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轻工部的调职通知，我于1956年末举家离开广州到北京，并于1957年元旦节日后即到轻工部造纸工业局报到，担任该局生产技术处处长，开始了我很不熟悉的政府机关工作。造纸工业局负责领导全国造纸工业，并直接管理多家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造纸企业。局长李在耘、副局长梁成恭（分管生产）和王长俊（分管基建）都是久经革命锻炼，组织领导能力很强的老干部。在各业务处中，生产处是有近30名干部，下设有生产、技术、特产三个科的大处，使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在所有几个处的处长中，只有我一人是非中共党员。生产处下属三个科的科长或负责人也都是中共党员，我既非党员又缺乏机关工作经验，自己遇事都比较小心谨慎，但机关工作确实比企业工作轻松，晚间和周日均可正常休息，而且很少必须即时决定处理的实际问题，加上多年的工厂实践经验，对主管生产技术的机关工作，并未感觉困难。
从1957年到1967年，是国内各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十年。造纸工业局在各种运动中经过许多机构和人员变化，我都一直被留局工作，仅在担任了4年生产技术处长后，于1961年改任局副总工程师直到1968年“文革”被关入“牛棚”进行隔离审查。这是一个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波动激烈，群众积极热情受挫，经济陷入相对困境，政局高度动荡的时期，而国际上则较普遍处于经济技术高度发展态势，连笫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败国日本和西德均处于经济发展起飞态势，而我国则事实上处于既贫困又相对孤立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相对不顺的一个阶段。作为主管全国造纸工业的轻工业部造纸局，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并未能发挥正常的业务领导职能。就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对造纸工业的生产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也相当有限。但此期间许多具体的经历和体会，却记忆犹新，深刻难忘。
机关工作的第一年
出差东北
到造纸局工作不久，局长李在耘就让我陪他去东北考察各大重要造纸企业，先后到了锦州、营口、石岘和牡丹江几个大造纸厂，李局长过去直接接触纸厂情况不多，此行每到一厂均参观生产车间，与职工座谈，了解具体情况与问题，看过的这些制浆造纸企业，在轻工业系统中都属规模较大，也是进行24小时连续化流水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他看后感到大大提高了对造纸产业的认识，收益较大。在正准备由牡丹江转往佳木斯视察正在试车投产的佳木斯纸厂时，他却接到轻工部召他立即返京的命令，他让我一人单独去了佳木斯。
佳木斯制浆造纸综合厂是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援建的唯一造纸企业，设计年产硫酸盐法木浆及纸袋纸、绝缘纸等各类纸张5万吨。附有较完整的造纸铜网制造车间，制浆造纸设备号称是世界一流的。我到厂时，工厂厂长胡凯同志正领导全厂职工热火朝天地投入试生产运行，试运行情况除原设计存在的局部问题外，基本顺利。但据我观察，这个厂的设施水平当时号称世界一流，但实际尚不如我1945年看到其1942年建成投产的类似企业，特别是碱回炉仍采用在美国已被淘汰的回转炉，而没有采用当时欧美已普遍采用的喷射燃烧炉，自控仪表也较少且相对落后。但看来苏联为佳木斯厂的设计和提供整套设备还是尽了很大努力，对苏联当时的帮助是值得我们热情赞扬的，当然，对其实际技术水平，我们还是应该作到心知肚明为好。
反右教训
当我从佳木斯返回北京时，中央反右斗争已进入高潮，各单位一方面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动员群众“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一方面又将这些敢于给党提意见的干部群众（以知识分子为主）作为攻击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已开始进行公开批判，竟然以所谓“引蛇出洞”，开始进行划定“右派”的工作。李局长被临时从牡丹江召回京，就是要他这个局长兼局党总支书记，负责造纸局的“反右”，根据大鸣大放时的言论，划定右派。在国家机关干部中，当时真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承认建国后伟大成就的，恐怕少而又少，出于进一步改进工作，提出较尖锐批评与建议性意见的人也并不多，一定要从这些人中，找出一定比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恐怕许多正直的领导干部都感到十分为难与不忍。但迫于形势，造纸局也不得不提出了三名知识分子干部划为右派。并下放边远地区监督改造。在全国几十万右派中，一些敢于独立思考并大胆进言的知识分子大概占了极大比重。这不独是他们的一个极大的悲剧，而且很长时间使群众干部都不敢畅所欲言，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政治损失更大，对我个人来说，这使我深刻考虑到，像我这样一个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受到多年国内外资产阶级教育的人，如对党的某些政策不够理解，一定要首先考虑是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问题，只有努力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决不可心存疑虑与抵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紧密相连的三年特殊困难
高涨的群众热情
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工农业生产实行大跃进，农村实行公社化。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方面充分依靠群众并努力学习苏联经验，农业进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工农业生产发展顺利，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大家都感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好，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步伐，实行大跃进及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群众积极拥护的。大跃进一开始，群众热情极为高涨。例如，中央提出1958年要完成非常难于达到的1070万吨钢产量，几乎可以看到全国全民和各行业都忘我投入炼钢活动。1958年秋，我奉派到广州纸厂出差，了解广纸大跃进情况。坐在京广铁路车上，晚上看到河南、河北铁道两侧，遍地小炼焦炉发出的火光，炼铁小高炉的热烈场面，内心极为激动。火车晚点，到广州已是午夜，车站不容停留，站前旅店都挂出客满，只得与广纸电话联系，当时已过午夜，各领导家中都找不到人，最后在广炼铁厂才找到羌逢戍总工程师，他驱车到车站接我到纸厂。午夜抵达造纸厂时，厂内干部几乎都在炼铁厂通宵奋战，这种局面，使我也陪伴他们观战通宵，次日仍照常坚持业务，这种热烈朴实的感人场面，非经亲历者所能想象。
“大跃进”似乎离不开脱离实际可能的高指标及其不良后果
似乎不提出各种任务的高指标，也就无从体现“大跃进”。为了争取完成那些实际难于完成的高指标，上级部门就免不了依靠强迫命令和瞎指挥，下级一般也依靠鼓动群众、层层压任务、瞎指挥，甚至弄虚作假，虚夸浮报相应付，也就无从讲究实际效果和群众利益了。为了1958年完成1070万吨钢这一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实施全面“大跃进”，一开始动员了全民炼钢，各行各业都要支持钢铁“元帅升帐”。许多造纸厂都接受了当地政府下达的炼钢任务，没有炼钢设备可以设法搞最简易原始的，造纸工人可以干完造纸班，再无偿加班参加炼钢，实际最大的困难是造纸厂完全没有炼钢的主要炼钢原料——铁或铁矿石和焦炭，一开始，工厂都尽量去找厂内可搜集到的破旧机械部件，职工家里的破旧铁锅盆等用作原料，这类东西有限，很快就得另想办法。我眼见天津造纸厂将全部生产车间地沟上的铸铁盖板，大礼堂座位两侧的铁椅架等都变成了炼钢原料，加上用烧锅炉的煤和木料炼的焦，用简易炼钢设备炼成的所谓钢，其使用价值，实际比不上所用原料，虽很明显劳民伤财、严重浪费，得不偿失，但这些都是统计完成1070万吨钢的有效成分。还有贪功邀赏的所谓“放卫星”，则往往造成更大损失，50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日产多少万吨钢的“卫星”，并刊登了一张附图，画了一个胸佩“环江铁军”标签的青年站在一张地图上，图画下面的标题是“环江铁军勇冠全国”。据了解，他们是利用一个深山谷作为炼钢炉，砍伐了上万立方的木材替代焦炭，人工采掘了大量铁矿砂与木材分层填入山谷，点火燃烧木材就算开始炼钢，根据铁矿含铁量计算可能产钢量，就向上级和媒体报喜产了多少万吨钢，这个方法能炼出钢来吗？当然只是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大炼钢铁在工业方面带头放了卫星，农业方面也并不寂寞，有的生产队放出了亩产三万斤稻谷的惊人“卫星”，报刊上并附有有人坐在收割前密集稻穗上的照片（实际是将其他稻田待收割的稻子拔出密集插入卫星田，然后拍照宣传的浪费造假行为）。放这样的“卫星”，人们虽无法置信，却只能随声惊叹，但其巨大浪费与虚假造成的许多不良后果，却无可回避。特别是粮食作物产量的浮夸虚报，实为后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源。
在造纸工业方面，当然不能无所作为，根据总路线的精神，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开始实行精简机构，下放直属造纸企业，造纸局本部由原来百余人的六处一室，精简为只剩30人左右的一个生产技术处和一个局办公室，全部直属造纸厂都下放地方管理，我也就成为留下的唯一一名处长。人数虽少，而且不掌握任何财物，却须面对许多实际无法实施的高指标任务，
造纸工业的“大跃进”与高指标
造纸是轻工部的重点行业，“大跃进”不能无所作为，1957年机制纸和纸板产量达到91.3万吨，比上一年的73.9万吨，达到15.7%的高增长率。为跟上“大跃进”步伐，并依据中央大破大立的精神，1958年已开始放松对产品质量、生产安全与成本管理，让企业职工实施所谓大破大立，即将通过多年实践为保证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人身与设备安全而建立的重要规章制度，均视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企业职工可以随意破除，以方便片面地追求高产量。在1958年秋召开的全国造纸工作会议上，为了进一步推动行业“大跃进”，造纸局还组织了各个与会企业的比武打擂，主要竞争制浆方面的每锅蒸煮时间、造纸机的运行车速，各企业在这方面的创新记录随时在会场的擂台板上公布。与会各厂领导都不肯落后，如是出现了有的亚硫酸盐制浆每锅蒸煮时间由6小时缩短到3小时，造纸机车速有的一次提高几十米/分，看来成绩很突出。但我们知道，突然出现3小时煮一锅浆，其成浆率可能极为低下，浪费严重，造纸机突然大幅提速，其断纸率高而成纸率低是必然的。这种打擂台的方式，对企业领导的压力很大，但比拼爆出的成果，基本都属弊端严重，实际无法正常实现的虚假数据，大量宣扬有害无益。因而经我们技术干部与局领导研究后，匆忙宣布停止打擂比赛，以减少不良的副作用。虽然如此，这些做法仍使当年纸张产量达到121.8万吨，增幅达到创记录的33%，似乎显示了造纸产业存在无穷巨大的生产潜力，却几乎没有领导去查找其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这些打擂的虚假显示，却对当时部主要领导，当时党组书记宋乃德产生了巨大想象，他在造纸会议上竟要求机制纸（包括纸板）1959年产量要达到500万吨，即一年时间就要实现增长三倍的惊人高指标，他的依据是什么？他说就是群众的冲天干劲。客观上，机制纸的增产实际需要增加大量生产设备和安排大量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浆造纸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即使国家安排新建投资项目，提供国家控制的必要的资金与设备，仅一年基建时间也来不及，何况根本没有这种安排（后来中央正式下达指标为220万吨，仍然比1958年高指标压力下勉强完成的121.8万吨高出近一倍）。但上级有要求，下级就得有行动，如何使造纸工业也能实现如此大增产大跃进？造纸局的干部们只能考虑所谓的依靠政治挂帅从思想上武装自己，放弃科学管理与采用先进技术，片面向下面强推不顾后果的高指标和不切实际的所谓简易技术，例如采用牛或马拉石磨替代打浆机。有人问，马不走如何办，我们一位颇为幽默的工程师回答说，那好办，我可以专门设计一种自动打马器，马一停不走就打，问题不难解决。事实上是技术人员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所谓新技术，却不能不去宣传推广，真是高指标瞎指挥下的典型无可奈何现象，1958年“大跃进”刚开始，造纸局就组织局内干部进行大辩论，企图从思想上，自我批判所谓依靠“木、大、国”（即依靠国家投资、办大型厂、木浆厂），改为发展依靠“小、土、群”（即依靠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办土法小型草浆厂）的辩论之后，立即组织生产处及造纸研究所一批技术干部到河南、山东等地区县和公社发动和帮助办土法小型草浆造纸厂，留下几个技术干部在京突击设计日产量为2吨草浆造纸的设备制造和安装布置的参考设计图纸。这类设计图纸完成后，各地纷纷全来索取，购买整套图纸重几公斤，每套仅收估计工本费50元，但后来结算竟盈余2万余元，可见想办小造纸厂而来购买者之多。但这种简单的小厂设施仍然需要适当的钢铁材料与电机，因能按之建成的为数不多，而被批判为“小洋鬼子”。由此不得不被迫搞出更简单更原始的所谓“四合一”的新设计（即只用一吨钢材，一万元资金，一个月建成，日产一吨纸）的设计去进行推广。对于本质上属于资金和技术相对密集的规模效益型的现代制浆造纸产业，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劳民伤财的浪费与瞎指挥。
在京郊建设40个小造纸厂的特殊任务
1958年9月突然接到我的直接领导，造纸局李局长对我个人的特殊工作布置，让我在北京郊县争取用两个月左右时间，组织动员、指导和依靠公社生产队群众，建成40个小纸厂。对于一个毫无财物权力的机关干部下达这种任务，今天恐怕很难让人想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计划项目，不给任何人、财、物力的条件下，上级能向下级个人下达这样的任务，不能不视为大跃进时期的一种特色。任务不能推辞，完成任务的办法要自己去想。发动群众办厂，首先需要有一批作动员和进行技术指导的人，也需要多少帮助群众解决一点最难解决的钢铁材料问题。几经努力，争取各方面帮助，向轻工业部设计院和造纸研究所借调了12位年轻造纸与机械技术员，又找到部手工业管理局，利用他们存有的一点钢板卷制了40个小造纸机烘缸，这就是我办这40个小纸厂的基本力量和物资。我将人员分成几个组，分赴京郊各县动员和指导社队办纸厂。我与技术员蔡融生（后曾任轻工部设计院党委书记）亲赴大兴县，当时郊县办工业的积极性的确是很高的。大兴县委工业书记亲自接待我们，表示对轻工部到县帮助办纸厂十分欢迎，但他自己需亲自抓大炼钢铁，只能派县委工业部长陪我们去各公社。我们到了大兴几个公社，大部分公社领导表示，要在轻工业部支持下发动群众建造纸厂。但使我记忆较深刻的却是与众不同的当时大兴县庞各庄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公社主任两位领导，他们认为公社能在轻工部帮助下办纸厂是好事，但造纸厂离不了要用当地农作物秸秆作原料，而该公社有限的秸秆，都是群众做饭与采暖的基本燃料，如都用作造纸原料，使群众失去了炊事与采暖的生活必需的燃料，他们是不敢做的，因此认为该公社缺乏建纸厂的条件。这两位头脑清楚，将群众生活放在首位考虑问题的公社领导，是当时情况下特别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态度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大约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全体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和一些公社、大队群众，砍树、献物、集资，竟然办起了十多个勉强能出纸的小厂。非常能干的蔡融生同志，第一个在大兴县魏善庄公社建成了小造纸厂，投产后，还请当时轻工部主管造纸的王新元副部长亲往进行了视察，得到他的赞扬。但我们既未能全面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还由于这些厂均属勉强应付仓促建成，先天不足，最后能维持生产的为数不多，对群众的热情与物质贡献，实在是一种损害，也使我深怀负疚感。但这类任意布置的任务并无人检查，其经验教训与人民群众的得失，更无人过问了。
试制陶瓷烘缸
当时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宋乃德，为了解决造纸建设缺乏钢铁，就提出以陶瓷代替钢铁，首先提出将耗费钢铁较多的造纸机的传统铸铁烘缸，改用陶瓷制造。虽然造纸和陶瓷技术人员都从技术上认为陶瓷性脆且导热性差，并不适合制作需要能耐压和导热性好的造纸机干燥用烘缸，但当时搞瞎指挥的领导是听不进任何说理意见的，专家们只能勉强表示：无先例可先试验。宋副部长为此组织了三批陶瓷和造纸技术干部分别到国内三个陶瓷工业集中产地——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和湖南醴陵研制陶瓷烘缸。我受命与造纸机械专家沈季超、国内最有名望的陶瓷专家赖其芳和游恩溥参加醴陵的试制组。用陶瓷烧制又厚又大的造纸烘缸，对陶瓷制品实属庞然大物，虽经陶瓷专家与有关重点陶瓷工厂的多方研究，基本上都在干燥或烧制过程都开裂，无一成功，我们造纸人员虽作好了造纸机机身安装等准备，却没有陶瓷烘缸可供配套试用，大家不能不在失败声中由湖南收兵回京。虽然这是瞎指挥下的必然结果，参与试验工作的陶瓷和造纸技术人员却备受吹捧以陶代钢者的指责，但也受到一些重视科学态度领导的关注。为消除不同看法与无谓的争论，轻工部还是为此举行了一次由较少出面理事的部长李烛尘（党外民主人士）亲自主持的陶瓷烘缸研制讨论会，参与这一工作的陶瓷和造纸技术人员，包括主管造纸工业的王新元副部长都受到一些不讲道理的批评，技术人员无一发言。王新元副部长说陶瓷有比钢铁耐腐蚀等许多优点，但抗张强度低、导热性能差，用于制作造纸烘缸，并非用其性能之长，作一点试验是可以的，但需实事求是地对待试验结果。李部长最后的结论是：听说现在有“四合一”的设计（指仅用一万元投资、一吨钢材、一个月时间，即可建成日产一吨纸的小造纸厂），用一吨钢就可以办一个一吨小纸厂，那就给这样的工厂一吨钢材吧。他比较巧妙地暗示了他并不赞同搞陶瓷烘缸的做法。使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陶瓷烘缸的研制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长沙看到的一些大胆社会考验与结果
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各地领导与群众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激情高涨，4至8月间我正奉命在长沙市筹备试验陶瓷烘缸造纸机，住在湘江小岛橘子洲头的天伦造纸厂，得到该厂的大力支持。在家乡长沙短短的四个月期间，看到当地的社会变化却极为明显迅速。如，四五月间，“大跃进”刚起步，当时日常生活用品供应很好，为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我还亲历了长沙市进行的一些完全信任群众自觉、放松管理的改革试验，如省图书馆简化借书手续，许可读者进入藏书室随意自行取书，部分面食馆进食后，食客付账采取自行向餐桌上悬挂的收款盒交款结算等等。但当人们生活还很贫困，社会道德意识还不强时，实际是经受不了这种考验的，到了六七月间省图书馆已发现藏书特别是贵重的善本古籍大量丢失，餐馆也发现实际收入大减，都被迫恢复原来的管理办法。而且，由于公有化之风日紧，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日少，供应日趋紧张，许多最普通的食品如花生米、熟肉制品等都逐步从商店消失，日常生活渐感困难，人们对生活前景，也有难于预料的感受。我们有一次去天伦造纸厂附近农村的一家农户小憩访问，原想讨杯水喝，但主人愁容满面，极力道歉说，他们家刚加入生产队食堂，已撤掉了自家炉灶，没法烧开水招待客人，还说他们家养的两头猪，明天就要赶到生产队去集体喂养了。这位农民兄弟对这些变化的无奈和前途命运莫测的心情，当然关系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前景，而农产品的供应短缺情况则是已经立竿见影了。在长沙短短几个月中见到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使人既兴奋惊诧，又不无担忧。
下达明知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任务
1959年7月间，部党组书记宋乃德专找造纸局的我这个生产处长和办公室主任刘文江两人谈话，问我们估计当年纸产量能完成多少。我们回答认为从上半年情况看，220万吨不大可能完成，大胆估计最高可能完成170万吨。他首先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完成170万吨确实困难，但谈锋一转，提到轻工系统的四大重点产品中食用的糖、油、盐三种因农业与气候影响已肯定不能完成，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保证机制纸这一重点产品完成任务。这种明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强迫下级去实现，是促使“大跃进”期间瞎指挥与浮夸虚报风流行的重要原因。根据部领导要求，造纸局只得研究了向各大纸厂与造纸公司下达需逐日汇报完成情况的高指标，每日检查明知无法完成下达的日生产任务。这使得有的地方轻工部门领导在汇报时质问我们根据什么给他们下达如此之重的任务，我们的回答是：“根据你们的干劲”，真是让办老实事的人哭笑不得。因为说办不到，就等于说自己没有干劲。我们也明知有些纸板厂将纸板水分提高到40%，纸张做厚，不顾质量，但求数量，应付上面下达的高指标，但即使如此，最后1959年也仅完成了带有虚夸成分的170万吨，与计划指标220万吨相去甚远。
作为一名应实事求是的技术人员，回顾我在“大跃进”期间的工作，虽说辛勤和疲于奔命，但从实际效果看，不但效果甚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起到有害无益的作用。每念及此，虽深感无奈，但内心却存在很大的负疚感。
被称为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体验与经历
1958年的“大跃进”与农村公社化，人民群众意气风发，举国钢铁挂帅，全民炼钢，完成了1070万吨的产钢任务，许多情景感人至深，人们期望的是能尽早进入使生活更富裕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限于当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较低的群众文化科技水平，加上干部有限的组织领导能力，以及逐步形成的逢迎领导、虚夸瞒报的作风，工农业生产数字虚夸得十分离谱。特别是农业公社化，并不适应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粮食收成下降，人民的粮食与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工业生产也因煤电及原材料困难，难以维持正常运行，实际效益很差，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这种实际情况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物资极端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曾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三年气候相当正常，实际困难是因“大跃进”、公社化等一些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极大浪费了各种物质资源，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形成的。对这种物资极端短缺，生产与生活极端困难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人们虽然难知其整体情况，但都有个人切身体验。
家人食物供应也成了一定问题
我这个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个人感受体验如何呢？就个人家庭生活方面，我家共有三个成年人，我和我妻及我姨母，因食品奇缺营养不良，他们两人都患浮肿。三个4至8岁的儿女，也必须自觉忍耐饥饿，有一次在家吃饭，主要是菜汤和小馒头，8岁的大女儿晓青在吃了三个小馒头喝点菜汤后，难舍地望望馒头盘，不敢再伸手去拿，就离开餐桌到卧室去了。我看她那渴望馒头的样子，就赶去卧室问她是否吃饱，她说，我还能吃好多呢，但每人粮食有定量，我每天只能吃6两，所以就不能再吃了。我为了试验一下她的食量需要，就又给她拿去四个小馒头，她很快全部吃下，孩子们的自觉克制忍饥表现，使我深感怜惜和为父者的无奈。我知道，首都北京的基本食品供应还是比较好的，粮食定量虽低，但能保证供应，而且都是大米白面，每户每月凭副食本还可买两斤鸡蛋以及芝麻酱等，虽然不能满足正常营养需求，北京的干部们都非常自觉，我不知道有人利用职权非法牟取额外食物。
南方造纸厂调研
1960年六七月间，我与造纸局李定荣工程师随同梁成恭局长，由北京去南方几省考察重点造纸厂，特别是由于困难被统一勒令下马停建的新建造纸厂的情况，研究领导部门可能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我们首先乘火车去四川成都，当时只梁局长买到软卧车票，我与李工程师两人则是坚持坐了约52小时硬座前去的，无法入睡，相当辛苦，好在凭粮票还能买到吃的。硬席车厢抽烟斗的人不少，但当时火柴很缺，有些农民模样的人抽烟点火比较特殊，他们是利用燧石打火引燃棉线再用以点烟，我深感兴趣，也为了解困，向一位烟民借了试试，虽能打出火星，却一直点不着烟，古老的简单方法，看来不熟练还用不上。
到了成都，随同梁局长住进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这里食堂虽然也收粮票，但对接待客人安排的肉菜副食供应很丰富，是当时很难享受到的。成都市面情况却显示了食物极端困难的情况，在成都有名的小吃一条街上，街两侧林立的闻名小吃店如龙抄手、赖汤圆等仍然招牌高悬，却都门户紧闭，全部停业无一营业。据了解，这些小吃店需要的辅料如肉、糖之类都难购到，而粮票有限的老顾客，则不愿到小吃店花宝贵的粮票，这当然使小吃店无法开张经营。我还看到在街头有人用竹编制得很精美的鸟笼，一个只换两斤粮票，并不卖钱，因为卖者需要的是粮食，但光有钱并不能买到粮食。陪同我们的四川同志非常遗憾地说，你们只有以后再来领略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的的富饶和美食了。政策对头，四川变化是会很快的，他们在困难期间仍然保持充分乐观精神。
我们在四川考察的第一家企业是成都附近处于停建的灌县造纸厂（其后灌县改为都江堰市，造纸厂也更名为青城造纸厂），它是设计安装两台造纸机生产高档特种薄纸，规模不大的新建厂。进入遍地篷草的厂区，看到未完工的造纸厂房中，零散堆放着不少尚未开箱的设备。除工厂原筹建主任和几名留守人员引领介绍外，十分冷清，一个应该繁忙的建设工地显得相当凄凉，当问道为何让杂草丛生时，他们告知是当地风沙大，保留杂草可以避免起风时遍地扬沙。参观现场后，筹建主任和几位留守骨干领我们到工厂简易办公室汇报座谈。他们认为这个工厂，建设工程规模不大，基建材料设备不缺，停建对减轻物资困难意义不大，建议及早安排恢复建设，使到厂设备器材免遭锈蚀毁损，新遣散不久的职工还不致大量流失，建成投产也能为社会增添财富。如果较长期无法恢复建设，就请求让他们都能调他们回原来调出的各自造纸厂去干本行工作，别让他们长期在此当看守。他们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和同情，“大跃进”遗留的这类问题，如对几乎所有新建厂，不加区别统一命令全部停建并遣散职工的做法，确实需要研究尽快解决。在四川我们还到宜宾考察了宜宾造纸厂和长江造纸厂、重庆的重庆造纸厂，这些老企业的领导人一方面为企业生产的原材物料的供应奔波求援，力争完成计划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职工艰苦的生活条件犯愁，力求大家日子能过得去，精神难能可贵。作为造纸产业领头人的梁成恭局长与企业领导们交谈交心，常为之动容，但职权有限，除与当地政府交换意见，争取帮助外，也承诺向中央反映情况争取政策方面的支持，对许多实际困难一般只能表示深切同情与期望形势好转。
我们从重庆乘轮船东下长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登陆，直接到在该地陷入停建困境的岳阳造纸厂。该厂地处洞庭湖的长江入口，紧邻京广铁路，水陆交通便利，厂区平坦宽阔，是我们看到少有的优良厂址，由于当地芦苇、木材可供量都较充足，工厂初期设计能力即为日产印刷纸100吨的较大规模。我们站在工厂小办公楼能北望长江，西临洞庭湖，东顾芭蕉湖，眼界极为开阔。浏览厂区已有设施后，与停建后留守的几位负责同志座谈，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厂址实在难得，中国造纸产业要发展，这样规模的工厂不但不应停建，而且需要快建与扩大规模，对于已草率建成的简易造纸机主厂房（计划安装两台日产50吨的造纸机），经讨论都认为基本建设百年大计，这样的厂房应该撤除，按合理设计重新另建。梁局长表示回京后，这是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尽早恢复建设的好项目。岳纸留守同志们也表示要努力建设好这个厂，建不成决不离开的决心。
我们到湖南去省会长沙与省轻工业厅领导交换意见后，直接到湖北武汉考察汉阳造纸厂。该厂是当时湖北省规模最大设备较好，以生产文化印刷用纸为主的重点造纸厂，“大跃进”中变化较小，生产尚属正常，问题较少。值得记忆的是原轻工部实际一把手宋乃德副部长因故被下放到该厂担任副厂长，作为他下属的造纸局局长竟成了他的上级业务主管领导，彼此见面谈话时都难免感到不适应。担任接待的厂长很理解，只安排他与我们见一面就没有其他接触了。
离开汉阳后，直接到江西南昌考察在该地的江西造纸厂，这是当时江西以生产新闻纸为主规模最大的造纸企业，“大跃进”期间，生产比较紊乱，省领导部门已组织新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他们的一些做法如首先恢复过去生产与计划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严明责任与赏罚，很有成效，与工厂和省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时，我们对该厂的快速进步表示赞赏，并鼓励坚持与深入，使企业能不断健康发展。
离开南昌后即前往福州，我们和福建省有关领导重点考察了停建的青州造纸厂。青州位于南平与沙县之间的闽江支流沙溪，靠近鹰厦铁路，设计建设年产强韧包装纸袋纸5万吨，我们看到该厂土建任务完成不多，但最重要的生产设备，由德国进口的日产150吨大型现代化造纸机已经到厂，而国内水泥包装纸袋紧缺，应该争取该厂尽速恢复建设。此次南方之行，我陪同梁局长亲自实地调查了解了南方一些主要造纸企业的情况与问题，特别考察研究了如岳阳和青州这样重要且建厂条件十分优越，却被统一强制停建的不当。回京后，经梁局长向轻工部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具体实际情况，说明这些造纸厂停建的不当和损失，积极呼吁尽早恢复建设。由于情况切实，都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较早批示各厂的恢复建设，建成后都成为国内的骨干造纸企业，壮大了造纸产业。这次南方之行是三年困难期间较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烧鸡闻名的河南道口镇之行
河南滑县道口镇政府在1958年开始筹建一个日产纸20吨左右，比较正规的造纸厂，他们认真对待困难，多方求助，在技术、设计、设备筹措等方面，都找过造纸局的我和轻工部设计院的周铁林工程师的指导帮助，1959年较顺利投产。该厂领导为表达谢意，当年特别到北京邀请我们两人前往参观指导，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只得应邀前往。道口是一个以出产烧鸡闻名全国的老镇，原来几乎户户养鸡，鸡多，制作销售传统美味烧鸡的专业户也多，鸡蛋丰富使镇内也设立了几家蛋粉厂，生产较易保存运销的鸡蛋粉。我们到道口仅一天多，主人陪同参观了新造纸厂和市镇，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这个以烧鸡和蛋粉出名的市镇竟见不到一只鸡，见不到一个销售烧鸡的摊贩。道口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没有人养鸡，也就没有了烧鸡，没有了鸡蛋，几家蛋粉厂也只好全部关闭。新建的造纸厂就是利用一家最大蛋粉厂的厂区的部分房屋和设备才能较快建设起来的。道口造纸厂由镇政府筹资建设，属地方国营性质，看来领导人非常认真努力，管理严格，产品质量较佳，产销两旺，当时原料麦草价格低廉，环保尚未提上日程，外排废水无需治理，生产成本低，经营效果良好，成为当地新的重要经济支柱。市镇政府和企业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帮助表示深切感谢，他们和我们一同吃过两次饭，也让人感到很特别，因为餐桌上基本都是以各种不同方式烹制的鱼，既没有鸡鸭，也没有其他肉类。主人再三表示抱歉说，现在在道口没有肉还勉强可说是普遍困难，但连鸡也吃不上，就让外来客人难以原谅了，幸好卫河就在道口旁边，河里的黄河鲤鱼没人管，还比较多一点，也没有禁捕和统一分配，价钱贵一点仍能买到，质量也很好，我们今天就只能靠这个待客了。离开道口时，主人对不能在临别赠送客人一只道口烧鸡和一点鸡蛋粉又再三致歉，我们很感谢道口同志们的盛情苦心招待，但究竟当时是什么力量，采用了哪些方式才使这个以鸡闻名国内的道口镇的鸡竟然完全消失？难道也与“大跃进”、公社化有关的一种困难吗？耐人寻味。
出差辽宁金城造纸厂的艰难体验
1960年9月间，外贸部通知轻工业部，我国金城造纸厂承担当年出口罗马尼亚的2000吨凸版印刷纸，罗方已多次催促，造纸厂却一直未开始交货，对外影响不好，请轻工部帮助督促解决。造纸局责无旁贷，由梁成恭局长带同我立即前往金城造纸厂了解情况，督促完成这一外贸任务。当时像金城造纸厂所在的小市镇，生活条件比大城市更困难。我们坚持与职工同吃大食堂伙食，第一顿晚餐，我买到的主食是二两灰色的蒸糕，是用带壳的高粱粉制作的，菜只是有几片青菜的清汤，初次尝试很难下咽，当时只吃下半两蒸糕，其余带回，饥饿时仍得靠它充饥。真是愈到基层，愈能体验当时的实际困难。我们了解该厂交不出外贸定货，主观上企业领导重点抓完成当年产量任务，将产品质量要求高又不列入考查指标的外贸产品就放到一边了，但客观上，原材料和电力供应困难，也是工厂难于生产合格出口纸的重要原因。该厂漂白用的氯气主要由本厂电解车间生产供应，但供电受限，电解车间经常停产而无氯供应漂白，也就生产不了白度要求严格的出口纸。我们和厂领导讨论，大家认识到企业应该重视搞好国际关系，今年一定下决心完成这点并不太大的外贸任务。梁局长帮助到锦州和沈阳有关领导部门联系解决增加供电问题，获得支持后，他认为留我一人在金城纸厂照料即可，他先行返回北京，我单独在工厂督促完成这一任务确实问题不大。但由于单靠食堂那点难于果腹的伙食，营养不良，大约只经过两周，已让旁人感到明显消瘦，工厂厂长刘国宝当然注意到，他在一个晚上专门到招待所看我，他开门见山谈到我的营养健康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单靠自觉实在无法保证必要营养，厂内职工能在自己房前屋后（该厂职工宿舍均为单栋小平房）种点大豆、玉米，也可用衣物等到附近农村换点鸡蛋之类食品作补充，这些条件你都没有，硬挺不行，这些天看来你精神体力明显下降，长此下去肯定会拖病的。厂里要负责，但你又不会同意搞特殊待遇，我们考虑目前厂里对病号还有条件每天供应半斤牛奶，每月给一斤砂糖，我已安排明天开始给你供应，因为你要工作，这比等你病了再给要恰当一些吧。对于这种实际情况与善意，我只能表示感谢接受，也可能就靠这些关心，使我在厂期间尚未病倒。生产出口纸始终遭遇各种物资供应困难，例如，漂白有了氯气，又缺石灰，实际是汽车没有汽油到外地去运石灰，这又需要去向主管部门紧急专案申请分配汽油。由于这些问题，使区区2000吨出口纸竟拖到当年12月中才保质按量交货。在进入12月后，东北天气日益寒冷，职工平房宿舍都依靠自己烧火炕取暖，我住的招待所整体由蒸汽供暖，但所内所有暖气小管道都在大搞超声波运动时，被割去制作超声波发生器了，当时又没有材料恢复，无法供暖，夜晚室内温度降至零下，寒冷异常，睡觉盖三条棉被，脑袋还要戴上毡帽御寒，早起还发现桌上的蓝墨水瓶也被冻裂。这次出差东北所经历相当饥寒的具体生活，特别加深了我对三年困难的体验与记忆。
从困难中获取教训，经济工作开始有所应变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民经济形势，中央领导号召重视调查研究，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不得不实施若干政策调整，以缓解困难。在农村逐步推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和取消集体食堂等改革；而在工业方面，则先后制定了工业生产二十条，加强企业管理的基本规章制度，并将部分重点企业收归中央有关主管工业部门进行垂直领导管理，在此情况下，造纸工业局又收回了十多家直属重点造纸企业，并相应恢复了部分职能业务处。
1959年末，原轻工业部主持工作的党组书记宋乃德，也因工作相当脱离实际，自以为是，更由于他与彭德怀的老关系而被批判并解职。部内新领导吸取前阶段教训，工作逐步走向有序。造纸局生产处工作转入抓重点企业生产管理制度的恢复建设，1960年汇编出版了造纸工业的基本生产管理规程，即三大规程（工艺技术、安全生产和设备操作）和两个制度（质量检查制度和设备安全检查制度），提出了改变文化用纸张“黑、粗、厚”，力求作到“白、细、薄”的初浅质量目标。但由于产量压力仍重（当年总产量任务180万吨），到1961年实际计划调整，才使纸张生产秩序与产品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由于全国工业生产进行全面调整，部分效益低和质量差、浪费大的小纸厂被关停，1961年全国机制纸产量由1959年的170万吨下降到了110万砘，但却是没有虚夸，质量较好的纸张，实实在在的110万吨。在此期间，造纸局的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业工作条例二十条，总的是非常务实，而且成效显著。只是在1960年秋推广“超声波”技术工作有失误。这种技术很简单，其做法只是将小口径铁管的一头砸扁，并插入一片薄剃须刀片，就成为了超声波发生器，将之安装到打浆机、蒸煮锅、漂白机中，通入蒸汽，据称即可取得降低能耗和提高设备能力，并改变产品质量的效果。轻工业部领导指示各专业局下令，在各企业全面推广，造纸局也指令各直属造纸厂推广，并要求企业及时汇报情况。上面号召，下面都奉命执行，并普遍报称已推广应用了多少超声波喷头，效果如何显著，实际只是敷衍上级而已。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刘西尧还在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根据综合的虚假汇报资料进行了总结表扬，但虚假不实的东西，不久便因无法掩饰事实真相，很快即全面自动消失，所幸这一活动，仅损失了一些小径铁管和废旧剃须刀片，造成影响不大。但使人感到，像超声波这样的技术，如经过深入研究，有指导有选择地试验进行，应有可能在某些工业生产领域取得一定效果的，但简单化的盲目夸大其无所不能，却产生了实际扼杀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恶果。急功近利，有时难免适得其反。
改任造纸局副总工程师
1961年夏，我这个局内唯一非党员而拥有一定行政指挥权的生产技术处长，被调任为并无明确职责，又似乎有较高技术地位的局副总工程师职务。与一直担任局总工程师的造纸前辈、老专家陈彭年在同一办公室上班。我们都不直接承担任何具体业务，只承担局长交办事项及有关处室的技术咨询或主动下厂调研，比担任处长轻松，也有更多时间研究思考技术问题。我与陈总两人当时都是香烟不离手的烟民，也是局内工资相对最高的人，但我们都只能抽最低级的廉价烟，我基本抽每包0.17元的“大婴孩”牌，陈总则因家庭负担重，就主要抽更低级的每包0.12元的“绿叶”牌香烟，干部们一般抽的每包0.4元以上的香烟既供应有限，我们也买不起。陈总即使抽这种最低级的烟，还常在月末发工资前要向造纸局互助组借钱买烟，局内工资最高的总工程师竟是经济最困难者，我是和他同室办公才知道的。
参与个别企业的具体技术指导工作
我曾随主管生产的副局长虞颂舜到天津造纸厂，邀请大连造船厂总工程师，共同研究了该厂酸法蒸煮锅体改造，究竟应否采取铆接式焊接的重大决策，最后虞副局长根据我的分析建议，确定采用比较可靠的铆接技术，经实践结果证明决策无误。1961年秋，我又单独前往佳木斯造纸厂研究解决化学浆多段逆流连续洗浆设备的正常运转问题。该厂建厂4年多，苏联援建的化学浆多段逆流连续洗浆设备，长期运转不正常，苏联专家在厂时并未能解决，工厂多年努力也未奏效。经我多次实地观察并索阅苏联提供的图纸，结合我在美国看到的类似设备（苏联此项设备实际系仿制美国IMPCO公司的产品），确定其图纸上所标明和实际安装的各段喂入辊，均误装了破碎辊，必须更换改装喂入辊。经与厂内技术人员讨论，一致认为合理，经改正过后，该洗浆系统立即进入正常运转。佳木斯纸厂的总工艺师一道陪伴我，研究了其一号造纸机纸卷分切下机后，两个纸卷长期不能自动分开，需吊高到离地3米下掷才能分离，每掷一次，厂房楼面严重振动，极不安全，但长期未能解决。根据化验室的多次测定，关键在于纸机两道脱水压榨的中高度不够，纸幅中部长时间水分过大，分切刀无法圆满完成中部两卷间的彻底切割分离，就只能长期依赖这种摔断的笨办法了。经研究决定，适当研磨出纸机压辊的中空度后，问题也圆满解决。也研究了该厂商品浆投产后，由于尘埃度过大，而出现的质量问题，经现场检查，实际仅在于技术上未及时决定筛选系统的管道流程，使筛选未投入所致。这个厂当时富有才华与经验的工程师不少，从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看，如总机械师费开平，总工艺师李民安，基建科长孙石麟，化验室主任周廉轩等都是能够一点即通，而且行动迅速的好干部。这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我认为主要在于工厂缺乏一位真正认真负责，深入现场了解关键技术问题，并重视运用工程图纸、化验数据等技术资料分析问题和及时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的全厂技术领导人。我在较短时间内能帮助工厂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不过是临时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而已。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1962年，轻工业部送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学员主要为各机关、院校、团体的非党员高级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领导骨干、文艺界知名人士等，学术界如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遗传生物学家谈家桢，文艺界如京剧名演员梅葆玖等，都与我在同一期。学习环境很好，主要以自学与分组讨论为主，对少数共同性的问题，则请有关马列主义学者专家进行集中解答讲授。
学习期间，我主要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部分马列主义著作，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比较感兴趣，对于“大跃进”、公社化期间出现的许多实际情况，我都怀有不少疑问，理当认真针对自己难于理解的一些政策，理论联系思想实际，寻求解答。但鉴于“反右”的教训，我自认为自己既非无产阶级出身，又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有问题都处在不正确的阶级立场上，因而决不能怀疑党的政策，弄不明白只有进行反省思考与自我批判，努力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许这种并不务实的学习态度，虽不解决学员的真实思想问题，但却相当符合当时的办学目的。结业前，我写的学习心得与思想检查，受到院领导重视，让我在全院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在学习期间，我还结合建国初期执行的全面学习苏联，强调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到苏联全部撤走专家，在企业中提倡大破大立等一些问题，我个人从实际工作中理解体会，进行了一些反思。但这些都从未提出过讨论或录入学习笔记。
我觉得建国之初，西方列强实际上对我国进行了全面封锁隔离，当时在外交和经济建设方面，唯一可以取得较大支持帮助的也只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苏联，执行一边倒倾向苏联的政策是无可避免的选择，苏联对我国的帮助也是相当真诚的，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只有苏联经验可以作为借鉴。我在东北各厂工作时，企业计划管理是从学习苏联的定额管理入手的，以后以培训和开展群众运动形式，结合生产实践，建立各种安全、工艺、设备、质检等制度也都借鉴了苏联经验。当时我国东北企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与健康稳定发展，与认真学习苏联经验确实密切相关，但苏联当局当时是否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并充分尊重这些国情和特点，则是我们难于知悉的。从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来华协助工作的造纸专家看，少数专家也有不够尊重中国和过分自信的缺点，如最初到我国的一位苏联专家威列基金，仅作了点小试验之后，就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稻草半料浆的建议，当时我国最短缺的是书写印刷文化用纸，而这种浆是并不适合生产这类纸张的，如果认为我们只能用这种浆生产最低档的文化用纸，则实在是太藐视中国人了。又如苏联造纸设计专家魏德曼，对我国造纸厂建设设计虽然作了许多重要指导，但在对广州纸厂扩建设计时，对我国第一台芬兰进口纸机厂房，不顾中国技术人员的反对，坚持将芬兰提供的厂房设计宽度缩减1米，结果芬兰配套提供的起重行车及一些横向配套管线都要切割掉1米，不但增加了安装工作的困难，而纸机挨网操作也嫌厂房过窄，明显得不偿失。其次对一间设计相当普通的第三造纸车间，也批评设计水平过高，形容“有如宫殿一般”，还对一些妨碍工厂总体布局的小建筑，也坚持保留不拆。这些虽然都表现重视建设中的节约观点，但实质上也存在过于自信、不够尊重中国技术人员的缺点。但后来我接触的驻轻工业部的两位苏联专家组长法捷耶夫和波里雅科夫，则都是十分重视中国国情，重视发挥中国技术人员作用，非常谦虚谨慎，讲求实效，平等研讨问题的素养很高的高级专家。后来对他们的全部离去，我个人是非常惋惜的。总的感到我们学习苏联，尊重苏联专家建议，对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实际受益很大。
对“大跃进”期间号召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学习期间也反复思考。感到在企业中破的一些规章制度大都是通过学习苏联与生产实践结合所建立的一些保证生产的人员与设备安全、产品质量稳定的一些必要守则，特别是一些安全操作规程，更是从许多血的事故教训中总结经验建立的，破了这些规章制度，死伤事故大量增加，这种“大破”很难令我理解。1961年开始执行中央颁布的工业工作二十条文件，实际上是根据大破以后的经验教训，重新恢复许多被大破了的一些规章制度，并较快地扭转了失控的生产秩序，对所谓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立在其中”的说法，究竟如何理解，我从学习辩证法中，并未得到领悟。这涉及如何分辨检验真理的问题，我当时只想到，真理应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认知，斯大林曾在他评论苏联曾经出版的社会主义教科书的错误，他曾着重指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可以发现、认识，也可以组织适应，但不能创造社会发展规律，批判了那些迎合某些革命伟人，宣扬革命导师可以创造社会发展规律新理论的根本错误。也说明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知才可称为真理，真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哪一位革命导师可以凭空判定。很可惜，我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判断是非真伪的这一根本思想基础。因而许多现实问题的思想实际并没有通，一些自我检查批判也并非出于对真理的真正理解。在这方面，我现在感到当时同组学习的许多同学，认知真理比我严肃得多，比我要高明得多。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组织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大问题，实在是点燃了当时浓重迷雾中的一盏明灯，引导国家探索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参加有关中央领导部的工业企业调研工作
1959年至1961年经历的国内三年特大经济困难，在困难中，开始对一些突出问题，对工农业的生产管理进行了适当调整改革，在工业企业中推行工业生产二十条，逐步恢复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安排比较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任务。到1962年工业生产形势趋于稳定。中央号召各级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领导工作的失误。
196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由李初犁副部长亲自带领部办公厅主任等重要干部，并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到天津市对天津造纸厂和天津纺织厂两个重点企业进行调研。为了配合这项调研工作，轻工业部派我参加这个工作组，主要参与对天津纸厂的调查，纺织部也派了一位处长，主要配合对天津纺织厂的调查。调查组的成员包括中组部办公厅王主任、干部处孟专员、红旗杂志社记者等，调查工作是非常客观和细致的。重点是1958年大跃进前后，企业在管理制度、生产实绩（包括产量、质量、成本，各项具体指标的变化数据）的具体分析对比，并通过召开企业不同岗位职工的小型座谈会，听取他们对这几年间各种事态变化的看法与意见。从收集的所有统计数据看，企业在一度放松各项管理制度及片面追求高产量指标的压力下，产品质量及设备运转均有一段时间内呈波动下降，各项原材料消耗指标却都有所上升，虽然在执行工业二十条后有所改变，但尚未恢复到“大跃进”前达到的水平。但职工们在召开的座谈会中，发言都非常谨慎，当谈及一些生产上出现的缺陷时，大都各自检讨自身工作存在的缺点以及对中央政策学习理解不够，并表示要加强学习，紧跟中央政策，一定能把生产搞得更好。个别同志提出一些如何使生产进一步稳定的问题，也是说得非常婉转的。但调查组充分掌握了大量实际生产变化的统计数据，对参加座谈会人员话里话外表达的含义，是相当清楚的，对企业所实际经历的挫折，尚未完全恢复到较好历史情况也是清楚的。
调查近四个月方结束，根据实际调研结果，写一个调查报告并不难，但既要如实反映这段时期企业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又要避免涉及大跃进时期一些政策对工业的不良影响，不得不煞费苦心（防止出现如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能不警惕的）。李副部长亲自领导对报告草稿的讨论，字斟句酌的修改，这才完成了一份适当反映实际情况，又很少涉及中央政策问题的一份调查报告。但在“文革”中，这份报告仍被认为是攻击大跃进的一株毒草，我虽然只是调查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成员，但这份报告也竟成了我的所谓“反革命罪证”之一，将我保留的一份副本进行了展览。
在参加中央组织部天津调研工作之后，又立即被派到由当时担任轻工业部轻工局局长李在耘领导的轻工业部天津工业调研组，这个组调查涉及不少我并不熟悉的轻工系统众多行业。我介绍了刚参加李部长在天津造纸厂调查的一些情况及经验，这个调研组的涉及面更宽，时间更短促，工作方法与调研报告的写法更为审慎，使其对改进企业管理的参考价值也相对逊色。
笫一轻工业部的民丰造纸厂“四清”工作队
1964年中央号召各产业主管部门，开展对所属基层企业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整顿。1965年笫一轻工业部组织了赴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四清”工作队，由部财务司吴彬司长担任队长，王新元副部长亲自担任指导，我被安排为工作队成员之一。“四清”工作的重点在清理领导班子、清理阶级队伍，因而队员基本都是中共党员，我这个非党员实际并不参加四清的核心工作，而主要分配照管企业的生产。因为“四清”期间，企业厂级领导，基本上要全力检查思想、反省工作上的缺失问题，应对工作组的审核，进行所谓“洗澡下楼”，因而无法执行正常的日常任务，生产领导实际会无人具体负责，已出现过“四清”期间，生产任务完不成，还有工伤致死、火灾等恶性事故。为防止“四清”期间出现这类问题，让我代表工作队全责照顾生产。这项工作责任重大，让我诚惶诚恐，每天巡视车间，观察与了解职工心态，根据发现的问题，对有关影响生产任务完成、人身安全与火灾隐患，都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并向工作队长报告，力争保证“四清”期间的生产任务完成并不出恶性事故。我过去多年的实际工厂工作经验，以及民丰造纸厂较好的管理基础，使我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任务。
民丰造纸厂处于平原水网地区，工厂生产部分碱法麻浆和草浆，其制浆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即排入附近河网。在此期间，工作队接受了厂区附近人民群众反映造纸厂排放废水污染大片河水，影响他们饮食生活的问题。王新元副部长对此很重视，亲自带领我和厂内技术人员，一同乘小木船由造纸厂废水入河处下行巡查，观察水质外观色泽和气味变化，并访问下游水网周边居民，了解受影响情况。据群众反映，他们附近的河水，有时颜色气味都很重，做饭很难吃，也很难喝，但有时水又很正常，我们也发现水网的南北河道有时确实存在不同情况，有时南面河道污染严重，北面河道却相当清澈，有时情况却相反。我们研究这是风向变化造成的。当刮南风时，造纸厂废水被吹向北部水网，南部水网很少影响，反之亦然。无风则影响南北总体水网，但影响显得较轻。无疑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与厂内技术人员研究采用将制浆废水先经厂内锅炉房炉渣吸滤后再外排，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炉渣吸附达到饱和，处理失效。这是我首次遇到群众较强烈反映的造纸厂废水污染问题，初步认识到这是造纸工业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
“四清”工作队对企业主要干部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也作了不少调查，工作队发现该厂两位高级工程师（是一对夫妻，其中女方陈志蔚还是中共党员和工厂的总工程师），两人在银行存款竟有8万多元，这在当时的工薪阶层中是一笔相当惊人的巨款，其来源极具贪污可能。但经分析研究，他们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在利润丰厚的私营民丰造纸厂工作，工资及奖励待遇很高，民丰改国营后，他们也一直享受较高的保留工资，而两人生活却极为节俭，计算他们长达20年的工资奖金的节省积累应能有此数额，存款来源并无问题。当有人问到他们存这么多钱打算作何用途时，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工资奖金用不完就存入银行已成为习惯，也没想到日子多了，会集存这么多，至于作什么用却真还没有考虑过”。这是老实话，当时社会物资供应奇缺，衣食不少要凭票，住房甚至简单家具都靠单位借给，人们普遍尊尚俭朴，钱多一点用处并不显著，而且人们也不愿和不敢显露私人财富。他们生活很俭朴没有任何张扬，由于有比一般人多一点的合理存款，也还是要引起“四清”工作队的注意。
1965年在民丰造纸厂搞“四清”，冬季也是在工厂度过的，嘉兴地区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办公室冬季是不供暖的，但确有令人难忍的严寒冬天，办公室和招待所宿舍都极感寒冷，当地办公人员似乎已经习惯。而北方去的“四清”工作队员们却似乎无此耐寒能力，只得在临时办公室烧起了炭火。我白天基本在生产车间活动并不感到冷，夜晚在招待所睡觉，由细心的老服务员照顾，给盖三条棉被还加一个“汤婆子”（可装热水取暖的陶罐）。本地人在自己家里也都是要设法采暖驱寒的。这次民丰的“四清”工作队在工厂过冬，预定任务似乎还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于1966年北京刮起“文化大革命”之风的情况下，受命在5月间匆匆撤回北京。
195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大概都对1966年开始发动，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有较深刻的印象，它触动、考验和教育了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当时的年龄、所处地区环境、所处社会地位等都不相同，其经历、遭遇和体会差别很大，但许多人从自身的实际经历体验中，痛定思痛，认为这经历十年的“文革”是国家遭遇的一场空前浩劫，它制造矛盾混乱，破坏了正常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在群众中造成对立的派性斗争，给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社会安定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浪费了发展经济、科技、文教事业发展的十年宝贵时间，伤害了一大批富有才华功绩卓著的好干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惨重，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教训也是深刻的。我认为这一教训让中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比较成熟起来，谁想再让群众盲从盲动，看来已不那么容易了。