄葬，也下诏自己薄葬。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言：“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令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去世。临终前，他不放心，又再次下遗诏强调：“我在世时无益于天下平民百姓，丧葬时应像文帝那样陪葬以瓦器，不要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作陪葬，要因山为陵，不起坟堆。各地刺史及其他官吏要忠于职守，不要来京奔丧，也不要派人递送吊唁奏章。”
因为刘秀平生节俭，生前交代不随葬任何金银玉器，全用瓦器，所以他的陵墓从来没被盗过。
出身皇族世家的刘秀，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在征战时就重视儒学，戎马倥偬之际不忘读书。史书记载曰：
及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征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天文，无不毕览。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求阙文，补缀漏逸。
刘秀不断“讲诵经书”、“采求阙之”，书籍自然不少。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月，刘秀车驾入洛阳城时，装载经牒秘书的车竟达两千余辆。做皇帝后，刘秀读经之兴趣更浓。《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载，刘秀“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群臣争上前，尝连日”。《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记载道，刘秀“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两汉之际，经籍散乱，刘秀“深闵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刘秀的经学水平和经学鉴赏能力之高，已得到世人的赞誉。建武四年，马援到洛阳拜见刘秀，在隗嚣面前对刘秀的评价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辨，前世无比”。史籍中的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张之辞，但基本事实是可信的。刘秀的确具有较高深的经学造诣和儒学修养。他不同于那些世代经学出身、专攻一经或数经的纯儒。家庭和社会环境及时代决定了他的志向，他不可能走一般儒生通章句、习训诂、皓首穷经的路。从他在长安读书时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到他在战争年代遍阅谶记天文，以及得天下后与群臣研经时论“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读经始终是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他从政治、军事需要的角度读经，因而不拘泥于章句之学，没有迂腐之论，学以致用，将儒学精义运用于现实，注重礼仪，以仁义之事取民心。在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到河北时，所至之处，召见上自二千石，下至佐吏的大小官员，“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在邯郸时，驻于河东的赤眉军对他形成很大威胁。有人建议他决黄河水以灌之，则赤眉军“百万之众可使为鱼”，他没有接受，而是另图发展。刘秀的儒将气质，是他得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刘秀本人具有非常高的儒学素养，所以在东汉建立后，他非常重视儒学的建设和发展。
东汉建立后，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各以家法传授诸经。他还常到太学巡视并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了很多私学。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
同时，刘秀广泛搜寻儒生，让他们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刘秀在搜寻儒生上，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只要是具有较高儒学造诣的人，他都极力争取他们为东汉国家服务。在刘秀争取的对象中，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隐士，以蔡茂为代表。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问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天下大乱时，因为蔡茂素与窦融友好，所以到窦融那里避难。窦融欲以蔡茂为张掖太守，固辞不就；每所饷给，计口取足而已。后来蔡茂与窦融归顺刘秀，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有政绩称。
第二种是为王莽政权服务过的儒生，以侯霸为代表。侯霸出生于西汉末年的河南郡密县（今新密市）。成年后，侯霸曾从师于九江太守房元，认真研读《谷梁春秋》。在恩师房元的辅导下，侯霸成为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3年～前7年在位）时期，侯霸因德才兼备，被招入朝廷，任命为太子舍人，从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后来，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招致多方不满，后又引发农民起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王莽曾广招贤才。五威司命（官职，负责纠察弹劾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以下的官吏）陈崇久闻侯霸才高德贤，即向王莽举荐。王莽便任命侯霸为南阳郡随县（今湖北随州市一带）县宰（王莽曾改“县令”为“县宰”）。
随县远离京城，因而常有一些亡命之徒流窜到此落草为寇，并与当地的一些豪强勾结。当官兵前去围剿时，草寇们凭借当地复杂的地形与官军周旋，剿匪效果不佳。侯霸上任后，见百姓因匪患苦不堪言，便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将一些豪强抓获。接着，他又采用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将贼寇逐一歼灭。于是，危害当地多年的匪患被彻底清除，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侯霸因剿匪有功被提升为“执法刺奸”（负责监察官员贪腐的官职），后又升任淮平郡（郡治在今江苏盱眙）大尹（太守）。
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在各地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王莽败亡，刘玄称帝。得知侯霸有贤德，刘玄使费遂（荆州刺史）携圣旨到淮平郡召侯霸入京任职。淮平郡的百姓闻讯后，纷纷扶老携幼到街上痛哭，肯求钦差让侯霸留下。费遂见民意难违，不便强求，只得无功而返。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在起义军内部的相互攻伐中，刘玄兵败，刘秀取胜后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建武四年，光武帝刘秀召侯霸入京城，任命为尚书令。因天下初定，政事多无章可循。侯霸因熟悉旧制，在收录旧制善政的基础上很快制定了新制，使都城和各郡方有法可依。第二年，侯霸因功高被任命为大司徒（相当于丞相），封关内侯。在任职期间，侯霸克己奉公，勤于政务，深得刘秀的信赖和器重。
建武十三年，侯霸因病去世。刘秀闻讯后悲伤不已，便亲自到灵堂哀悼。接着，刘秀下诏追封侯霸为“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封其子侯昱为于陵侯。
第三种是曾为割据政权服务过的儒生，以杜林、郑兴为代表。杜林，字伯山。东汉茂陵（今兴平市）人。父亲杜邺，任凉州（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刺史。他是汉经学家，博学广闻，精研孔子之礼仪祭祀，当时称为“通儒”。汉光帝刘秀征召他为御史，后又升为大司空。起初，隗嚣听说杜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再三请用他，杜林绝不从命，隗嚣非常气愤，派刺客刺杀他。刺客找到杜林见其推着鹿车为弟弟送丧，感其忠孝，慨叹说：“我虽是小人，怎能忍心杀掉有义之人？”于是逃亡而去。后来，杜林为隗嚣所拘，不久得脱，归顺刘秀。曾任侍御史、光禄勋、少府、大司空等职。他长于文字学，曾治《古文尚书》一卷，撰《仓颉训篡》、《仓颉故》各一篇（已失传）。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学问渊博。后来，郑兴受到隗嚣的重用。但在建武六年，郑兴脱离隗嚣，受杜林推荐，被刘秀任命为太中大夫。
刘秀对这些出身不同的儒生都非常重视，并且任命他们为国家的官员，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刘秀对儒学的重视。
由于刘秀对儒学的重视和提倡，儒学在东汉初年以及东汉一朝获得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