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1951年上半年，新中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各项政治运动的高潮中。谁也没想到，建国后的第一场大批判却从天而降。这场大批判是针对电影《武训传》的。《人民日报》还破天荒地为一部电影发表一篇文笔犀利的社论。社论指出：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是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这篇社论出自伟人毛泽东的笔下。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1951年的毛泽东可谓是日理万机，分身乏术，他怎么会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一部电影上，并且会因为一部电影而大动肝火大动干戈呢？原来，那一年，江青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正是她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才使得伟人震怒，狂飙从天而降的。那么，江青批判《武训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夏衍在一篇文章中说出了真相：
"《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
有人说："权势者都懂得要多多知道别人，而不要别人太多地了解他，或者，更确切地讲，不要别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在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眼中，江青的真面目不过是一个三流演员，而这，正是江青的心病。要想重塑自己的光辉形象，她当然要想办法先"灭"了自己的老相识，《武训传》这个电影为她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虽然她的目的最终没有得逞，但她的动机却是昭然若揭。
1954年，山东大学中文系两位学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批评了俞的一些观点，文章写成后，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被刊用，他俩又把文章寄给母校的《文史哲》杂志，终被刊用。这件事后来被某位中央领导获悉，该中央领导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当时文艺界有些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民日报》发表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太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要求《人民日报》的文艺部负责人袁水拍立即写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文艺报》，实际上是批评《文艺报》的负责人。这篇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发表后，虽署名为"袁水拍"，但真正的作者是毛泽东。袁水拍曾再三请求不要署自己的名，但毛泽东不同意。
这篇文章，措辞严厉，口气逼人。比如下面这些段落，读起来让人心惊胆寒。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本来是批评俞平伯的研究观点的，但随着《质问〈文艺报〉编者》的发表，调子突然升高，事态也在扩大。若干年后，蓝翎在《龙卷风》一书中对此事做了如下说明。
"时过三天，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事态在扩大了。
袁水拍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作协理事。但是，根据他行事谨慎的作风和文风，绝不会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如此大的口气。其实，袁水拍只起草了一个初稿，排出样子送审。毛泽东主席对送审稿作了重大的修改，连现在的题目也是他加的，并写了袁水拍的名字。袁水拍为此甚感不安，也不好说什么。"“1”
我们注意到，随着《质问〈文艺报〉编者》的发表，批判的矛头已由俞平伯指向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
现在看来，在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最大受益者是李希凡、蓝翎，因为受到伟人的表扬，"两个小人物"一举成名，大红大紫。当事人俞平伯只不过是虚惊一场。当时，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会上说，俞平伯可以不做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后来，俞平伯所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评职称时，仍一致同意给俞定为一级研究员，享受高知待遇。而这场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文艺报》主编冯雪峰。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冯雪峰不得不在会上发言检讨。他还被迫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我〈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公开检讨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所犯'错误'，随之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2”
1955年1月，陆定一、周扬和林默涵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临走时，周扬对毛泽东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泽东说："我就是要他痛苦！"“3”
原来如此。原来，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其目的不过是--"我就是要他痛苦！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满冯雪峰呢，为什么要让他痛苦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两点。
一，冯雪峰在文艺观上与毛泽东存在明显分歧。
"1979年1月，周扬在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认为冯雪峰的杂文写得不错，曾挑选他的杂文给政治局的成员看，但对他的理论文章不满。
在反对文艺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方面，冯雪峰与胡风有相同之处。他1945年写于重庆的长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分歧，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
在1946年4月23日《新华日报》的副刊上，冯雪峰发表署名'画室'的文章《题外的话》，认为所谓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看法，是'不妥当的'，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式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
冯雪峰绝对不会料到，他的这些文字实际上被看做是，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蔑视和挑战。其结果，是不到十年，他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
二、冯雪峰是个了解真相的"知情者"。
冯雪峰和早年的毛泽东交往比较密切。1934年，冯雪峰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当时，毛泽东遭到党内某些领导的排斥，处于人生低谷的毛泽东常常找冯雪峰聊天。党校杀了猪，冯雪峰就请毛泽东来改善一下伙食。
一次，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看过他的一些诗词，认为《西江月·井冈山》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又哈哈大笑。
那时候，毛泽东处于人生低谷，他和冯雪峰交往时自然是口无遮拦，不拘行迹。而若干年后，当毛泽东抵达权力颠峰时，再回忆起自己和冯雪峰的早年交往，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他（指牛汉）又回忆起'文革'坐'牛棚'时，和雪峰住在一个房间的情形，说雪峰的习惯是每天睡得很晚，都是过了12点才睡，所以，夜里他们两个人常常聊天。雪峰曾经谈到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认为毛实际上是反对鲁迅精神的。那么，毛为什么在延安时把鲁迅抬得那么高，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呢？因为，毛当时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来团结国统区的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这样的人，只有鲁迅。实际上，这不是对鲁迅精神的认同，而是对鲁迅的一种利用。"“5”
如果毛泽东真的是"反对鲁迅精神"，在延安时把鲁迅抬得那么高只是"对鲁迅的一种利用"，而毛又知道冯雪峰了解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那他对冯雪峰还会有好感吗？
在1995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人的求知欲有时毫无道理。对，好像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求知是人这种动物的本能。本能当然是无道理可讲，也无药可医的。有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了人的求知欲真是不可救药。有无辜者被黑社会抓去，要杀他了，他临死还要问一个为什么杀我。行刑者阿龙的回答颇有教育意义：'你知道的太多了！'"
这个故事很好玩，但我看了却笑出来。
注释：
“1”引自蓝翎著：《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0页
“2”“3”“4”“5”引自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3、20、96页
三个女孩，令我心碎
魏邦良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有三个女孩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三个女孩纯洁、高贵的品质，令我敬佩；三个女孩不幸、悲惨的遭遇，让我心碎。
桌娅·列舍娃：正气凛然，视死如归
桌娅是一个俄国女孩。10岁那年，她父母及哥哥均因信仰上帝的缘故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年幼的她被送进保育院。在那里，她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她说："谁也别想把我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下来，你们要取下它，就先把我掐死。"由于她的"不听话""不合作"，当局把她关进"残疾儿童保育院"。
所谓"残疾儿童保育院"，关押的都是一些品性恶劣的社会渣滓。在那里，桌娅以其过人的勇敢与坚强的意志顶住了一切：她没有变坏，反而以其善良与纯洁感化了不少不良少年。保育院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一天早晨，塑像的脑袋被砸了下来，翻倒在地，里面的空洞里竟然有一坨屎。国家安全局的人如临大敌，迅速包围了"保育院"，对所有少年犯进行审问。他们威吓道："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在这个当口，桌娅挺身而出，发表声明，说："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她被判了刑。当局原本要判她极刑，但由于她当时年仅14岁，当局"开恩"，判了她10年。因为生性率直和勇于反抗，她后来一再被加刑。父母和哥哥相继出狱后，桌娅仍在服刑。她的一生，真可谓把牢底坐穿。桌娅的遭遇令人心碎，桌娅的行为令人震撼。
这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女孩，为了信仰，她甘愿放弃自由，乃至生命。
这是一个敢于承担，视死如归的女孩。承认塑像的脑袋是自己砸掉的，无异于把自己推入绝境，可她却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这是一个充满爱心，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女孩。像她这样纯洁、善良、知书达理的女孩，是不可能干出往塑像的空洞里拉屎这样顽劣的事，但她不忍心看到同龄人因此丧命，只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了。
眼下，人们惯于投机取巧，精于明哲保身，善于委曲求全。"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宽"成为多少人视若拱璧的处世法宝；"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了人们自我开脱的绝妙遁词，和桌娅这个十来岁的孩子比，我们岂止是脸红、羞愧而已！
桌娅的故事，应该促使我们反思一下自己圆滑世故、充满智慧的言行。
桌娅·弗拉索娃：心明眼亮，情深意长
桌娅·弗拉索娃的父亲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弗拉索夫，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好人。因为同情农民，弗拉索夫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公共面包房，并供应他们面粉，此举违反了前苏联当局当时不合理的政策。弗拉索夫因此被判死刑。
在法庭上，弗拉索夫无所畏惧，慷慨陈词，他说："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像弗拉索夫这样的悲剧在当时的苏联为数不少，像弗拉索夫这样的宁死不屈的硬汉在当时的苏联却为数不多。弗拉索夫年仅8岁的女儿桌娅·弗拉索娃更是一个罕见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小姑娘。
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爸爸是坏蛋！"她就跟人打架："我爸爸是好人！"）她在父亲死后只活了一年（此前从未生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未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她不承认自己的爸爸是坏人，是出于对爸爸的爱，也表明她人虽小，却有头脑，有主见（此点最为难得）。文化大革命时，多少儿子揭发老子，多少妻子检举丈夫。有些红卫英雄为显示自己的革命立场，竟冲上台去对自己的父亲饱以老拳。和年仅8岁的弗拉索娃相比，他们是多么无知、野蛮！
失去亲人，人们当然会悲痛欲绝，然而，悲痛本身也会有疲倦的时候，时间的流逝，会让人们的心灵变得麻木，会让人们忘记那些哀伤的往事。可这个8岁的小姑娘却无法麻木，无法接受父亲被处死这一残酷的事实。她对父亲的爱太深太厚了，所以，父亲的离去让她陷入深重的悲哀中难以自拔。沉重的悲哀最终压碎了她花蕾般的生命。
当我们为8岁的弗拉索娃洒一掬同情之泪时，我们也不由得对前苏联当局的野蛮行径增添了一份憎恨。
高林：苦命的女孩，无辜的羔羊
高林父亲是一个右派，母亲受到牵连，在高林3岁那年病故。从此，高林和父亲在五七干校相依为命。下面两个细节，就足以说明高林的童年有多么凄惨。
父亲下田干活，高林就独自在干校里玩。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父亲。收工路上，父亲老远就望见高林垂著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父亲抱。一次，父亲抱起高林时，发现女儿嘴里含著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父亲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高林立即吐掉。高林一直静静地看著父亲，吐掉以后说，肉是中午父亲给自己吃的，最后一块，含著吮吮滋味，玩玩么。父亲向高林道歉，请女儿原谅，高林忍不住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高林的父亲也得去帮忙，高林也跟著熬夜。夜深了，父亲送高林回家，高林直到父亲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等高林睡着了，父亲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著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著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高林大哭著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父亲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女儿狠打屁股，狂叫著问为她为什么找死。高林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父亲只得用大衣包起高林，抱著在炉边烤。高林坚持把手伸出来，捉著父亲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父亲感觉到高林在一阵阵颤抖。后来高林睡著了，小手仍捉著父亲的手指。望著女儿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父亲直骂自己是个浑蛋。父亲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著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像，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苦难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懂事、特别用功。高林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某名牌大学，但因为父亲当时受到冲击，高林被剥夺了入学资格，遭此打击，高林一病不起，不得不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病情时好时坏，最终还是因病自杀。死时年仅25岁，和她去世的母亲，同年。
如果从宿命的观点来看，高林的命太苦。但我不相信宿命，我认为高林的悲剧完全是人为的。每一次对其父亲的惩罚都无一例外地殃及池鱼，波及无辜的高林。她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即使父亲所受到的惩罚是其罪有应得，也不应该因父亲的过错剥夺女儿上大学的权利。
作为一个善良而无能的人，我给予苦命高林的只能是毫无价值的同情；作为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我想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问题、思考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能逼出这一问题的病根，并最终铲除这一贻害无穷的病根，那高林的悲剧就不会重演，我们也就能以此告慰高林于九泉之下了。
"祖国"与"国家"：两个不该混淆而又常被混淆的概念
魏邦良
作家白桦曾因其作品《苦恋》而受到批评，白桦接受了批评，但也认为某些对他的指责是出于误会。
在一次接受记者的访谈中，白桦说："所以最后怎么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是一个不爱国的呢？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误会。你比如说，当时最有名的一句话叫作'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样一句话应该说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那篇评论员文章开始，然后特别是黄钢的那篇文章加以阐释，特别强调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要可以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误会。┅┅我是写一个很痴迷的爱国主义者，他女儿下面有一段很激动的话，就说：爸爸我知道您，我太知道您了，您苦苦留恋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话说得他没有办法回答，然后他女儿说我就要走了，我希望爸爸能够送送我，您曾经那样爱过她。她父亲就没有说话，母亲跟她一起走了。
就是这样一段戏，结果这样一句话，他把她改成一个'您爱祖国┅┅祖国爱您吗？'当时法国一张报纸，就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是两个概念，祖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不爱，也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国家是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因为国家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在'四人帮'的时代那个国家，怎么去爱呢？怎么去爱那样一个国家机器呢？"“１”
作家丛维熙曾写过一篇小说叫《雪落黄河静无声》，从立意来看，这篇小说与白桦的《苦恋》正好相反。小说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女的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男的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判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方，但两个相爱的人却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男主人公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这个被称为"六点钟"(一条直线)的典范人物是这样想的：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
我们看出，范汉儒对陶莹莹的指责与黄钢对白桦的批评完全相同，也就是作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都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但我认为，这样的指责如果不是出于误会那就是无的放矢。因为白桦笔下的那个女儿和丛维熙小说中的陶莹莹并没有不爱自己的祖国也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她们之所以要远走他乡完全是因为不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与凌辱．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游于斯钓于斯的自己的祖国是不可能也无理由不爱的，但对于那些不代表人民利益的特定的政权却可以说＂不＂。譬如，秦始皇暴政下的秦国老百姓当然有理由不爱秦国，而满人统治下的大清子民也有权利不爱＂我大清＂的．"祖国"这个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而"国家"这个词，其时代感则特别强。显而易见，"祖国"不同于"国家"亦不完全等同于"人民"。
1945年，当蒋家王朝打出"国家至上"的招牌蛊惑人心时，闻一多先生在这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其中说：
"有一个观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是'人民的世纪'吗？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２”
由闻一多这番话，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背叛国家的人并不一定就背叛了祖国（如果这个国家不能为人民谋一点利益的话），而拥护某个没落而腐朽的政权者也并非就一定是个爱国者？
事实上，如果不分清"祖国"与"国家"的不同内涵，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话是对还是错。下面可以举例说明。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后，胡适曾发过一番感慨；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３”
1949年，正是祖国和人民扬眉吐气容光焕发的时候，而胡适却说是"国家倒霉的时候"，如果胡适真认为"青山就是国家"，真"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那他就不会在蒋家王朝在大陆覆灭后如此垂头丧气如此丧魂失魄，也就不会大发感慨了。很明显，在胡适眼里，蒋家王朝所控制的政权就是他心目中的"国家"就是他所谓的青山，这样，他才会拉大旗作虎皮说出上面昏聩之语的。
正因为把"蒋家王朝"和"国家"和"青山"混为一谈，胡适才说出了这番貌似冠冕堂皇实则大谬不然的话的。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不能分清"祖国""国家""政权"这些内涵不尽相同的概念，那我们就很有可能为胡适这番话所迷惑所欺骗。
祖国、国家、人民之内涵并非完全相同，当国家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和祖国就融为一体了，而当国家为一小撮丧心病狂者所控制时（如四大家族所控制下的所谓中华民国），这样的"国家"就走向人民和祖国的对立面，这时候，我们应该学学闻一多，坚持"人民至上"而放弃"国家之上"的观念。
注释
“１”引自《温故》（之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第８７页
“２”引自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第２３３页
“３”引自向继东编选《２００５中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第２５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