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的确是一代贤相，为国为民尽心操劳，为唐太宗出谋划策，治理国家，可谓鞠躬尽瘁。大唐盛世，“贞观之治”的繁荣的到来，其功不可没。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并让陈叔达在殿下唱名示之。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名列第一，房玄龄封爵邗国公，食邑1300户。其余大臣，皆依次封拜。
封赏完成，唐太宗说：“朕论卿等功劳，定封邑，恐不能尽当，不要讳言，请为朕各自言之。”
淮安王李神通出列说道：“陛下，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之事，功居臣上，臣窃认为不妥。”
唐太宗说：“义兵初起，叔父虽首应，也不过是为自脱其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卷土重来之时，叔父望风而逃。房玄龄运筹帷幄，坐定社稷，论功行赏，固然应居于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虽无所爱，但也不可以拿私恩滥封叔父。”
淮安王李神通惭愧而退，其他大臣便相互宽心说：“陛下至公，即使淮安王也不偏袒，我辈还有什么话可说。”
房玄龄为人非常谦虚谨慎，对于论功行赏之事深为不安，便面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功第一，心不自安。”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昔汉高祖封赏大臣，萧何居诸臣之先，卿即朕之萧何也，功列第一，理所应当。”
房玄龄叩头谢过，又对唐太宗说：“陛下，秦府旧人未迁官者多矣，他们都抱怨说：‘辈奉事陛下左右多年，今论功行赏，反而居前太子、齐王府大臣之后。’臣认为不大妥当，应当给他们加封适宜的官爵。”
唐太宗说：“王者至公无私，因此能服天下人之心。朕与卿等每日所衣所食，皆取之于民，所以设官定职，是为了百姓，当选择贤能之人而用之，岂能以亲旧为先后哉！新而贤，旧而不消，又怎能舍新而取旧乎？”
房玄龄听了唐太宗的一番宏论，心中赞叹：真英主也，想着想着便脱口而出：“英主在上，乃社稷百姓之福。”
不久，房玄龄进位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更爵魏国公。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公为仆射，理应为朕广求贤材，听说公日阅牒讼数百，岂有暇为朕求贤人哉！细小事务归左右丞，大事公预之即可！”房玄龄深以为然，感激唐太宗如此关心自己，更加为国事日夜操劳。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讨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为政之道，应当用法宽平，早晚尽心，恐一物失其所。闻人有善行，如已有之。不以求全而责于人，不以己之所以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公言甚是，朕以为为政莫若至公。昔日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于南夷之地，诸葛亮卒后，廖立、李严悲哭不已，非至公能如此乎？朕非常仰慕前世之明君，公不可不效法前世之贤相也。”
房玄龄等人回答说：“臣等谨遵陛下旨意，尽心效力。”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王硅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请求治房玄龄、王硅之罪，唐太宗派侯君集推问此事。魏徵上奏为房玄龄，王硅辩护说：“玄龄、王硅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看重，多所委任。其所考评之人，数以百计，怎能没有一二人不当者？察其情形，非为阿私所致。若推问出确有其事，陛下还能委之以重任吗？而且权万纪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为江山社稷计耳。”唐太宗才释而不问。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秋天，唐太宗问房玄龄：“隋文帝是个怎样的皇帝呢？”
房玄龄答道：“隋文帝勤于政事，每临朝，常至日头偏西，五品以上官员皆引坐论事，性虽不甚仁厚，也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之主。”
唐太宗说：“公知得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事皆自决，是不信任群臣。天下至广，就算一日万机，劳神苦形，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妥切。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委之以官，使之思天下之事，经由宰相审核，而后奏闻即可。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敢不竭力尽心，如此则天下何愁不大治乎？”
房玄龄说：“陛下知用人之道，使人人谨奉职守，尽其才能，过文帝百倍。”
唐太宗说：“公以宰相之职，助朕处理政事，自今而后，凡朕所下敕诏有不合时宜者，皆应奏明，不得阿从。”
房玄龄说：“臣遵旨。”说罢，告辞退出朝廷。在当时，众位朝臣对房玄龄尽于职守，无不由衷地佩服，唐太宗更加看重他，屡屡褒奖。
有一天，唐太宗宴请群臣，正值气氛热烈之时，唐太宗对王硅说：“卿精于鉴别，善于谈论，卿为朕品评房玄龄以下诸大臣，且自谓与他们相比如何。”
王跬起身离席，答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办事公允，臣不如温彦博；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然疾恶好善，激浊扬清，也是臣之微长。”
唐太宗深以为然，大臣们也深服王硅精辟的评论，而王硅对房玄龄的品评则最为精当。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从方方面面总理朝政，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秋天，唐太宗问房玄龄：“帝王创业与守成哪一个更难？”
房玄龄答道：“草创之时，与群雄并起，角逐天下，经几番苦战，才使他们臣服而拥有天下，臣以为创业难。”
魏徵反对他的观点，他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而失之于安逸，臣以为守业难。”
唐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取天下，出百死而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朕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以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谨慎处之。”
房玄龄拜谢道：“陛下既出此言，乃四海之福也。”
即使房玄龄忠心耿耿，但也有人对他不满，出言诬陷他。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踽，性格狷介，与群臣多不合。他见房玄龄深受唐太宗赏识，便心生妒恨，借机向唐太宗进谗言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诸位大臣，朋党不忠，陛下不知详情。他们执权顽固，只是未反罢了。”
唐太宗说：“卿言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以待之。人不能求全责备，应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朕虽不聪不明，还不至于不知善恶好坏吧。”
萧璃听了唐太宗的话，十分羞愧，内心不自安，唐太宗念其有功，不忍加罪。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房玄龄因微过被遣，归于府第。褚遂良上奏说：“房玄龄自义旗初建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今玄龄并无不赦之罪，岂可弃之！陛下如果嫌其衰老，可讽劝使之退休，不可以微小过失而弃数十年之勋臣。”
唐太宗觉得褚遂良说得有理，便有些后悔，赶忙派人召回房玄龄。但很快又因一点小过失，房玄龄再次被谴，归于府第。不久，唐太宗临幸芙蓉园，房玄龄听说之后，急忙让子弟洒扫庭院，告诉他们说：“皇上的乘舆马上就会来到。”房玄龄的子弟十分疑惑，以为他老糊涂了。就在这当儿，唐太宗果然来到房玄龄的府第，载之还宫。
相传，当时京畿一带大旱数十天，唐太宗载房玄龄回宫之后，便下了一场大雨，消了旱情。老百姓欢呼雀跃，说：“此乃陛下优待房玄龄之故也。”因此可见房玄龄在当时百姓的心目中，堪称贤相，深受人们的爱戴。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讨论世袭之事，并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着自己身为宰相，应为众大臣作出榜样，不应贪图功名，便上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已身居相位，又封宋州刺史，这样恐使大臣们追逐名利，惑乱朝政，臣以为不妥，请陛下先罢臣的刺史职位，以正大臣视听。”
唐太宗深以为然，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其爵梁国公。房玄龄辞掉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日能如此行动，皆玄龄之功也！”
后来，房玄龄加太子少师，当他初到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欲拜之。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辞不受。东宫的诸色人等，见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皆言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房玄龄进位司空，仍旧总领朝政。房玄龄觉得自己居相位日久，极宠隆极，累次上表辞位。唐太宗遣人对房玄龄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赖公已久，一日而去良佐之臣，朕犹如亡去左右手一般。公筋力犹健，精力未衰，再勿辞让。”
但作为个人，房玄龄有时太过依从于唐太宗，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不如魏徵敢犯言直谏，魏徵就此也曾批评过房玄龄。
有一次，房玄龄与高士廉在路上碰到少府少监窦德素。当时，窦德素正主持修缮北城门，房玄龄一见到他便问：“北门近来修缮的怎样？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呢？”
窦德素将此话奏给了唐太宗，唐太宗闻奏大怒，指责房玄龄说：“公只须知南牙政事即可，朕修缮一下北城门，与公何干？”唐朝的宰相议事处位于宫城南边，所以称之为南牙。
房玄龄见唐太宗怒不可遏，敢忙拜谢。魏徵上奏说：“陛下，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玄龄，而玄龄又为何而拜谢？玄龄为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内朝外之事无不应知者。如果修缮北城门乃为善举，那玄龄就应助陛下成之；如果不是善举，那玄龄就应请陛下罢之。玄龄问于主管之人，于理应当。臣实不知何罪而责，又何罪而拜？”
唐太宗、房玄龄听了魏徵的谏言，都觉得自己犯了错，赞叹魏徵耿直。唐太宗罢了修缮北门之事，房玄龄则对于朝中之事更为谨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房玄龄也不免身有过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于大政方针无不表现出一个大唐贤相的政治风度。
贤相遇明主，明主遇贤相，齐心协力，治国有方，国泰民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也是必然的。对于执政者来说，选拔贤才能人为自己的左右手，至关重要。君臣和，则万事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