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8年，外戚王莽继任为大司马，开始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以改造西汉帝国。但是，改革的结果引起了混乱，同时，由于王莽对少数民族的错误政策和不断战争，也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这其中就包括北部边塞的匈奴。
如果王莽的侵扰，仅仅是在长城的南边，也许，今天的匈奴帝国史会变得不太一样。自呼韩邪单于以来，安安静静、臣服汉朝的匈奴人，也许会继续安静下去，就不会有后面吵闹纷争的故事了。可是，王莽偏不，他当权以后，先是为了讨好太后——自己的姑姑，命令匈奴单于遣送王昭君的女儿到长安来侍奉太后。接着，王莽又觉得这个匈奴既然也是汉朝的臣民，单于又是汉朝的外孙，名字自然也得和汉人差不多，最好只用一个字。当时在位的单于名叫“囊加牙斯”，他贪图王莽的赏赐，把名字改称了“知”。
后来王莽自己做了皇帝，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匈奴单于怎么能和自己一样，也持有玉玺，发号施令呢！于是，他派了个将军把以前汉朝颁发的“匈奴单于玺”要了回来，改称“匈奴单于章”，直接给单于降了级。到后来，他干脆把匈奴的称号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
同时，对于西域的国王，王莽统统给他们降了级别，从王变成了侯。不仅如此，王莽还野蛮干涉匈奴的内政，破坏汉匈和平共处三项基本原则：长城南，归天子，长城北，归单于；边塞有侵犯，及时告天子；匈奴不得接受汉朝的逃犯。一开始的几届匈奴单于，一方面迫于王莽的强大军队，另一方面贪图王莽的赏赐，也都忍气吞声。
王莽的胡闹导致天下大乱，自己也落得个被杀的下场，这对于匈奴人确实是个好机会。他们趁机宣布独立，不再受制于南方的王朝。更始帝即位之后，向在位的匈奴单于归还“匈奴单于玺”，还送还了一批滞留长安的匈奴贵族。然而此时此刻的单于，已不是匍匐在汉朝天子脚下的大臣，他要求恢复和汉朝间的兄弟关系，并且还将消灭王莽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后来，西汉宗室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再次派出使节到匈奴去。匈奴单于非常嚣张，甚至自比匈奴帝国的首任领袖冒顿，言辞之间，对汉朝的使者非常傲慢。不仅如此，匈奴单于还违背汉元帝时订下的和约，援助叛乱者卢芳侵扰汉朝边境，甚至在公元44年及45年，亲自攻击汉朝的领土，作为帮凶的是东边的乌桓和鲜卑。
到公元46年的时候，也就是呼韩邪单于降汉100年后，匈奴帝国已经重建起来，它的疆域基本上达到冒顿单于时的水平，大漠南北一统，东西部落降服。然而，与冒顿不同，它的复兴，不再是匈奴人自身力量的增长，而是汉人实力的削弱，这使他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复国机会。
公元46年是重建后的匈奴帝国最鼎盛的时期。前一年，它在侵汉的战争中夺得不少好处，而同一年，似乎也确定了乌桓和鲜卑的臣服。然而表面鼎盛的背后，早已深深种下祸根。
原来，单于的弟弟、王昭君的儿子、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按照传统应该升级为左贤王。左贤王就是匈奴的太子，未来的单于。然而在位的单于舆怀有私心，想传位给他的儿子，于是害死了弟弟知牙师。知牙师死后，应当递补为左贤王的，是前任单于乌珠留的长子日逐王比。但是，单于舆却立了自己的儿子乌达侯。因此，日逐王比心怀怨恨。到了公元46年，单于舆死去，他的儿子乌达侯即位，也许是上天的报应，乌达侯当了一年单于后，就死掉了。
他的弟弟蒲奴立为单于，日逐王比再次与王位失之交臂。
可能真的是上天在惩罚单于舆父子，替知牙师和日逐王比抱不平，单于舆父子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匈奴连年蝗灾，绵延几千里，草木全都枯死，发生了大饥荒，接着是到处传染的瘟疫，人民和牲口死伤大半。这是呼韩邪称臣百年以来匈奴所遭遇的最大天灾！复兴的匈奴帝国大举入侵东汉的第三年（公元47年），即日逐王比再次被剥夺王位的那年，他派遣使者，悄悄到长安请降，不料为蒲奴单于知道，于是内战爆发。蒲奴单于派出万余人马，前去捉拿日逐王比。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在日逐王比强大的兵力面前，逡巡不进。第二年，南方亲汉的八位部落首领以古老的匈奴习俗，拥立日逐王比为单于。从这一天起，西汉末年再次复兴起来的匈奴帝国，又一次在内乱之后，分裂为南北匈奴。
这八部的首领，又称大人，其祖先曾经跟随呼韩邪单于降汉，之后在靠近汉朝的地方居住。一百年来，一直和汉人和睦相处，过着富裕安康的生活。他们因为和汉人经常往来，渐渐汉化，不赞同单于舆父子的仇汉政策，决定再次恢复呼韩邪单于时代的和平。因此，他们在拥立日逐王比的同时，让他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日逐王比于是成了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即位后，上书光武帝，愿意为汉朝守卫边疆，抵御“北虏”（北匈奴）。
在小呼韩邪单于称臣的第四年，东汉送来牛羊35000头。27年后，草原发生大蝗灾，东汉皇帝赈济南匈奴的3万饥民，还送来米粮25000斛（相当于今天的50万升）。每次南匈奴人被北匈奴打败的时候，东汉王朝总是帮助他们，替他们找到更安全、水草更丰美的地方，让他们安居乐业。这些新的牧场，往往在汉朝的边郡，匈汉杂居，乃至互相通婚。祖祖辈辈马背上的匈奴人，开始放弃游牧生活，也像汉人那样，从事耕种，不再四处流荡。
南匈奴人降汉之后，遵守小呼韩邪单于所作的允诺，替汉朝抵御“北虏”。他们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北匈奴实施打击。本来分裂后的北匈奴，已经实力大损；再加上经常遭到南匈奴的攻击，处境更显狼狈。屋漏偏逢连夜雨，东边的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曾经服服帖帖的部族，也开始骚扰北匈奴。和百年前一样，北匈奴不得不离开故土，放弃蒙古高原的东部乃至中部，不久以后，北匈奴单于所能号令的地方，就只剩下高原西部了。
在这样的困境里，北匈奴不思自己振作，反而去欺凌西域的小国，以补偿领地的损失。不过，确实也是事有凑巧，当时称霸西域的是莎车王。他原来是受汉的控制，汉朝甚至让他做了西域都护，替汉朝打理葱岭（现在的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西域各国。不过东汉王朝后来可能觉得，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个外族人有些不妥，就又把职位收了回去。这下可把莎车王贤惹火了，他一方面诈称“西域大都护”，另一方面大肆侵略周围的邻国。到了公元46年，匈奴帝国最为鼎盛的那年，莎车王也成为西域各国的霸主。他和西域各国人一样，是一个白人。由此，西域第一次建成了统一的白人帝国。不过，这个叫贤的莎车王为人狂妄暴虐，经常欺压周围的国家。那些不堪忍受的小国开始时还向东汉求救，由于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们纷纷投向西移的北匈奴。到了公元61年，这个恶贯满盈的暴君莎车王贤被于阗王杀死。北匈奴趁机进入西域，再次控制整个塔里木河流域。之后，北匈奴也渐渐将统治中心移到准噶尔盆地，并定都在巴里坤湖附近。北匈奴再一次成了西匈奴，西伯利亚南部的丁零人和坚昆人也再一次臣服。这种情形和百年前郅支单于的西匈奴帝国极为相似。
南北匈奴刚刚分裂的十几年里，北匈奴对于汉朝非常恭顺。但是，自从北匈奴占据了西域、成为西匈奴之后，态度又渐渐恶劣起来。北匈奴的单于们经常胁迫西域的小国一起到汉朝的河西各地抢劫，害得那里的城门在白天也不得不关闭。匈奴又一度恢复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草原游牧霸权，并取得了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又开始野蛮的统治，令人难以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西域诸国不远万里派使节来洛阳，请帝国重新恢复在西域的统治，请求再次设置都护。“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而光武帝刘秀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史书中记载这件事用了一个“竟”字，也流露出一些惊讶、可惜的意味。
自从王莽代汉立新之后，种种失策造成大乱，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到刘秀重新统一的时候，天下已经受了二十余年战火灾荒的蹂躏。这对百姓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帝国此时实力非常虚弱。如果对西域有所举措，无疑要动用浩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这对百废待兴的帝国是相当困难的。孙子兵法中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说明战争这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要有足够的胜算才可以决定；同样，大的外交方略的实施也是关于国家安危的事情，而在帝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承受这样严重失败的时候，无疑是不适于开展对西域的攻略的。汉武帝在位时，曾组织了一次对大宛国的军事远征，结果第一次远征惨遭失败，军士死伤众多。于是武帝又再次组建一支数万人的远征军，为此而征发调用致使天下骚动，民间颇有怨恨之声。在汉帝国鼎盛之时犹且如此，东汉帝国是否能在西域的争夺过程中不犯任何错误，完美地取得成功呢？显然，没有任何人敢做如此保证；而刚刚有所安定的中国是否能够承受得了重大失败的挫折而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呢？这也是很令人忧虑的，刘秀不可能不做慎重的考虑。
当时的周边环境对刚刚建立的东汉政权也不利。西域诸国联合使团是在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到达洛阳明确提出重设都护的要求的，此前马援平定南越之乱，是在十九年（公元43年），而此时乌桓、鲜卑还在东北侵略边境，匈奴虽然遭受自然灾害和内部纷争，也没有公开的分裂，相反，这一年里匈奴骚扰频繁，“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西部羌人也蠢蠢欲动，此时接受西域的请求显然不是最好的时机。在以后的十余年里；匈奴一直动荡不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内乱；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南北两部；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拜汉使者于王庭。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祭彤在辽东大破鲜卑，二十五年（公元49年）又收服鲜卑，令其攻击匈奴、乌桓，永平元年（公元58年）大破乌桓。至此，边境的威胁才算全部解决，周边形势获得有利的局面，在此后一直十分的稳定，持续到再50年后的永初之乱。这些胜利主要在刘秀在位期间完成，也多是在西域使团来访之后的事情。当西域诸国热切盼望都护的时候，也正是刘秀为匈奴、东北地区大费精神的时候。在帝国面对匈奴正面入侵还不能施以有力回击的情况下，刘秀是很难作出发兵万里之外去和匈奴争夺西域的决策的。
刘秀出兵匈奴，也并没有绝对的胜算。匈奴的趁火打劫持续了二十多年，给汉边境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而当时中原经受战乱，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的反击。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反击侵略发生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由东汉帝国大将吴汉领军，结果在匈奴及其党羽卢芳的抵抗之下无功而返，而匈奴连年入侵却越发加剧。东汉的对策只有积极的防御，却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安定。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生产形态十分简单且本身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帝国的社会就要高级复杂得多，而且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匈奴平时为民，战时皆兵，而东汉帝国却要通过一系列的筹备、组织、征集、后勤、训练，在这些工作消耗大量时间及国力的同时，匈奴骑士早就跨上马背征战四方了。而且战争对双方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匈奴可以在对文明国家的战争中获取大量的战利品，而本身的损失对匈奴可以说没有根本的影响，除非是全军覆灭；东汉出兵目的只是保卫文明成果、为了帝国安全，要耗费大量的财物及人力才可以支持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当年汉武帝为了征讨匈奴，即使有文景之治厚实的基础也不免虚耗天下。所以，当时帝国不具备与匈奴做大的战争的实力，战胜匈奴必须要有足够的国力作为基础，而都护西域必然要和匈奴发生激烈的冲突。
刘秀作出拒绝西域请求都护的决定，实在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国力虚弱、周边不安、强敌紧逼，尤其是国力不济，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失去了必要的基础。所以，刘秀对匈奴一直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政策。刘秀首先确定同南匈奴建立亲善关系，妥善安置归附的南匈奴各部，然后同南匈奴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后，刘秀又设置匈奴中郎将，卫护南匈奴王庭，同时授予南匈奴单于防卫边塞的责任。这样，刘秀事实上就把北边边塞的防卫权交给了南匈奴，也就解决了北匈奴问题。
由于刘秀对南、北匈奴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就使南匈奴能够尽力为东汉防卫边塞，又达到了羁縻北匈奴的目的。可见刘秀实施的这些正确措施的结果，就是在南、北匈奴分裂后，使东汉北部边塞在短时期内出现了和平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