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吴祖光曾对张中行说，，曹禺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
其实，太听话的，何止曹禺一人，在曹禺那一辈人中，这种太听话的知识分子，实在不胜枚举。比较而言，曹禺因为太听话而在解放后一事无成，实在是很幸运的，因为有不少人因为太听话的缘故而惹来杀身之祸。历史学家吴晗就是其中一位。
1948年，毛泽东认真读了吴晗《朱元璋传》原稿，对书稿中的关于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的一段描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吴晗《朱元璋传》对彭莹玉的看法如下：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吴晗认为彭莹玉"功成不居""功成身退"，不是为当官而闹革命的，很令人敬佩。吴晗之所以赞赏彭莹玉的做法，是因为在彭莹玉身上寄托了他自己的理想--吴晗本人一直希望革命成功后能回到书房做自己的学问。然而，毛泽东对这种"功成不居""功成身退"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对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毛泽东认为，彭和尚后来消失了，要么是他犯了错误，要么就是史料有问题。毛泽东为此还特地给吴晗写了封信：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来，古今中外，都有信奉并且做到了"功成不居""功成身退"的人，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但毛泽东不喜欢这种人，也不认同这种选择，于是便武断地认为，彭和尚后来在革命队伍中消失，不是他自己犯了错，就是史料出了问题。而吴晗作为历史学家，对史料问题自然有发言权，但他因为太听伟人的话，不惜对自己的著作大加修改，后来，他在《朱元璋传》序中说："我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吴晗还因此事对自己做了自我批评："以我自己当时的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轻率地根据不充分的史料，以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绝，认为革命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需革命到底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在到解放区以后，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所谓"功成身退"就是"半途而废"，就表明革命不彻底，这决非吴晗的观点，他这样说，不过是表明他太听话了，表明他对毛泽东的看法的无条件的服从罢了。
先肯定彭和尚是个彻底的革命者，然后再去找史料证明这一点。这种做法固然符合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但胡适的"考证"，是既可以证明自己的假设，也可以推翻自己的假设，而吴晗面临的难题是：他必须"考证"出领袖的假设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能找到史料证明彭和尚是彻底革命的，当然好；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史料"，他也必须创造出这样的"史料"，否则，他又怎能完成伟人交给他的光荣的任务呢？作为历史学家，如果只能为一些不容更改的"假设"寻找"史料"，那他必然掉入意图伦理的泥淖。久而久之，这样的历史学家只能成为俯首帖耳的"应声虫"。我们难以想象，这样的以听话为己任的"应声虫"还有秉笔直书的勇气和能力。事实上，一个"应声虫"也就失去了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独立思考正是一个学者的必备的品质。
1959年4月初，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期间，胡乔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事情的经过如下：为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公报由胡乔木起草。写公报时胡乔木遇到这样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1959年的"跃进指标"，要不要写入公报？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知道这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就建议胡乔木不要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公报。胡乔木没有听陈云的建议，也没把陈云的建议汇报给毛泽东，而是仍然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八届六中全会的会议公报里："中共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
胡乔木没听从陈云的建议，陈云也没放弃自己的看法。一有机会他就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1959年1月、4月，毛泽东开始接受陈云的意见了。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的态度有所改变。而胡乔木在写八届七中全会公报时，却把六中全会公报里的"跃进指标"全盘照搬。陈云看了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毛泽东同意陈云的看法，并且他从陈云那里得知，早在六中全会结束时，陈云就向胡乔木反映过这个问题，并请他转告毛泽东的。毛泽东这才非常生气。于是，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突然大谈海瑞精神："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说完这些以后，他表扬了陈云，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同时批评胡乔木："你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胡乔木挨了批评，立功赎罪心切，于是就找到吴晗，要他写关于海瑞的文章，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吴晗很快写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传海瑞敢说话、说真话的精神。
其实，毛泽东对海瑞的看法并不单一，他既欣赏海瑞的敢讲真话，也佩服他的忠君思想。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并向有关人士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吴晗关于海瑞的文章，只是涉及了海瑞敢说真话，敢批逆鳞，对海瑞的"忠心耿耿"却毫不提及，所以，我认为，他的关于海瑞的文章，虽然是为了宣传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但由于他没能领会毛泽东大谈海瑞的真实意图，所以，他的这些文章恐怕并未说到毛泽东的心坎上。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海瑞的态度自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他此前表扬过海瑞，所以也不便对海瑞来个全盘否定，于是他就说自己提倡的是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并说左派海瑞才是真海瑞，右派海瑞是假海瑞。把海瑞作如此划分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毛泽东对海瑞有了新看法，吴晗自然忙不迭地响应，他在自己的《论海瑞》的文章后面加了一段话，大意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然而，问题的残酷在于，文章写好了，白纸黑字，木已成舟，想反悔，哪里来得及。加一段画蛇添足的题外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徒留笑柄。而当毛泽东想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一个突破口来炮轰北京市委时，吴晗因为听话而写下的《海瑞罢官》成了送上门的靶子。最终，吴晗那些表明自己的忠诚，显示自己听话的遵命之作，都变成了射向自己的利箭，如此残酷而吊诡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慨然长叹。
也许有人认为，吴晗是因为太听话了，才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乃至身家性命，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问题关键在于，吴晗除了"听话"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我看来，吴晗那一代知识分子，要么选择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结果像曹禺一样碌碌无为，抑或像吴晗这样充当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要么选择桀骜不驯仗义执言，结果像张志新、林昭一样走上断头台，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像吴晗这样知名的学者，哪怕选择解甲归田告老还乡，也得背上革命不彻底的罪名。一句话，这代知识分子太难了！我想，这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恐怕就在于--生不逢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吴晗的"听话"，对张中行宣扬的"活命哲学"（"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恐怕就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